一名北京医生在武汉救治重症病人的65天

文 | 《财经》记者 孙爱民 编辑 | 王小  

2020年04月02日 12:47  

本文4180字,约6分钟

“到病房,要经过四道隔离门。虽然你看不见病毒,但是每推开一道门,你就会想象,里面病毒的浓度在一步步增加”

医疗组队在隔离病区治疗、抢救病人;供图:唐子人

3月的最后一天,在与共同战斗65天的当地医务人员话别后,支援湖北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北京医疗队,启程返回北京。

从2020年3月17日开始,各地援鄂医疗队开始陆续撤离。按照国家卫健委的工作计划,高水平的重症救治团队继续坚守,直到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任务全部完成以后,再予撤离。

留守至三月底的医疗团队中,北京医疗队驻扎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负责新冠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的收治。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信息显示:北京医疗队151人,支援了武汉重症定点医院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共承担3个病区150张病床重型患者救治任务,累计收治患者345人,出院220人,转往其他医院轻症患者25人,重症、危重症占比最高时达到98%。

在新冠疫情的核心区域,进行重症患者的救治,医疗队面临哪些来自技术方面的挑战?积累哪些工作经验?

3月27日,《财经》记者专访了北京朝阳医院援鄂医疗队的领队、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采访当日,是医疗队抵达武汉的第60天,唐子人将在武汉“抗疫”的60天,分成了三个阶段:“遭遇战”阶段,“持久战”阶段,与“决胜”阶段。

《财经》:到三月底,你认为武汉的病人收治情况怎么样?

唐子人:北京医疗队有151人,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负责三个隔离病区,最满的时候150张床位住满了,随着疫情好转,三月底只有不到50名病人。可能还会有其他医院的病人转过来,这样的话,我们还得继续在武汉工作。如果没有病人了,有可能很快就可以回北京了。

《财经》:如果从抵达武汉到三月底分成几个阶段,你会怎么划分?

唐子人: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最初的10天,是“遭遇战”阶段,各种问题穿插在一起。我们1月27日凌晨到武汉,对一切情况都不清楚。当时武汉的医院整体上医疗专业条件相对较差,正如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说的那样,“大刀长矛,连擀面杖都用上了”。

刚刚抵达,就面临重要的任务:马上开隔离病房。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定点收治医院必须在确定的时间内开放病房,从急迫性来讲,就跟打仗一样,几点几分必须把高地拿下来。1月30日,改造后的隔离病房,开始接受病患。

北京医疗队到武汉进行医疗救治工作,相互之间,及与当地医院的合作需要磨合。北京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来自12家医院,彼此不熟识,工作习惯也不一样;支援队这100多人,管三个病房很紧张,是管不下来的,我们要与武汉协和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合作,也需要从认识开始。

再有,在“遭遇阶段”,我们收治的病人特点不一样,所有病人的收治均由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病人轻重程度不一,轻症与重症患者混杂在一起。

过了前10天,之后的一个多月,像是“持久战”,也是最累的一个月。武汉协和医院西区成为一个专门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把轻症患者转移出去后,重症病人陆续转进来,病人的数量持续在高位。一有病人出院,病床马上就会填满。

到第40天前后,大部分重症患者的病情平稳下来,病人数量开始下降。从那时起到现在,属于决胜的阶段。

《财经》:在前40天,物资供应,尤其是医护人员的防护做的怎么样?

唐子人:我们刚到时,武汉协和医院西区还没开隔离病房:这是一家综合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所以隔离不会像传染病医院那么严格。在成为新冠病人定点收治医院后,进行了快速的改造,以满足收治传染病患者的要求。

北京医疗队的物资,全部是跟着飞机带来的,我们是按照两个月左右的用量准备的,所以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还是比较充裕的。

但是由于开始阶段患者病情轻重不一,缺乏一些重症患者的治疗设备,比如呼吸机。

《财经》: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治疗难度有哪些?

唐子人:最难的有两点。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病情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但是什么时候到达症状高峰期,是不确定的。有的患者病情会突然加重,容易让医务人员措手不及。

此外,新冠病毒不只是攻击肺部,对人体各个器官的攻击,都显现出来了,包括心脏、肾脏,需要进行综合性的治疗。

《财经》:此次对重症患者的治疗,积累了哪些经验?

唐子人:在病人治疗的早期,就要进行抗病毒治疗。此外,对于重症患者的治疗,除了要实现病毒转阴,针对病毒带来的损伤,让病人建立起支撑能力也很重要。只有这样,重症患者才能存活下来。

当出现并发症时,支撑治疗一定要到位。比如病人呼吸系统不好,要进行各种氧疗来支撑。一种方法不行,我们就进行升级:鼻导管不行,就用面罩;面罩不行,就用高流量;高流量不行,就上无创呼吸机,再不行就插管。

其他的,比如说病人发烧,身体的容量不够,吃不下东西,容易激发血栓、肺栓塞等其他疾病,就得输液,缺什么补什么。所有这一切,从治疗的角度讲,就是支持、支撑。

病毒入侵,如同敌人入侵。家园遭到袭击后,会造成断壁残垣。把敌人杀干净了,但断壁残垣还在。在治疗上,你用药或者用什么手段,把病毒清除了,不代表病人能活下来。必须是断壁残垣都修复好了,才可以。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治疗,与临床上其他疾病还有一点尤为不同,病人在治疗期间,无法见到家人。医务人员跟重症患者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几乎是连接外界关心的唯一渠道,也是给病人信心的唯一渠道。

