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地方官员抗疫不力被追责,哈尔滨副市长陈远飞受记过处分

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鲁伟 朱弢

2020年04月27日 19:12  

本文4649字,约7分钟

官员问责制意在强调领导干部应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最近几个月,部分地方官员因抗疫被问责,亦有数十名地方官员因抗疫期间工作出色而被提拔。

4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8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陈远飞等人,因疫情防控不力,不尽责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出现在问责名单上。

对陈远飞的问责并非个例,自疫情发生以来,多地皆有官员因抗疫不力遭到问责,具体原因不一。与此同时,湖北等地亦有数十名地方官员因在抗疫期间工作出色而被提拔,凸显上级机构对地方官员问责与激励的双重努力。

陈远飞因履责不力记过处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显示,2020年4月以来,哈尔滨市出现由境外输入新冠肺炎既往感染者传染、因家庭和住院交叉感染引发的聚集性疫情,导致哈尔滨市疫情出现反弹,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充分暴露出相关职能部门和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性、严峻性认识不足,没有切实履行好属地领导责任、主体责任、主管责任、岗位责任,疫情防控措施不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存在漏洞。

陈远飞作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副总指挥,对疫情防控重要性及严峻形势认识不足,没有切实履行分管职责,对发生聚集性疫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受到政务记过处分。傅松滨作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指导医院全面恢复医疗工作中,思想麻痹、履职不力,造成哈医大一院院内感染,负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在这次问责中,还有其他16名相关责任人分别因组织管理不到位、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力、未严格按照防控技术指南做好院感防控、对医护人员教育监督管理不到位、违反疫情防控期间诊疗规定等受到相应党纪政务处分。

此次疫情来势凶猛。2019年12月底,新冠肺炎以“不明原因肺炎”面目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疫情升级、蔓延。一个月后,全国31个省份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在疫情抗击的紧要关头,疫情问责系统启动。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公告,公开征集有关地方和部门在疫情防控中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问题线索。

作为最早提出并持续开展制度反腐研究的学者,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对《财经》记者指出,这次问责体现出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疫情当中的责任人。官员问责制意在强调领导干部应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背后凸显出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

持续追责抗疫失职者

湖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郝国庆认为,疫情防控中的问责制度,一是提高工作中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党员领导干部的担当意识,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冲锋陷阵;二是通过问责回应社会呼声和批评,“回应社会群众对某些方面的意见”;三是问责相当于补救措施,可以起到警示作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影响之大,堪比17年前的“非典”。2003年4月20日,北京“非典”感染者由原先有所隐瞒的37例,增至339例。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同日,孟学农请辞北京市长一职。

这一先例,开启中国官员问责制。2016年7月,《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规定对失职失责、危害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措施。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推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全面从严治党。

疫情暴发后,一名特大城市的纪委监委干部告诉《财经》记者,他所在的单位,领导干部、全体党员全部参与疫情防控——下沉社区支援一线,聚焦社区防控,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严查防控措施执行不力等问题。

这次开启的疫情问责风暴,在“全国一盘棋”的疫情防控中大范围展开,官员受到问责的原因不一。

2020年1月29日,武汉周边城市告急。中央指导组派出督查组,赶赴黄冈进行督查核查。督察组询问黄冈市卫健委时任主任唐志红有关问题时,她沉默不语。两天后,唐志红被“火速”免职。这是启动疫情防控不力问责后,首个被公众广为关注的案例。

《财经》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发现,防控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导致疫情传播的;不担当、不作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落实疫情防控具体工作职责不到位,不靠前指挥、不深入一线的;瞒报、漏报、迟报、虚报重要信息等等,这都是此次疫情防控问责中的重点。

对于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也会通过快速问责予以回应。比如,2月中下旬山东、湖北、浙江五所监狱集中暴发疫情505人确诊,为此监狱系统11人被免职,1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人被立案调查。

在湖北武汉,“封城”之初医疗防护物资紧缺,负责接收捐赠物资的湖北省红十字会备受质疑。在湖北省红十字会公布的物资使用情况表中,3.6万个N95(后修改为KN95)口罩分配给了两家莆田系医院,但这两家医院并不在定点救治医院名单里。随后,在武汉红十字会防疫应急物资储备仓库现场,又发生“公务车拉走一箱口罩”事件。

2月4日,因在疫情防控期间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违反“三重一大”规定、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失责问题,湖北省红十字会三位领导分别被问责。因仓库违规发放口罩问题,同日被问责的还有武汉市统计局副局长夏国华,武汉市发改委党组书记、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孟武康,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黄志彤。据《财经》记者了解,孟武康、夏国华是前述仓库的现场指挥长、副指挥长。

