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贾雷德·戴蒙德有时被称为“环境史学家”，以其《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等著作闻名于世。这些作品事实上早已超越环境史范畴，更多从环境等因素出发，考察社会与文明的演进逻辑。
也有人将戴蒙德最近的三部著作并称“人类大历史三部曲”，这样的评说颇有其合理之处。所谓“大历史”观一般看重高屋建瓴，通过对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长线条观察，以从总体上把握一种文明或一个社会的演进脉络。
从《枪炮、病菌与钢铁》到《崩溃》，戴蒙德笔下呈现的种种文明兴替，确实符合“大历史”的某些标准。只不过他的研究既能大开大合，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又能见微知著，析世事、察兴衰。
新书《剧变》出版后，人们发现其写作风格大不同于往日。戴蒙德之妻多年前便精于心理学研究，或因受此影响，他在《剧变》中抛却前几部书中使用纯熟的环境地理等变量，转而将心理学视角引入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因应危机的研究。尽管老话说“家国一理”，但从个人应对创伤的心理过程抽绎出若干变量，再将其施用于分析一个国家如何应对危机，这一独辟蹊径的研究理路仍然引来一些争议。
不考虑全书写作风格的争论，而撷取其中部分来看，此书依然展现出戴蒙德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我们特精选《剧变》第九章部分内容，追问美国社会为何日益走向政治极化。
比尔·盖茨采访戴蒙德时也问到这一现象，戴蒙德将其部分归咎于青年一代沉迷手机等电子产品。这与本文中“定制信息”小标题下的内容大致同调——戴蒙德认为，正是因为传统纸媒衰落，新兴社交媒体的特征导致普通民众自主地沉浸于特定信息漩流，从而部分导致美国社会在政治领域日益极化，任何“第三条道路”的意见都失去了市场。
截至我写作本书时，美国并没有经历过1853年7月8日佩里叩关之后日本所经历的突发式危机。不过，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美国确实正面临一些严峻问题。在许多人看来，目前的美国和二战后的德国或者澳大利亚类似，正在经历一场渐进式危机。美国面临的问题既包括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内部问题，也包括国际关系等外部问题。
在我的有生之年，几乎在每个10年间，美国都会经历一些问题，使美国人坚信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艰难的10年。例如，20世纪40年代，美国与日本及纳粹德国在二战中对峙；20 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上演了冷战；20世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撕裂了美国社会。以上每个10年在当时似乎都会被人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形势最严峻的时期，这使我们的直觉似乎变得不那么可信。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得不承认：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当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令人焦虑的10年。
我要提出在我看来美国目前面临的根本性困境——不是即将到来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是在下一个10年间美国依然会面临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议题。
政治妥协加速崩溃
美国享有巨大的优势。然而，一个国家也可能将自己的优势挥霍殆尽。如今，美国已经出现一些征兆，警示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正在挥霍自己的优势。在这些征兆中，比较突出的是4个层面的问题，作为我们的历史优势之一的美国民主很可能会因为这些问题而走向溃败。
当今能够威胁美国民主的基础性问题中，排在首位并且在我看来最可怕的一个挑战，是政治妥协的加速崩溃。美国联邦宪法通过设立分权制衡的体制来形成政治妥协的压力。举例来说，我们的总统负责制定政府政策，但国会控制着政府预算，且众议院（国会中的下议院）议长负责制定众议院的议程，就总统提案进行讨论。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选出的国会代表各持己见、僵持不下，而且各方观点都未能获得足够多的支持者，因而都无法获得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必须达成某种妥协，政府才能采取实际行动。
自然地，在美国历史上激烈政治斗争时常发生。但是，除了引发1861年—1865年美国内战的那次明显的政治妥协崩溃之外，我们通常都能够达成政治妥协。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是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作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奥尼尔两人在1981年-1986年的关系。
两位都是老练的政治家，个性都很强，拥有对立的政治理念，而且在许多甚至是大部分政治问题上意见相左。尽管如此，两人都很尊重对方，承认宪法赋予对方的权利，并且遵守行事规则。虽然奥尼尔不喜欢里根提出的经济议程，但他承认宪法赋予总统提案的权利，并就该提案发起了众议院投票，而且按照拟定的日程行事。在里根和奥尼尔的带领下，联邦政府保持正常运转：各项议程按时完成，政府预算得到通过，政府从没有停摆，程序性阻挠议事的现象也不常发生。
里根和奥尼尔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在减税、联邦税改、移民政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改革、非军用支出削减以及军费增加等方面意见相左，但最后还是成功达成妥协。尽管里根提名的联邦法官人选通常不合民主党人胃口，民主党还因此否决了某些提名人选，但里根还是如愿任命了超过半数的联邦法官，包括9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3位。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政治妥协的形势不断恶化，尤其大概从2005年开始。不光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就连各政党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也出现了妥协崩溃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共和党内部尤为严重，与民主党达成妥协的温和派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连任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共和党内的激进派——茶党。这样做的后果是，2014年-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的数量是近期美国历史上最少的，致使预算的通过时间也落后于原定计划，这为政府停摆埋下隐患，或者说实际上加速了政府停摆。
