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抓住五一长假的机遇，在这之前给老百姓发钱。”4月1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参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线上论坛时强调。
姚洋表示，很多宏观政策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比如搞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放水把股市托住，但对经济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大家都停工了，不需要钱，美国走无限量的QE是一种自杀行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中国现在比美国要好，因为我们走出疫情比他们要快，有些企业的的确确需要资金，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都放在货币政策上。
姚洋认为，目前应该把重点放在服务业复工复产上。服务业占GDP的比例55%，是大头，但现在重点放在制造业上，制造业占到GDP不到30%。服务业一停，还有交通运输、建筑，其实往下掉的非常厉害。另外，服务业不起来，消费就起不来。
以下是会议实录（有删减）：
姚洋：听了上面几位专家学者的讲话很受启发，我谈一点比较具体的吧，关于中国怎么走出经济低谷，疫情影响的问题。
前面几位学者对大的问题做了很多判断，我想还是从复工复产谈起，这是现在看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现在复工率，制造业接近100%，但是开工率没有那么高，复工率但是没复产，复产率到底有多少呢？我估计没有超过80%。如果看一下服务业，复工本身没有超过80%，复产就更低了，美团做过一个调查，餐饮业的复工率是80%，但是他们的销售额没有到平时的40%。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显然是在大规模的衰退之中，我也同意刚才一位学者说的，影响是不平衡的，受到影响最多的是低收入阶层。大家提出来，我们可以搞公共设施，吸收就业，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这些工人不像以前，把他们随便扒拉去，搞装修不行了就去修路，我估计没人去，现在工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老家在江西中等偏下的农村，我看大家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工作的，还要挑工作，所以，影响是不平衡的。
这里头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没有消费。刚才大家提了宏观政策，很多宏观政策恐怕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比如现在搞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放水，把股市托住了，但对经济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大家都停工了，不需要钱，美国走无限量的QE是一种自杀行为，把子子孙孙全部给吃掉，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中国现在比美国要好，因为我们走出疫情比他们要快，有些企业的的确确需要资金，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都放在货币政策上。
财政方面，我们搞新基建，效果肯定有一些，但是要传导到中小企业，把中小企业的需求拉起来，是需要时间的。像傅总讲的，我们的中小企业恐怕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很多中小企业不太能支撑三个月的时间。再一个，财政留下来的后遗症，还是要想一想，我们好不容易去杠杆把投资压下来了，现在又回去了，也没人说这个问题了，去年12月份我在《财经》杂志上写了一篇“反思去杠杆”。现在的问题是，又往左边偏到的最极点，20年了好几波的财政扩张，每一次都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这是要考虑的，而且它没有救急。
说减税吧，让企业活下来，减税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企业根本就没生产，减税对它来说是个空头指标，他根本得不到好处，说减未来的税可以，但是你先得让它有订单，没订单，对他来说减税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关键是没有消费，没有订单，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服务业复工复产上，为什么服务业复工复产这么重要呢？服务业占GDP的比例55%，是大头，我们现在老把重点放在制造业上，制造业占到GDP不到30%，服务业一停，还有交通运输、建筑，其实往下掉的非常厉害。另外，服务业不起来，消费就起不来。我们说这一轮线上消费增加了，再怎么增加，也不可能全部的把线下掉的部分补充上，很多的消费是带有体验性的，不可能全在线上完成。现在服务业复工复产的差距如此之大，我觉得我们重视的不够。
怎么提振消费？怎么提振服务业呢？最重要的还是老百姓对疫情恐惧没有消除。今天政府传出来的新的防疫精神，除了北京和湖北之外，其他城市基本上全部放开。事实上，除了北京、湖北之外，其他城市两三个礼拜之前就放开了，只要扫个码就可以消费，但是大小城市我都问了一圈，大家都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不敢去消费。这大概是我们遇到的消费瓶颈最大的问题，这和我们通常的经济衰退是不一样的，过去几轮的经济下行，零售没有下来，还是7%、8%的速度增长，这样就给政策很大的空间，只要提振企业的信心就行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企业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需求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怎么办呢？刚才元春提到要对消费者进行补贴，我觉得真是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政府习惯于生产，重生产轻消费，一说扩张有效需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搞基建，我们这一次能不能换个思路，就给老百姓发钱，特别是低收入者。今天中国的情况不再是以前了，大家很穷，主要的目的是搞生产，今天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地步，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这次受影响最大的是中低收入层次的，我想有很多人家三四个月没有收入的话，是支撑不下去的，能不能定一条线，低收入低于多少比例的一律发钱，这样能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信号，让大家去消费。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做了，比如杭州，发了大概15亿，一次性的一两天有点作用，但量还是不够，我觉得需要中央政府层面拿出一点魄力，做一次真正的对消费的刺激。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还有一点就是中小学开学，中小学不开学给大家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就是走在外面不安全。再一个，不开学家里就得留人，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当然这里头有些科学问题，疫情到底怎么发展？无症状感染者到底传染性有多大？传染之后毒性有多大？我们都不知道。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我们还是要做好常态化的准备，就得要有点成本收益分析，不能一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让开门的企业关门，开门的店铺关门，大家一起回去隔离，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常态化的思想，让老百姓紧张的心情降下来。
“两会”应该在五一之前就开，北京要把大门管好，从国外带来的疫情管住，因为国内自身的疫情已经平复下来了，如果能开“两会”，老百姓就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北京都安全了，我们出去也安全了，我们得抓住五一长假的机遇，在这之前给老百姓发了钱，“两会”一开，老百姓才去消费。这不是在边际上做一点小调整就行了，这次是所有的人消费都在降低，所以要用超常的办法，把老百姓的信心拉回来，让大家能够消费。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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