此次问责还存在集体问责的情形。2月19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五起干部下沉社区典型问题。其中一起发生在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督查总队。据通报,四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唐建新未落实下沉社区管理要求,自2月3日至2月11日,仅到社区3次,且每次只工作2个小时左右,同时对支部下沉社区安排不实不细,被党纪立案审查。执法总队党委被责成向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李永忠对此表示,一般情况下问责的主要对象是执行者个人,因集体决策的程序很难问责到决策层面。

众多官员因疫情防控不力受到问责。截至3月17日,云南省昆明市通报,共追责问责305件342人次。其中,通报问责31人,党纪政务处分15人,诫勉问责2人,组织调整3人,其他方式处理291人。

在最先暴发疫情的武汉,中央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公开介绍,截至3月1日,依纪问责组织处理654人,涉局级干部10人、处级干部144人。

除此之外,湖北和武汉同日“换帅”。2020年2月13日,原上海市长应勇接替蒋超良任湖北省委书记。原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调任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去职。在此次疫情中,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该委党组书记张晋和主任刘英姿,亦双双被免职。

李永忠表示,在一个关键点免职,不是处理人,“是要解决疫情的严峻态势和舆情的严重态势,疫情关乎防控,舆情关乎民意。最有力的着力点就是免掉湖北、武汉的主要领导。”

李永忠指出,这次疫情问责体现出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疫情当中的责任人。官员问责制意在强调领导干部应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背后凸显出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

规范问责、精准问责

1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通知》,提出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肃查处、推动整改。

尽管如此,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仍然存在上述问题。2月12日,新华社发表文章称,记者调查发现,重复繁重的填表任务、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等,消耗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比如,在武汉主城区的一个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2月9日凌晨两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填写各种表格。

近年来,中央狠抓反腐败,反四风工作(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

李永忠认为,中央强力反腐同时,有些地方也会出现不作为现象。“不作为不担当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很聪明,于是用形式主义来掩盖不作为、不担当。”李永忠说。

李永忠经常到基层讲课调研,常遇到有基层干部反映“很累”。“我就很奇怪,我说明摆着你们有些人不作为不担当,怎么累得够呛?有人反映表格填不完,汇报稿、讲话稿、学习笔记做不完。” 李永忠解释,这就是有些领导干部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掩盖不作为不担当,背后凸显的是他们能力不足的问题。

2月下旬,郝国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疫情防控问责要精准、规范。他表示,尽管现在是一级响应下的“战时状态”、关键时期,虽然时间紧张,但也要做到问责程序规范、精准问责,确保权力和责任对等,防止出现“干活越多出错越多,被问责几率越大”的个别情况。

郝国庆告诉《财经》记者,基层干部冲在防控一线,事务繁多很辛苦,如出现问责不规范的个案,也会挫伤其他干部的积极性,甚至宁愿不作为,但求无功不求无过,因此在问责时也要注意甄别。

如何精准、规范问责,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早就注意到的问题。2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官网发布文章称,连日来紧盯疫情防控工作重点和社会舆情反映热点,党风政风监督室多次致电各省级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就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把握政策和工作方式方法,实施精准追责问责等工作及时提醒提示,督促指导地方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科学精准稳慎有效实施监督。同时,指导各地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财经》记者表示,精准问责确实存在现实操作的难度。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明确问责工作应当坚持权责一致、错责相当等原则,以及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正确区分不同情况,精准提出处理意见等,就是为实施精准问责提供指引,发挥好问责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利器的作用。

对于如何精准问责?庄德水认为,首先是规范问责程序;其次是以问题为导向,哪里问题突出,漏洞多,哪里就要实施问责;第三要把精准的利器矛盾对准具体人、具体事、具体问题,不能泛泛的滥用问责权力。“其实问责不是目的,它是工具,通过问责唤醒带头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庄德水对《财经》记者指出,在问责中应注重实现问责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首先是提高问责的效力,通过问责的方式,真正督促各级领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其次是规范程序,包括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中听取问责对象申辩的程序等,不能纯粹去追求问责速度。通过规范程序,“一方面及时响应社会的监督和预期,一方面也不能受社会舆情绑架,依纪依规对党员领导干部实施问责,这样才能问责一个、警醒一片,同时让问责的党员领导干部心服口服,与此同时也能形成警戒意义。”

另外,李永忠指出,“非典”过去了17年,但一些教训并没有得到重视,其中就包括“内紧外松”模式、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等带来的问题。因此,面对这次疫情,“分析原因,找到根源,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李永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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