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美）贾雷德·戴蒙德著，曾楚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有时被称为“环境史学家”，以其《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等著作闻名于世。这些作品事实上早已超越环境史范畴，更多从环境等因素出发，考察社会与文明演进的逻辑。2020年4月，他的新著《剧变》推出中文版，一改此前的“环境史”写作理路，应用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有人将戴蒙德最近的三部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剧变》）并称为“人类大历史三部曲”，这样的评语有其合理之处。所谓“大历史”观一般看重高屋建瓴，通过对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长线条观察，以从总体上把握一种文明或一个社会的演进脉络。从《枪炮、病菌与钢铁》到《崩溃》，戴蒙德笔下呈现的种种文明兴替，确实符合“大历史”的某些标准。
只不过他的研究既能大开大合，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又能见微知著，析世事、察兴衰。并力图在“大历史”中探寻那些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因素。在戴蒙德看来，他的“大历史”意味着以拉长了的历史脉络和大幅扩展了的区域空间为研究背景，并在其中以综合、比较的方法来探讨重大历史议题；与此同时，也不会忽视那些小的细节。比如，他会研究某一区域在近万年时间内的社会诞生进程与发展兴衰，而借助的考察工具则可能是某些关键谷物在这些区域内的分布状况。
新书《剧变》出版后，人们发现其写作风格大不同于往日。戴蒙德之妻多年前便精于心理学研究，或因受此影响，他在《剧变》中抛却前几部书中使用纯熟的环境地理等变量，转而将心理学视角引入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因应危机的研究。尽管老话说“家国一理”，但从个人应对创伤的心理过程抽绎出若干变量，再将其施用于分析一个国家如何应对危机，这一独辟蹊径的研究理路仍然引来一些争议。
戴蒙德对此并不介怀，而是坦然认可自己在《剧变》中的确是使用了一些心理学的分析范式，这是因为用它们来解读一个国家应对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具有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解释力。戴蒙德坚信，这样的研究进路并没有什么难以索解的玄机，而是合情合理、言之有物——因为个人应对伤痛与危机，和一个国家应对危机的模式有诸多共通之处，国家也只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更多元、更宏大的共同体。事实上，戴蒙德认为，当一个国家面对重大危机时，其应对策略完全可以借鉴个人面对危机的心理康复过程。不得不说，这样的研究视角让《剧变》展现出糅合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独特风格。
《剧变》也显示出戴蒙德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戴蒙德认为，不论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将在未来数年中迎来一系列严重危机，比如核武器问题、社会不公正、气候变化。而对美国来说，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和社会阶层趋向固化。
几乎每代人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最能炮制焦虑，在戴蒙德心目中，过去这个十年产出焦虑的问题则是空前的。一方面，全球化让大多数人普遍受益，也在一些地方造就了不公（inequality），这成为时代焦虑症候的重要源头之一。而这次新冠疫情却在某种程度上扭转着全球化原本的发展轨迹。不过，戴蒙德没有将全球化归结为所有问题的原点，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中性的，人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有准备地尽力管控危机，同时让更多人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时代焦虑的另一个源头是政治极化。戴蒙德是一位比较抗拒电子产品的学者。他没有电脑，也几乎不用手机，写成的书稿依赖妻子和助理录入电脑。对于当今人们沉迷于手机等电子产品和社交媒体软件，戴蒙德多有微词。他甚至在接受比尔·盖茨采访时，认为正是由于人们沉迷于电子产品，以及依赖可定制符合自身喜好内容的社交媒体获取信息，从而自主地沉浸于定制的信息漩流，部分导致了美国社会日益走向政治极化，任何“第三条道路”的意见都失去了市场。这种状况的确是一种潜在危机，其所造就的恶果便是，一旦发生重大社会分歧，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撕裂与纷争。当然，戴蒙德并不是主张美国将就此衰颓，而是以危言警世，提醒美国民众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认识到现有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已不再奏效，必须在清醒认识现状的前提下重新发现生活。
戴蒙德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介绍了新作《剧变》的核心结构，以及自己其他著作的研究理路，并对当下的疫情、全球化、美国政治极化等话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研究范式转轨
《财经》：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环境地理等因素被作为重要研究变量，对不同社会之发展轨迹产生显著影响与冲击。而在新著《剧变》中，未再考虑环境地理等因素，为什么转而引入更为丰富的12个变量，来研究7个国家对重大危机的因应举措？
贾雷德·戴蒙德：我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所讨论的环境因素中，包括了各个大陆可以用以驯化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它们部分导致了不同大陆上的民族及其历史，在长时段上表现出的显著不同。这些因素用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研究主题十分贴切，且不可或缺。换句话说，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探究在过去一万年中，不同大陆上的文明在社会文化等领域何以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速度与特征。但到了我的最新著作《剧变》中，我要讨论的则是过去50年来，这7个国家如何应对全国性的政治危机，环境地理因素与之完全不相关或关联微小。
《财经》：您的著作常引入不同的分析变量，并以实证的比较分析方法展开研究。《崩溃》和《枪炮、病菌与钢铁》均重在考察文明兴衰，并借助不同研究变量来探讨其根源，知识维度跨越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为何要在《剧变》中引入心理学的分析范式？
