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末冲量、季初回落。”拥有比较强的季节性特点的信贷数据，在二季度首月出现逆势增长的走势。
5月11日下午，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0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0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42万亿元；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7万亿元，同比多增6818亿元。
上述数据均高于市场预期，此前有机构预测该月社融增量为2.7万亿，人民币贷款增加1.3万亿。“主要原因就是央行逆周期调控，以及监管的引导。”某银行资金交易员感叹，在监管政策驱动之下，现在的信贷增长具有很强的外生性。
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称，前四月社融和人民币信贷分别合计新增14.17万亿、8.8万亿，均为历史同期之最。
此外，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09.35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个和2.6个百分点，创2017年以来新高。
“最近一次定向降准后，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到了6％，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低的法定准备金率水平。”
4月中旬，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一季度金融数据发布会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这也是相对较低的水平。
疫情之下，透过降准数据，可见央行货币政策发力程度。
“1月6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3月16日，央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4月3日，央行决定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指出，降准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提高货币乘数的方式，增加实体的货币供给，给企业外部融资现金流，应对短期的偿债压力。
2018年以来央行降准操作多达十次，今年前四个月则已实施三次降准，市场测算，三次降准共释放资金超1.75万亿元。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从央行的角度，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分阶段把握好政策的力度、重点和节奏。
“所谓分阶段，就是前期疫情防控阶段，后来是逐步复工复产，现在要进入一个全产业链的复工复产，整个经济都动起来。”
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大幅下跌6.8％（环比下跌36％左右），工业生产同比下跌8.4％，服务业增加值仅同比下跌5.2％。
经济数据之下，货币政策承压犹存，机构普遍预测货币政策有望进一步放松。而在降准之外，央行此前已经通过下调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提供专项再贷款和再贴现等工具进行调节。
出乎业界预料的是，尽管全球早已开启新一轮“宽松周期”，4月尾声已过，中国存款基准利率依然按兵未动。
监管部门更希望这个问题还是要相信市场，根据孙国峰的观察，已经有部分银行存款实际执行利率下降，反映了市场机制正在发挥作用。
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周学东在一季度金融数据发布会上表示，过去的三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的经济金融带来很大冲击。值得欣慰的是，由于中国采取的措施及时有力，疫情得到快速有效遏制，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经济金融的一些积极因素正在显现。
货币总量充裕
来自监管界普遍的看法是，这次疫情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个很大的区别是，2008年是从金融体系内部发生的危机，这次是因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引发实体经济出现衰退，进而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显然，实体经济的恢复尤为重要，透过一季度的重要金融数据，可知疫情期间货币总量较为充裕。
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62.24万亿元，同比增长11.5％；广义货币(M2)余额208.09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1万亿元，同比多增1.29万亿元。
无论是社融增速还是M2余额增速，均出现近两年中相对高点。
在央行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运营中，反映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则是一降再降。最近一次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年期LPR为3.85％，五年期以上LPR为4.65％，均创下去年8月启动LPR改革以来的最大单次降幅。
引导利率下行之外，央行前期还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3000亿元防疫专项再贷款及财政贴息、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规模、3500亿元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以及1万亿元面向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等。
政策在前，各方更关注银行落实如何？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为例，某地方性银行对公企业部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重点企业名单发布后，该银行重点联系了多家与防疫物资生产相关的企业，在了解后者实际需求及经营状况后，通过流动资金情况去测算出一个合理的授信额度，最终进行相关资金批复。