在美国，政治妥协崩溃的表现包括程序性阻挠议事和阻止任命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程序性阻挠议事是美国参议院议事规则所容许（但在宪法中没有被明确提及）的一种策略，指的是反对某项提案的少数参议员（甚至是一名参议员）通过发表冗长的反对意见（或是威胁要这么做），以达到强行使对方做出妥协或撤回此项提案的目的。程序性阻挠议事的最高纪录发生在1967年，有参议员进行了超过24小时的连续演讲。根据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只要参议员中的绝对多数人（100名参议员中的60名及以上）同意，就可以对提案“终结讨论”，从而终止程序性阻挠议事。在实际操作中，那些原本会被多数派击败却意志坚定的少数派，可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强行与多数派达成妥协，而那些心志坚定的绝对多数派可通过“终结讨论”拒绝与少数派达成妥协。
尽管明显存在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即少数派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使政府瘫痪，或多数派通过“终结讨论”达到目的，这一体系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管用的。少数派鲜少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多数派也鲜少发起“终结讨论”的投票。在美国宪政的前220年间，在43位总统带领之下，我们的参议院曾使用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反对总统提名的68位政府职位候选人。
然而，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当选时，共和党领导者宣布，他们将反对奥巴马的所有提案。共和党人仅仅在4年间就通过程序性阻挠议事策略否决了奥巴马提名的79名政府职位候选人，比过去整整220年间的总数还要多。民主党的回应是，针对除最高法院法官之外的总统提名候选人，废除参议院确认投票环节所适用的绝对多数规则，如此一来，便可在总统提名的政府职位候选人获得批准的同时，降低心怀不满的少数派的安全阈值。
原因何在
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妥协在近20年间出现加速溃败的趋势？除了会造成其他伤害，这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因为它使人们不再愿意作为民选代表在政府供职，当然那些毫不妥协的空想家除外。我有两位朋友曾是声誉极高的美国资深参议员，而且只要他们愿意，连任的可能性很大，然而他们都决定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因为国会的政治氛围实在令他们感到沮丧。我曾问及民选代表和那些对国会事务经验丰富的人，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趋势，他们提供了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竞选活动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捐资人变得更加重要。尽管部分重要职位的候选人能通过筹集许多小额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许多或者说大部分其他职位的候选人不得不依靠几笔大额捐款。毫无疑问，大额捐款背后的捐资人对特定的政策目标有强烈意愿，他们只会把钱捐给支持这些目标的候选人，而不会捐给愿意妥协、保持中立的候选人。
一位朋友在结束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生涯之后，心灰意冷地写信给我说:“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当中，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听命于金钱是我们政治体制和个人生活中最大的败笔。用钱财收买政治家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情况愈演愈烈……对政治资金的争夺消耗了大量时间、金钱和政治热情……政治议程向金钱低头，政治话语越发不堪，政治家在自己的选区和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他们互相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我这位朋友提到的最后一点恰恰是政治妥协崩溃的第二种解释：随着国内航班增加，华盛顿和美国各州之间的通行变得更为频繁，也更为迅速。从前，我们的国会议员平时在华盛顿上班，到了周末他们依然留在华盛顿，因为区区一个周末的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华盛顿和家乡之间往返。他们的家人也住在华盛顿，孩子在华盛顿上学。一到周末，这些国会议员往往会携各自的伴侣和孩子参与社交活动，在这样的相处之下，国会议员之间除了存在对手关系或同盟关系之外，还存在朋友关系。
如今竞选活动的高昂成本给了国会议员很大压力，为了筹款，他们经常要回到自己家乡，国内航空旅行的便利也助长了这种趋势。许多国会议员的家人选择留在家乡，他们的孩子也在家乡上学。这样一来，议员们的孩子没有机会一起玩耍，议员们也没有机会认识彼此的家属，他们在对方眼中只是一名政治家。当下，在国会的535名成员中，大约有80人甚至未在华盛顿购置或租用公寓或房屋，工作日的时候他们就在办公室的床上过夜，周末便飞回家乡。
我听到关于政治妥协溃败的第三种解释与一种被称作“格里蝾螈”（即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的行为有关。这一行为具体是指，为了确保某个党派的成员在一个州当选议员的概率高于该党派在该州获得的选民支持率，重新划分该州选区的行为。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这并非新鲜事。事实上，这个概念的灵感便来源于马萨诸塞州昔日的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早在1812 年，他所在州的州政府就对州内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唯一的目的便是增加格里所在党派成员当选议员的数量。这导致重新划分的选区呈现出怪异的地理形状，其中一个选区的形状特别像一条蝾螈，“格里蝾螈”一词便由此而来。
今时今日，美国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根据普查结果对各州在众议院中的席位进行重新分配，之后每个州的立法机构可以对州内众议院选区的界线进行重新划分。越来越多的州立法机构开始重新划定选区界线，尤其是在被共和党控制的州，这些州的立法机构将尽可能多的民主党选民集中到尽可能少的选区里（通常是位于城市的选区），在这些选区，民主党占绝对优势。这样一来，该州余下的民主党选民便分散在尽可能多的其他选区里（通常是位于郊区的选区）。在这些选区，共和党的优势通常都能得到保障。美国最高法院近日驳回了由共和党控制的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提出的选区重划方案，指出该方案中的选区界线毫无地理意义，显然这种“如外科手术般精准”的选区划分，目的就是牺牲民主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换取共和党议员数量增加。