贾雷德·戴蒙德：我的这本新书《剧变》旨在揭示过去50年间，7个研究样本国家如何应对巨大的挑战和全国性政治危机，以及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我之所以在这本书中引入多种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是为了帮助我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和理解前述的政治危机及这些国家的应对举措，更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发现，这些心理学研究角度，为我提供了最趁手的分析工具，有助于廓清笼罩于国家应对重大危机过程中的迷雾。总括而言，我每次开展一项新的研究课题，都会重新设计针对该题目最为有效的研究进路。我并不喜欢株守和重复使用某种固定的研究方法，对于一个新涌现的问题，需要找到最有助于理解它的研究途径。
《财经》：近年来一些全球性的挑战变得日益棘手，比如不平等问题、气候变化、全球性疫情大流行等，与之相伴随，大规模的移民开始向富裕国家流动，欧洲受困最烈。对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区域而言，移民是否可视为某种社会危机与挑战？借鉴《剧变》中的研究思路，欧洲国家应如何对待移民问题？
贾雷德·戴蒙德：毫无疑问，移民问题已经形成为一种危机了，在欧洲更是如此。因为欧洲一方面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福利制度，对移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欧洲距离非洲大陆很近，而那里聚集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贫困人口，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令移民大量涌向欧洲，令其不堪重负。
我在《剧变》中提到了影响个人或国家危机应对决策的12个变量，其中一个是“诚实的自我评估”（honest self-appraisal），这个变量可以移用来作为欧洲应对难民危机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起点。也就是说，欧洲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一现实：欧洲竭尽全力也不可能接纳可能多达10亿的非洲移民。对这些非洲民众来说，几乎每个人只要能移民欧洲，生活质量都能大幅提高。
《财经》：阅读《剧变》能很清晰地感受到，这本书中的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心理学特征，移用心理学研究的分析模型来考察七个国家的危机应对。我的问题是，将个人应对伤痛的心理过程，用来比附一个国家如何应对危机，是否有足够说服力？毕竟，这不是历史学家们常用的典型的研究方法。
贾雷德·戴蒙德：没错，我的这本新书《剧变》的确应用了一些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因为这些范式在考察国家政治危机过程中，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个人应对危机和国家应对危机，两者其实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其间发生作用的大多数因素能同时适用于这两种情形。这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因为国家是由人构成的共同体。当然，也应该认识到有一些事关国家危机的特征，无法适用于个人应对危机——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当国家面对危机时，政府的领导能力至关重要，但这种领导力对于个人而言则失去了意义。
“大历史”的内在理路
《财经》：有一些中国读者常将您的研究工作归类为“大历史”。您对此有何看法？
贾雷德·戴蒙德：是的，我的研究的确有这样的特质，我会把宏大的历史议题置于超长的时间尺度和广阔的地域空间，并对其进行综合考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著作可以被视为“大历史”。但关涉“大历史”视阈的一些问题，其答案却潜藏于对“小历史”的正确认知与理解。
举例而言，回顾过去一万年，许多农业社会经历了各自的发展兴衰历程，而在其间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区区52种谷物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形态。要想真正理解过去一万年中人类历史在广阔视野中所经历的发展模式变迁，就必须先搞清楚这52种谷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分布情况。
《财经》：《枪炮、病菌与钢铁》所展现出的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分析方法论，被一些学者视为“环境决定论”。您是否赞同这样的论断？
贾雷德·戴蒙德：首先，环境对人类社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不同类型的文化和政治文明，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所以，环境、文化和政治，哪一个的作用更值得称道，完全取决于想要研究和解释的对象的性质。抛开具体的研究对象来空泛地批评所谓“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或“政治决定论”都是同样的不知所云。
对一个社会的某些面向来说，环境因素的确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至于那些抱怨“环境决定论”的虚妄之言，我只想说：来年一月，请只穿背心和短裤去北极站立一分钟，然后再探讨在一月的天气里的北极，环境、文化还是政治，哪一个对人的影响相对更大。事实上，对于一些宏大的历史问题，比如某种类型农业社会的崛起，必然是环境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财经》：《崩溃》《枪炮、病菌与钢铁》和《剧变》被誉为“丰碑式的三部曲”（monumental trilogy）。这三本书中是否存在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从阅读体验来说，这三本书事实上引入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贾雷德·戴蒙德：的确如此，这三本书关注的问题意识都大为不同，自然也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说这三本书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首先它们都是出自我手；其次，它们力图要解决的都是比较历史学视阈中的文明兴衰等宏大议题，而没有锱铢于地方历史的细枝末节。
《财经》：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一小部分精英从全球化中受益更多。此外，全球化本身意味着更频繁的人员国际往来，至少部分加剧了“新冠疫情”传播。您对此有何看法？
贾雷德·戴蒙德：我认为，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所谓的全球化，其本质就是全世界日益紧密的普遍联系。这些联系可以造福人类，比如信息的快速流通与分享，也可能带来危害，比如病毒和病菌会更快更广泛传播。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管控好危机的同时，从全球化中获取最大利益；我们应该随时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与此同时，当这样的危机真正到来时，应促成全球协作，以共同应对之。
当下这场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扭转着全球化的某些趋势。这场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类危机中独善其身，即便能够控制住本国内部的疫情，其他国家仍没有控制住的话，也很难完全阻断来自境外的病例输入。所以，加强全球协作才是“抗疫”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