据《财经》记者了解，截至2020年3月底，该银行已为近20家企业发放专项再贷款资金超过10亿元。从总体贷款利率来看，按照财政50％贴息，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在1.5％上下浮动。
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中，银行则以2.5％的资金成本从央行处拿到资金，并在最近LPR报价一年期利率（2月20日为4.05％）基础上，进行不超过50个点的加点，最终发给农耕用户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不超过4.55％。
某股份制银行资金交易员表示，当前央行降低商业银行成本的思路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降低金融市场渠道融资成本，带动银行综合负债成本下行；二是通过贷款利率下行引导银行主动降低存款成本。
不过，机构人士则指出，后者效果可能相对有限，一方面同业负债占比已显著下降，目前基本保持在20％－30％的水平；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体系割裂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利率的下降传导至存贷款端的速度极为缓慢，特别是对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款等产品，性质上仍属于一般存款范畴，价格具有较强的刚性。
“而年初以来，银行存款结构事实上并不理想，主动负债占比进一步上升，对这类高成本负债的吸收，基本抵消了同业负债成本下行的改善效果，使得银行综合负债成本不降反升。”上述资金交易员指出，未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的必要性依然存在。
刘国强指出，根据不同阶段把握，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他强调，绝不会让市场出现“钱荒”，当然钱也不要“变毛”，要满足市场需求合理充裕，实现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的增速基本匹配并且略高一点。
此前，瑞银宏观发布分析报告表示，目前政策支持力度较为温和，未来有望加码，包括规模超过1.5％的GDP的广义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基建投资；货币政策也有望进一步放松，推动整体信贷增速反弹至12.5％。
沈建光预期，货币政策放松非常明显，广义货币增速达到11%，接下来可能应该还会往上走，两会之后，如果财政政策再发力，赤字率上升、特别国债发出来，对货币政策的乘数效应会更加明显。
传导效果待增强
尽管从数据上看，一季度信贷投放超过7万亿元，也创了历史新高，一些金融业人士依然指出，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仍有待增强。
“4月份隔夜利率持续位于1％以下，隔夜质押式回购成交量已突破5万亿关口，创历史新高。”上述资金交易员告诉《财经》记者，这显示出当前非银机构杠杆率不断攀升，通过加杠杆配置债券等资产增厚收益的现象加剧。
该资金交易员进一步指出，资金淤积现象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而且金融市场利率的走低也带动企业发债利率的畸低，甚至出现了债券一级市场发行利率低于1％的现象，AA债券三年期利率也首次来到3％。
显然，上述现象的出现，衍生出了较强的套利行为，即企业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配置银行的理财或结构性存款，据银行人士透露，这些高收益率理财产品的价格普遍都在3％－4％的水平，与短期债券利率有1个－2个百分点的套利空间。
数据显示，3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00.99万亿元，同比增长9.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1.2个和0.6个百分点。一季度新增人民币存款8.07万亿元，同比多增1.76万亿元。
在上述资金交易员看来，一季度存款增加的幅度足以说明上述套利问题。业内人士指出，企业获得资金后的流向确实需要引起重视，是否完全进入了生产经营领域。如果企业特别是优质的大型企业，通过发债、获得财政贴息以及银行低成本信贷资金后，再度将资金转存入银行体系，则是对央行和银行形成了套利，这就无益于实体经济复工、复产、达产，也与央行最初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
某宏观分析师指出，从后续的货币政策来看，一方面，央行需要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在维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加强结构性调控和降成本力度；另一方面，央行应加强优惠资金流向的监测，确保资金真正进入生产经营领域。
对此，孙国峰则在上述发布会上指出，目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比较高，可从两方面来进行佐证。
一季度人民银行通过降准、再贷款这些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2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这样算下来每1元的流动性投放支持了3.5元的贷款增长，是1∶3.5的倍数放大效应，传导效率是很明显的。
从价上来看，今年3月份一般贷款利率比上一年的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下降了0.26个百分点，明显超过了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说明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完全传导到实体经济。