我印象中接诊的一名病人,第一次在病房见到她,身上插满了管子:胃管、尿管、两根腹腔引流管、一根胸腔引流管。她生完孩子的第三天突然出现消化道穿孔,住院手术期间感染上新冠肺炎。我见到她时,她平静地跟我说,“不知道还能否活着出去、见孩子一眼”。我当时告诉她,“我们会竭尽全力把你治好”。我们还给她准备了营养品、秋衣、护手霜等。

3月14日,这名病人康复出院,我们送给她所有医务人员的签名。病人感受到温暖,战胜疾病的信心与自己的抵抗、支撑能力也会增强。

3月14日,北京医疗队送别康复出院的病人 供图:唐子人

《财经》:支援队的工作和之前在医院日常的工作有何不同,是如何排班、分工的?

唐子人:医生的排班,变了无数次。当病人满员的时候,人手真得很紧张,要跟不同医疗队的战友并肩战斗,所以班次在不断地变化中。

我经历过非典疫情,对于长时间作战中保持工作状态感触很深。刚到武汉时,我就意识到这次医疗援助工作,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我们必须合理的分配体力,要保证充分的休息。

在武汉上班,跟平时上班是不一样的。穿着防护服进病房,消耗的体力、精力非常大,会很缺氧,精神还高度紧张。因此,我们必须合理分配体力,我对同事强调体力上撑不住要马上说。

我们有一个工作群,所有的工作情况、病人的状况都发在群里,即便在休息的时间,也能实时了解病人的情况,到交接班时也能很顺利。

一个班是八个小时,在隔离病房里的极限是四小时,我们轮流进去。我的班次是长白班,一次要查50个病床,对每个病人从了解病情到情况处理,至少需要三个小时。

我们接收的病人,绝大多数病情很重,每个病人的治疗,都要花费很大精力,各种抢救手段混杂在一起。往往一天班下来,真的很累。

和病人的交流有时会困扰我。武汉的方言很重,病人很多,而且大多是老年人,有时还会遇到耳背的病人,这时你就得提高音量与病人沟通,可我们都穿着多层防护装备耗氧就会急剧增加。

另外,我们还需要拿着手机,在查房过程中随时直播,在病房外面专门有一组人马,听着我们的手机录入信息,我这边口述医嘱,外边马上就按医嘱开处方等。

《财经》:从抵达武汉到离开的时刻,你眼中的武汉有什么变化?

唐子人:我们在武汉的驻地,位于武汉东南角,在一个开发区里。我自到了武汉后没去过其他地方,不知道整个武汉是什么样,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刚到时,从驻地放眼望去,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像一座空城。现在,路上行人零星增加,但还没到车水马龙的程度,到三月底离开时,我感觉这个城市在慢慢地苏醒中。

医生不是诗人,靠感性是活不下去的。当时逆行来武汉之后,目的就是为了把病人治好。你不可能让自己的情感尽情地宣泄,你还要做事,但是,仍有几个事情让我感触很深。

我有很多同学、同事,在武汉工作,他们从疫情刚开始就在坚守,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是作为援军来的,而他们一直都在。这种坚守,在最早期,是非常艰难的。

我在急诊科工作多年,能感受到他们的艰难与不易。急诊跟病房不一样:病房收满病人,就不再收了;但当某种疾病暴发时,急诊的窗口是不能关闭的。每天面对的都是蜂拥而进的病人,你控制不了病人的数量,想喘口气、休息一下,都没有机会。我非常理解他们在疫情早期的辛苦。

《财经》:在武汉期间,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感染新冠病毒?

唐子人: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人,每进一次病房,都会有这种担忧。

进入病房要通过四道隔离门。虽然你看不见病毒,但是每推开一道门,你就会想象,里面病毒的浓度在一步步增加。

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医疗队的领队,不仅要把自己调整好,还有把这十几个人的心理状况调整好。医疗队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过抗击非典疫情。虽然大家都紧张、担心,但是必须得正视,我鼓励团队有什么想法都要说出来,放在明面上讲。随着团队状态的调整,逐渐走上正轨,到了后期,再进病房的时候,大家的紧张度就会明显下降。

17年前的SARS(非典)疫情,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很多,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防护、状况调整都有很大的帮助。

《财经》:在临床救治工作之外,对于疫情有什么感受?

唐子人:作为一名医生,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能够充分显现出所拥有的技术,为病人解除痛苦,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高的职责。

每一名冲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都会为自己感到骄傲。现在武汉的疫情一天天向好,不久的将来,这场战役会结束,打赢它是所有战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都是这场疫情的见证者,见证了这场苦难;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体验到、见证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强,通过我们的努力,使许多的生命再次见到阳光,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祖国的强大,是所有在一线战斗的医务人员战胜此次疫情的信心来源。

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我已经50岁了,这次疫情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医生永远要不忘初心、坚守信念。

《财经》:你所指的“信念”是什么?

唐子人:救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