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8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陈远飞等人，因疫情防控不力，不尽责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出现在问责名单上。
对陈远飞的问责并非个例，自疫情发生以来，多地皆有官员因抗疫不力遭到问责，具体原因不一。与此同时，湖北等地亦有数十名地方官员因在抗疫期间工作出色而被提拔，凸显上级机构对地方官员问责与激励的双重努力。
陈远飞因履责不力遭记过处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0年4月以来，哈尔滨市出现由境外输入新冠肺炎既往感染者传染、因家庭和住院交叉感染引发的聚集性疫情，导致哈尔滨市疫情出现反弹，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充分暴露出相关职能部门和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严峻性认识不足，没有切实履行好属地领导责任、主体责任、主管责任、岗位责任，疫情防控措施不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存在漏洞。
陈远飞作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副总指挥，对疫情防控重要性及严峻形势认识不足，没有切实履行分管职责，对发生聚集性疫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受到政务记过处分。傅松滨作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指导医院全面恢复医疗工作中，思想麻痹、履职不力，造成哈医大一院院内感染，负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在这次问责中，还有其他16名相关责任人分别因组织管理不到位、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力、未严格按照防控技术指南做好院感防控、对医护人员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违反疫情防控期间诊疗规定等受到相应党纪政务处分。
此次疫情来势凶猛。2019年12月底，新冠肺炎以“不明原因肺炎”面目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疫情升级、蔓延。一个月后，全国31个省份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在疫情抗击的紧要关头，疫情问责系统启动。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公告，公开征集有关地方和部门在疫情防控中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问题线索。
作为最早提出并持续开展制度反腐研究的学者,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对《财经》记者指出，这次问责体现出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疫情当中的责任人。官员问责制意在强调领导干部应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背后凸显出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
持续追责抗疫失职者
湖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郝国庆认为，疫情防控中的问责制度，一是提高工作中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担当意识，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冲锋陷阵；二是通过问责回应社会呼声和批评，“回应社会群众对某些方面的意见”；三是问责相当于补救措施，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影响之大，堪比17年前的“非典”。2003年4月20日，北京“非典”感染者由原先有所隐瞒的37例，增至339例。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同日，孟学农请辞北京市长一职。
这一先例，开启中国官员问责制。2016年7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规定对失职失责、危害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措施。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推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全面从严治党。
疫情暴发后，一名特大城市的纪委监委干部告诉《财经》记者，他所在的单位，领导干部、全体党员全部参与疫情防控——下沉社区支援一线，聚焦社区防控，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查防控措施执行不力等问题。
这次开启的疫情问责风暴，在“全国一盘棋”的疫情防控中大范围展开，官员受到问责的原因不一。
2020年1月29日，武汉周边城市告急。中央指导组派出督查组，赶赴黄冈进行督查核查。督察组询问黄冈市卫健委时任主任唐志红有关问题时，她沉默不语。两天后，唐志红被“火速”免职。这是启动疫情防控不力问责后，首个被公众广为关注的案例。
《财经》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导致疫情传播的；不担当、不作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落实疫情防控具体工作职责不到位，不靠前指挥、不深入一线的；瞒报、漏报、迟报、虚报重要信息等等，这都是此次疫情防控问责中的重点。
对于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也会通过快速问责予以回应。比如，2月中下旬山东、湖北、浙江五所监狱集中暴发疫情505人确诊，为此监狱系统11人被免职，1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人被立案调查。
在湖北武汉，“封城”之初医疗防护物资紧缺，负责接收捐赠物资的湖北省红十字会备受质疑。在湖北省红十字会公布的物资使用情况表中，3.6万个N95（后修改为KN95）口罩分配给了两家莆田系医院，但这两家医院并不在定点救治医院名单里。随后，在武汉红十字会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仓库现场，又发生“公务车拉走一箱口罩”事件。
2月4日，因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湖北省红十字会三位领导分别被问责。因仓库违规发放口罩问题，同日被问责的还有武汉市统计局副局长夏国华，武汉市发改委党组书记、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孟武康，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黄志彤。据《财经》记者了解，孟武康、夏国华是前述仓库的现场指挥长、副指挥长。