不公正的选区重新划分对政治妥协造成的影响是，各个选区的多数选民大概率会支持哪个党派和哪些政策，都是可以预知的。因此，如果候选人选取了同时讨好两党的做法，则他很可能会落败。所以，候选人知道，自己应该选取一种极端化的立场，只吸引那些预计在自己的选区能获胜的政党。不过，尽管看上去是选区的不公正划分导致了目前的政治极化现象，但这并不是全部事实。原因如下：不公正的选区划分无法解释参议院层面的极化现象（因为各州划分的是众议院选区，这跟参议员的选举没有关系，而如今的参议员正变得像众议员般不肯妥协）；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也无法解释未被重新划分的选区里出现的极化现象；况且，即使是在被重新划分的选区当中，有很多早在被重新划分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极化迹象。
然而，上述三种关于美国政治极化趋势的解释——竞选成本攀升带来的筹款压力、国内航空旅行便利，还有不公正的选区划分，仅仅试图解释政治人物的极化趋势，可他们只是美国人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实际问题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美国人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极化，在政治上越来越不愿妥协。你只需看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分布图，将共和党和民主党拿下的州分别以红色和蓝色标识，便可以发现，我们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基本上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而内陆地区和乡村则是共和党的天下。
各党派内部正日益走向同质化，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极端：共和党人愈加趋向保守，民主党人愈加趋向自由主义，而两党中温和派的身影逐渐消失。调查显示，不少支持其中一党的美国人对另外一党越来越不能容忍，将其视为美国福祉的真正威胁，不愿意成为对方党派支持者的亲属或伴侣，而且期望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自己持相同政治观点的社区里。如果你是一名美国读者，你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验证美国的极化现象：在你认识的人和你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和你支持的是不同党派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说，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政治家日益不愿妥协。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选民变得越来越不愿让步，在政治上越来越不肯妥协。政治家不过是顺从了选民的意愿。
定制信息
关于美国社会的整体政治极化现象，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原因是“定制信息”。在我少年时代，有线电视还没有出现；直到1948年，我所在的城市波士顿才开始有了第一套电视节目；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们美国人主要从三大电视网、三份主要的新闻杂志周刊以及报纸中获得新闻信息。那时候，大部分美国人接收信息的来源是一致的， 这些来源没有明显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也没有任何一方费力地去捏造事实。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服务网站脸书的兴起，还有面向大众市场的纸质新闻杂志和周刊的衰落，现在的美国人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来选择接收信息的来源。我的月度有线电视账单显示，我有477 个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不仅可以根据我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在（政治立场偏右的）福克斯新闻频道和（政治立场偏左的）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做取舍，而且可以通过各种频道关注非洲、大西洋海岸联盟竞技、烹饪、犯罪、珠宝、犹太人的生活，以及众多其他具体的主题和观点。所以，我可以选择只关注自己目前感兴趣和认同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政治壁龛中，我只承认自己认同的那一套“事实”，我继续为我一直支持的党派投票，我不了解对方党派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做出跟我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也不希望自己投票选出的代表和那些跟我政见不同的代表达成妥协。
大部分美国人现在都使用社交媒体，例如脸书和推特。我有两位朋友，他们相互不认识，刚好一位是民主党人，另一位是共和党人，两人都曾向我谈及，他们的脸书账号已经成为他们主要的信息过滤器。我的这位民主党人朋友（他是一名年轻人）在脸书上发布新的消息，给自己的网络好友进行评论，他的那些好友也会在自己的主页上发布自己的看法，我这位朋友之所以会和那些人成为好友，部分原因正是他们的立场一致。当他的好友中有人发布了支持共和党的观点，他便会和那个人“解除好友关系”，也就是从自己的脸书好友名单中删除这个人。
被他“解除好友关系”的人中包括他的阿姨和叔叔，因为他们支持共和党，我这位朋友在生活中也不再去拜访他们。他会一整天不断地用手机刷新自己的脸书主页，用这个软件来识别和浏览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网络新闻，但他不会去订阅任何纸质新闻报纸，也不看电视。而我的那位共和党人朋友跟我说了差不多的话，只有一点不同：她在脸书上解除好友关系的熟人是支持民主党的人。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的这两位朋友分别只接触自己的定制信息。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美）贾雷德·戴蒙德著，曾楚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本文摘自该书第九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编辑：臧博（《财经》文化编辑、《财经》读书会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