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有待增强的背后是企业的整体需求并不强烈，亦有银行人士反映存在想放贷款放不出去的情况。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分析指出，首先，部分民营企业在疫情前的投资欲望便不高，现在这种情况更是加剧，最终导致银行很难寻找到优质的资产；其次，虽然当前复工复产已经开始，复工范围应该说很大，但是复产却有限，有的企业即便复产，产能也不会太大。这种情况下，企业不会有太大的经营性贷款需求；再者，疫情影响下，大家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但报复性需求似乎还没有出现，也不清楚会在哪些领域报复性爆发，比如旅游、酒店等行业受到影响，恐怕一时不会有报复性反弹，不会有新的经营资金需求；最后，目前还未彻底走出疫情，许多企业面临的是生存困难，而非经营困难，贷款仅是用来发工资，只会给企业带来负担，企业主肯定不愿意再去申请。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方向亦有所调整。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此前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1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重点投向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基础设施行业，相关贷款分别增加1.1万亿元、0.9万亿元、1.5万亿元，有效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居民和公共消费以及基础设施投资。
如以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例，今年一季度，该行累计信贷投放4990亿元，同比多投放851亿元。其中，涉及疫情防控应急贷款、复工复产贷款、扶贫贷款、粮棉油购销储贷款、生猪全产业链贷款、基础设施贷款等方向。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华北地区某城商行今年一季度除了继续对津冀地区企业提供流动资金支持，重点对基础设施建设、医药材料、医疗器械、卫生科研等抗疫类企业加大了信贷支持。
对于今年二季度的信贷投放规划，多家银行表示，主要还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需要，以促进经济复苏作为投放工作重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上述城商行行长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接下来仍将优先支持防疫相关企业。同时，支持重点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再者，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采取一户一策，综合运用新增授信、中期流贷续贷沟通机制等举措，满足相关企业融资需求。”
让利与风险把控
受制于资金成本、资本约束、存款准备金等问题，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银行有时面临较多制约。据了解，不少银行正通过主动负债管理，加大负债工具组合运用，以期进一步拓宽负债渠道及降低综合负债成本。
在坚持将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导向下，银行还有多大的让利空间？“我们从央行拿到的资金成本是1点多，加上人力成本、系统成本、风险成本等信贷投放成本，利差空间相对有限。”拿到专项再贷款的某地方银行负责人透露，按照国务院要求的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低于1.6％，基本没有利润空间。
另有银行人士向《财经》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的具体要求，实际运营中，2.5％的资金成本，加上风险成本、业务成本等，大约在4％左右，总体成本理论上不会超过4.55％，对银行来说是微利。
中银国际预计，2020年银行息差较2019年将收窄7BP-10BP左右。另据测算，2020年上市银行息差每下降1BP，将使得营收、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下降0.4、0.6个百分点。
如何有效平衡企业的需求与可能存在的风险，亦被不少银行所提及。“在监管推荐的重点企业名单内，有的企业经营情况已出现问题，或是负债过高，这种情况放不放？”一名国有大行信贷业务负责人直言，如果银行过度考虑自己的风险，那肯定就会对企业提出更高要求，后者的资金可得性就会降低。银行很难去做到平衡，这与传统的审慎原则存在冲突，若之后出现大量坏账，责任肯定还是在银行身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之经济下行压力尚未完全释放，投资预期下降，实体经济需求低迷制约信贷的有效增长。多家银行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企业流动性不足，出现违约及逾期的可能性增加，资产质量下降是接下来银行的主要风险隐患。
上述城商行行长认为，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尤其是餐饮、交通、百货、零售等行业所受冲击严重，短期内清偿债务能力下降，后续影响最终会在银行贷款偿还方面体现。目前各商业银行普遍对部分对公企业和个人客户进行延期还款，部分客户也可能出现实质性不良贷款，这都导致银行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体现在不良资产增加，资产质量下行。
但也需要看到，当前企业面临的更多是流动性压力，疫情之后有恢复的潜力。基于此，上述银行负责人直言，确保企业能够维持生存是控制信用风险扩大的重要因素，银行与企业共渡难关是双赢选择。据《财经》记者了解，多家银行已出台相关措施防范风险。
西安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先，根据国家宏观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政策要求，制定相关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其次，实行信贷组合管理，以行业限额管理为手段，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再者，严格执行信贷准入和审批标准，确保信贷资源投向优质客户；同时，加强贷后管理及风险排查，完善信贷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贷后管理能力；最后，加强存量不良贷款处置管理，采取现金清收、重组、核销等多种措施积极清收压降不良贷款。
对于接下来的货币政策诉求，华北地区某城商行副行长表示，一方面，建议给予跨省经营的城商行一定程度降准政策。为满足各防疫相关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融资需求，金融机构需具备充足资金余额。目前央行优惠政策仅限于省内经营的城商行，部分分行无法享受该项政策，希望给予省内经营为主的城商行一定程度的降准政策，增加金融机构超额备付资金。另一方面，建议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给予城商行一定程度的倾斜，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希望简化申请手续，提高业务办理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