此次问责还存在集体问责的情形。2月19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五起干部下沉社区典型问题。其中一起发生在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督查总队。据通报，四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唐建新未落实下沉社区管理要求，自2月3日至2月11日，仅到社区3次，且每次只工作2个小时左右，同时对支部下沉社区安排不实不细，被党纪立案审查。执法总队党委被责成向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李永忠对此表示，一般情况下问责的主要对象是执行者个人，因集体决策的程序很难问责到决策层面。
众多官员因疫情防控不力受到问责。截至3月17日，云南省昆明市通报，共追责问责305件342人次。其中，通报问责31人，党纪政务处分15人，诫勉问责2人，组织调整3人，其他方式处理291人。
在最先暴发疫情的武汉，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公开介绍，截至3月1日，依纪问责组织处理654人，涉局级干部10人、处级干部144人。
除此之外，湖北和武汉同日“换帅”。2020年2月13日，原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任湖北省委书记。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调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去职。在此次疫情中，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该委党组书记张晋和主任刘英姿，亦双双被免职。
李永忠表示，在一个关键点免职，不是处理人，“是要解决疫情的严峻态势和舆情的严重态势，疫情关乎防控，舆情关乎民意。最有力的着力点就是免掉湖北、武汉的主要领导。”
李永忠指出，这次疫情问责体现出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疫情当中的责任人。官员问责制意在强调领导干部应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背后凸显出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
规范问责、精准问责
1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通知》，提出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肃查处、推动整改。
尽管如此，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仍然存在上述问题。2月12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记者调查发现，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等，消耗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比如，在武汉主城区的一个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2月9日凌晨两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填写各种表格。
近年来，中央狠抓反腐败，反四风工作（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李永忠认为，中央强力反腐同时，有些地方也会出现不作为现象。“不作为不担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很聪明，于是用形式主义来掩盖不作为、不担当。”李永忠说。
李永忠经常到基层讲课调研，常遇到有基层干部反映“很累”。“我就很奇怪，我说明摆着你们有些人不作为不担当，怎么累得够呛？有人反映表格填不完，汇报稿、讲话稿、学习笔记做不完。” 李永忠解释，这就是有些领导干部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掩盖不作为不担当，背后凸显的是他们能力不足的问题。
2月下旬，郝国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疫情防控问责要精准、规范。他表示，尽管现在是一级响应下的“战时状态”、关键时期，虽然时间紧张，但也要做到问责程序规范、精准问责，确保权力和责任对等，防止出现“干活越多出错越多，被问责几率越大”的个别情况。
郝国庆告诉《财经》记者，基层干部冲在防控一线，事务繁多很辛苦，如出现问责不规范的个案，也会挫伤其他干部的积极性，甚至宁愿不作为，但求无功不求无过，因此在问责时也要注意甄别。
如何精准、规范问责，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早就注意到的问题。2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官网发布文章称，连日来紧盯疫情防控工作重点和社会舆情反映热点，党风政风监督室多次致电各省级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就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把握政策和工作方式方法，实施精准追责问责等工作及时提醒提示，督促指导地方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科学精准稳慎有效实施监督。同时，指导各地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财经》记者表示，精准问责确实存在现实操作的难度。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问责工作应当坚持权责一致、错责相当等原则，以及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正确区分不同情况，精准提出处理意见等，就是为实施精准问责提供指引，发挥好问责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利器的作用。
对于如何精准问责？庄德水认为，首先是规范问责程序；其次是以问题为导向，哪里问题突出，漏洞多，哪里就要实施问责；第三要把精准的利器矛盾对准具体人、具体事、具体问题，不能泛泛的滥用问责权力。“其实问责不是目的，它是工具，通过问责唤醒带头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庄德水对《财经》记者指出，在问责中应注重实现问责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首先是提高问责的效力，通过问责的方式，真正督促各级领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其次是规范程序，包括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中听取问责对象申辩的程序等，不能纯粹去追求问责速度。通过规范程序，“一方面及时响应社会的监督和预期，一方面也不能受社会舆情绑架，依纪依规对党员领导干部实施问责，这样才能问责一个、警醒一片，同时让问责的党员领导干部心服口服，与此同时也能形成警戒意义。”
另外，李永忠指出，“非典”过去了17年，但一些教训并没有得到重视，其中就包括“内紧外松”模式、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等带来的问题。因此，面对这次疫情，“分析原因，找到根源，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李永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