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作用，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省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浙江出台了消费新政，近日，浙江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消费提振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快研究制定发放消费券、旅游券等消费提振政策措施，促进疫情后消费市场复苏。鼓励实施一周4.5天弹性工作制，支持有条件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无独有偶，江西等地也出台了弹性工作制和消费券等制度，那么，如何看待目前这些促进消费的政策呢？
首先，面对疫情的冲击，我们要看到中国消费和经济的基本面是向好的，目前的情况只是一次性的情况，面对目前的情况，中国已经开始积极行动了起来。中国的经济目前已经转向了消费主导型，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中的比重日益增加，由于中国当前的外部经济环境日益复杂，海外严重的疫情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形成一定冲击，因此消费在当下更加重要。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定位于促进消费的4.5天弹性工作制是否会对促进消费有用呢？
从直面上来看，弹性工作制可以促进休闲时间增加，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购买商品促进消费，同时，也可以在休闲当中进行主要是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性无形产品的消费，因此弹性工作制对于消费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弹性工作制可以让人们有更多时间休息，从而享受生活和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整体的工作效率提升也有帮助，间接可以提升生产效率。
在过去，由于中国还是主要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导结构的经济结构，消费在经济贡献当中相对贡献比现在要低，同时经济资本处在积累期，因此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还实行每周休假一天的制度，职工全年休假时间偏少。而反观欧美，在上世纪80年代就实现了休闲性社会，全年休假时间比较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职工的休假时间也随之变长，随着十一黄金周和双休制、职工年假制度的确定，中国职工的休假制度框架基本确定。这无疑给中国职工带来了福利，也促进了消费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休假可以带来消费的增长，但不一定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作用。根据数据，1956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2元，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9853元，名义增长224.1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8.5倍，年均实际增长5.6%。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3年的18488元增加到2018年的26112元，年均实际增长5.2%。黄金周制度实现以后，对于拉动消费也有很大的作用。
不过也有数据和这个数据冲突，比如说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实行黄金周休假制度前的1985年到1998年，14年间旅游业的增长基本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而1999年实行黄金周以后，除受非典影响的年份，旅游业年收入的增长也基本保持在10%到13%左右。即使是在首次实施黄金周的1999年，旅游业总收入最高增长率也只达到16.4%。
可见，从数据上来看，休假对于消费的增长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可能一方面是休假期间对消费的作用一次性释放，而在其他期间消费者的消费减少，从而“熨平”了消费增长的曲线。也可能是消费增长主要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时间消费的原因，而是由于收入限制和消费供应和消费需求不够合拍的原因。
如果采用弹性工作制度，能够拉动多少消费呢？首先，可能并不是所有单位都有资本实现弹性工作制，很多单位需要考虑到自身的效益，如果说单位的生产要求无法实现，那么所有单位落实弹性工作制就有难度。其次，弹性工作制是否真能拉动消费在现在情况下也难说，消费取决于收入的增长，而现在，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消费者可能并不是有放假时间就能够促进消费，也要考虑到收入的预期。其三，消费者的消费也有其规律，也需要提升商品的高质量供给水平，同时避免快速投资消费的潜力，如果通过放假快速透支了消费的潜力，那么无疑结果将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的美好。
当然，弹性工作制度本身是符合人们的需求的，弹性工作制度可以预留出更多的休闲时间，可以和家人朋友相处，也可以用于提升人力资本，而弹性工作制度需要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多方面因素。
就笔者看来，应当对弹性制度推广考虑到相应的人群，鼓励对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人群推广弹性假期制度，同时结合多次消费刺激方式配合休假制度的改革，帮助人们各种方式来合理安排消费的频次；鼓励人们理性消费，拉动个性化和高端化消费，反向推动消费品高质量供给水平的提升，从而提升消费水平的提升，增加消费者的整体福利。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博士;编辑 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