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增大，“新基建”正被各方寄予刺激经济增长的厚望。5月7日，上海发布“新基建35条”，成为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后、中国首个在省级层面落地新基建方案的地区。
新出台的《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上海将在未来三年投资2700亿元，实施第一批48个重大项目和工程包，新建3.4万个5G基站、新建1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新增1.5万台以上智能配送终端等。到2022年底，上海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创新能级要迈向国际一流水平。
“政策有力，无论是在推进机制、支持方式、指标保障等方面决心高、力度大，为其他城市做出了表率。”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认为，尽管吉林省此前出台了“761新基建”工程方案，但投资项目仍以传统的“铁公基”为主。上海这份方案是更纯正的“新基建”方案。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则向《财经》表示，各城市在“铁公基”等传统基础设施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建设模式，但在新型基础设施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新基建”聚焦四大投向
根据《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设定的目标，上海要经过三年努力，率先打造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标杆城市，率先形成全球综合性大科学设施群雏形，率先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大规模城市公共数字底座，率先构建一流的城市智能化终端设施网络。
与之对应，上海“新基建”将聚焦四大重点领域——
“新网络”建设方面，上海要新建3.4万个5G基站；加快布局全网赋能的工业互联网集群，推动龙头企业建设20个行业平台，建设100家以上无人工厂、无人生产线、无人车间，带动15万企业上云上平台。
“新设施”建设方面，上海提出加快推进硬X射线等大设施建设；建设电镜中心、先进医学影像集成创新中心、国家集成电路装备材料产业创新中心等若干先进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围绕量子物理等前沿科学研究方向，布局建设重大创新平台。
“新平台”建设方面，上海将建设新一代高性能计算设施；建设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社会治理“一网统管”基础支撑平台；构建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探索建设临港新片区互联设施体系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智慧大脑工程。
“新终端”建设方面，则涉及新建10万个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建设国内领先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和智慧道路；推动智能售货机、无人贩卖机等各类智慧零售终端加快布局；建设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培育教育信息化应用标杆学校……
“我们认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扩大有效投资，同时也是赋能新经济非常重要的手段。”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发展改革委主任马春雷在5月7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出台“新基建35条”背后的考量。
据了解，“新基建”的提法可追溯至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明确“新基建”的概念与范围，将“新基建”主要分为三方面，包括5G、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融合基础设施，以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
“数字经济时代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算力就是竞争力，网络就是承载力’的全新阶段。”王高翔介绍，赛迪顾问分析全国26个省级政府部门的年度重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现，中国的“新基建”项目呈现东部地区引领、中西协调的区域格局态势。他认为，上海加快新基建，对于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加速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牵引作用。
刘哲分析，上海的传统基建基本饱和，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数字基建，符合经济转型的战略需要，对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智能化、信息化转型升级能够起到推动和带动效应，释放科技“新红利”。
她评价，上海的“四新”基建，打破了以某几个产业划分的做法，更多从技术创新、信息融合等产业转型的角度明确大方向，避免狭窄的定义可能造成某几个行业过度规划甚至重复建设，给市场发挥作用腾出了更大的空间。
在王高翔看来，上海的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计算平台规模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开展“新基建”具备一定优势。但部分新基建建设时间过长，建设过程中如果遇到相关技术实现跨越式升级，也会面临一定风险。
对此，刘哲建议，上海发力“新基建”，在项目遴选时，既要落实新基建的方向，也要扎实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避免虎头蛇尾或不实申报；在筹措资金时，把握融资节奏，资金与项目相匹配，避免出现资金的闲置或挪用。
如何撬动资本成考验
5G与数据中心的建设是“新基建”的重要看点之一。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介绍，2020年上海市5G建设总投资近100亿元，要基本实现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化地区全覆盖，全市5G平均下载速率将超过200Mb。明年一季度前，上海市将新增6万机架数据中心供给，直接投资约120亿元，预计将带动投资超过380亿元。
“无论是否发生疫情的外部冲击，新基建都是重要的投资方向。”刘哲认为，新基建对于经济的作用不能以“直接投资规模”来衡量，而更应注重其带动效应和基础性作用。比如，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是未来重点的新基建领域，虽然只有千亿规模，但对智能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的带动作用会上万亿元。
但在当下，回答“钱从哪来”成为了上海面临的首要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资金比较紧张，怎么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到‘新基建’变成非常重要而且突出的问题。”马春雷介绍，经初步梳理，上海未来三年新一轮的48项重大项目总投资大概2700亿元，其中各级政府投资600亿元左右，其余2100亿元都是社会投资。
传统基建项目由政府主导，但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经济部助理研究员潘斌此前撰文分析，2020年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已面临很大压力，新基建公益性低于传统基建，财政投资支持新基建需要有新意；此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再扩张的空间有限，“新基建”主要依靠债务支持的压力也不小。
考虑到要推动社会资金成为“新基建”的投资主体，“新基建35条”明确，上海将支持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商业银行建立总规模1000亿元以上的“新基建”信贷优惠专项，通过财政资金贴息等各种方式保证社会资本、社会建设主体能够获得低成本的长期融资，投入到“新基建”领域。
针对某些项目单凭市场力量难以落地，上海政府计划通过优化规划布局、加强指标要素保障、完善规范标准等加强引导。马春雷举例，在5G领域，上海将编制5G移动通信基站布局规划导则，指导各区开展5G基站布局规划。在智能末端配送领域，对于新建住宅和楼宇，上海将考虑把智能配送设施纳入公建配套设施建设范围；对于存量住宅，推进智能配送设施改造和建设等。
“有些领域的资源和市场主要掌握在政府手里，没有政府率先开放数据、拓展应用场景，将无法形成规模有影响力、有带动作用的应用。”马春雷介绍，上海还将推动医疗、教育、交通、旅游等数据资源开放，促进应用生态链形成。通过加快建设一批示范应用工程，带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民间投资参与，要把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作为重要抓手。”刘哲还建议，政府要切实降低企业在投资或者招标时候的门槛，打破“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通过优化政务流程、降低企业的制度交易成本、构建产业发展的配套环境等措施，形成一个大部分时间企业自由发展、关键时刻政府“雪中送炭”的良性机制。
刘哲强调，新基建项目必须区分方向。在“新基建”中有市场参与积极性、风险相对较高的数字基建，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适合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投资。但5G基站、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公共性新基建可由政府主导。服务科学研究、科技开放的基础性研究设施，投入大、见效慢，一般企业很难自行建设，由政府主导建设，对于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新基建需要因地制宜，视需而建，量力而行。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直接冲击，短期通过新基建投资难以完全弥补。”刘哲提醒，新基建的作用并不在于补经济的“硬缺口”，而是抓住疫情期间互联网的替代性增长和创新性增长的契机，加快互联网对工业领域的渗透率和赋能作用，加快推进产业的“软转型”。
“不应该过分将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割裂看待。”王高翔也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的拉动方式、作用与贡献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参考的模式与案例，“新基建”的技术选型、运营模式及重点领域与城市产业等方面的关系仍需进行探索与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