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之凶险，恐怕超出了疫情爆发之初时所有人的想象。
这几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因感染新冠肺炎进了重症监护室被全世界所关注。为这位率性的英国绅士祈福，愿他度过难关。隐居幕后多年的94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罕见地发表电视讲话，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大疫。她把这次抗疫和八十年前的“二战”相比：
“这让我想起来1940年的情景，我在妹妹（作者注：即2002年去世的女王胞妹玛格丽特公主）的帮助下第一次通过广播进行了演讲。那时，我们还是孩子，就在温莎堡这里通过广播进行了演讲。对那些迫于安全从家园撤离的儿童们进行讲话。今天，许多人将再一次感受到与挚爱之人分离的痛苦。但是此刻，与那时是一样的，我们深知，这样的做是正确的的。”
比英国女王年长一岁的华裔作家王鼎钧在美国撰文，亦将这次新冠病毒带来的危险与上世纪中叶的战争相比：
“家，任你钢骨水泥，也觉得不是堡垒，是个蛋壳。恐怖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并非感觉，而是外在的实体。这威胁，内战时经历过，1950年代台湾的高压统治时经历过，不料晚年在另一社会中又经历一次。”
有人说，新冠病毒真正实现了人人平等，不论贵贱贫富，谁也没有免于被感染的特权。从病毒的感染力来说，它确实做到了一视同仁，包括英国首相在内被感染的政要、明星，长长的名单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在防控病毒感染和感染后获得什么样的医疗救治这两个层面，贫与富还是不平等。富有者有更多的防控病毒感染的资本，即使感染也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一位在美国的科普工作者“李子”研究了美国纽约新冠疫情，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让人惊讶的是，病例最多的并不是人口密集的曼哈顿，而是北部的Bronx、Harlem、布鲁克林的东南部和皇后区一些地方。这些地方说白了就是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差、贫困人口比较多的区域。这些地方医疗、卫生条件更差，而且人们不得不出门工作，无法像很多纽约人一样呆在家里。”
这个现象大概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较长时间宅在家里避疫是奢侈和昂贵的，对穷人来说尤其如此。即使对家有余粮、财务状况不错的中产者和富人来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下决心付出规避风险的机会成本。大家可能还记得疫情爆发之初，湖北采取严格管控措施期间，与江西一江之隔的湖北武穴市一位男子划着木盆渡过长江到了江西九江。他对截获他的江西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说，冒险过江是为了找工作。
有些人认为那些急着跑出去找活干的人是“捣乱”，为什么不能忍受更长的一段时间？凡持此论者大约不知生活之艰险。对许多人来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比可能感染上新冠病毒更可怕。中国古人形容为谋生走街串巷的行脚者，有两个词，“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这样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占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他们为了生存必须栉风沐雨，胼手胝足，穿行在大街小巷，其感染病毒的概率比宅在家里的人高得多。能够宅在家里避疫的人，是靠“贩夫走卒”们的服务才能生存下去。无论是快递小哥送来从电商那里订购的货物，还是严严实实戴着口罩到小区门口的菜店走一趟买来菜蔬，宅家的人们享受这种安全便利的另一面，是无数劳动者仍然像平时一样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劳作。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疫情防控是否成功，不看有条件宅在家里的人，而是要看不得不抛头露面、挤地铁去工厂、菜市场上班的人。这些人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控住新冠病毒传播，富人也是不安全的，因为没人能生活在真空里。
用“木桶效应”或许更能说明白这个道理。木桶效应又叫木桶定律、短板理论，是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的。其核心内容为：一只水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水桶理论”还有两个推论：其一，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那水桶才能盛满水。其二，只要这个水桶里有一块不够高度，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一只木桶箍得再紧，如果只要有一块短木板，它就会成为整只木桶盛水的限制因素。
如何补齐短板，是一个重大课题，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更是如此。这个理论适用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也适用于整个世界。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日前接受采访表示，全球病例数猛增警告我们，全世界要团结起来，帮助医疗资源不充足的国家一起抗疫。全球疫情取决于控制得最差的国家，不取决于哪个国家控制最好、最早。“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没有控制好”，这个病毒“就会向全世界蔓延”。他认为，如果印度和非洲出现新冠疫情流行将是人类灾难。
如此严峻的形势，全世界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应该都看在眼里，明了于心。中国的疫情爆发早，也防控得早，现在境内传播基本控制住了，重点防境外输入。中国在本国防控工作不松懈的同时，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不但是出于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心，更是出于对本国居民长远利益的负责。美国、欧洲也快熬过最艰难的时期，以这些国家的医疗水平、经济实力和社会管理水平，控制住疫情应该问题不大。现在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领袖所必须马上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帮助经济不发达、医疗条件差的国家抗疫。
一个社会贫富悬殊过大，不但使众多穷人的利益受损，也将富人也置于巨大风险之中，所以效率和公平不可偏废。灾荒年间，一些富人主动开仓放粮，办粥厂救济穷人，少数是出于道德自觉，更多的是一种利弊算计，穷人如果没饭吃，铤而走险，自己是不安全的。
为了新冠疫情的防控，一国或一个地区在财税支持、工作保护等方面向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倾斜，是为了补齐防控的短板，使全社会获益。在世界范围内，强国、富国帮助弱国、穷国抗疫，亦是这般道理。
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因为争江西厘金的事和他保荐的江西巡抚沈葆桢闹翻了，许多人认为沈葆桢是忘恩负义。江西义宁人陈宝箴是曾国藩的幕僚，他用一个比喻来劝诫曾国藩：“舟行遇风，舵者、篙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喜怒无常也。”
陈这段话的意思是，一艘船遇到了大风浪的危险，船上掌舵的、撑篙的、划桨的人互相跳脚叫骂，埋怨对方，虽然是父子兄弟也是如此。等到危险过去了，船平安到岸，大家摆酒慰劳，又和好如此。曾国藩认为这不是小人喜怒无常，“向之垢惧舟之覆，非有私也。”大伙儿相互责骂是因为担心翻船，目标是一致的。
新冠病毒全球肆虐，全人类处在风浪中的一艘大船上，不同的国家，无论制度和文化差异有多大，共同的目标是保住这艘巨轮平安航行，彼此争吵、埋怨是难免的。不过等风平浪静后，能否“欢若平时”，就难说了，毕竟没有“父子兄弟”那样割不断的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