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育龄夫妇不愿意多生孩子?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文    涂伟/编辑

2020年06月01日 14:56  

本文2683字,约4分钟

经济形态的巨变必然促成社会的结构变化和人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只是相比立竿见影的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的变化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必定会随之而变。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对成年人来说,这个节日是一种提醒,提醒成年人维护孩子们的权益,给其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也提醒成年人养育下一代、为族群繁衍尽到一份责任。

人口老龄化、成年人生育欲望下降,是今天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困境。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会上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加大对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和学前教育建设投入力度,并给予辽宁省大力支持。看到这条新闻,我想到了曾留意过的一条“旧闻”:2009年,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生育政策让辽宁少生3000万人》的报道,表扬该省计生成就。文章形象地打了个比喻:“少出生的这些孩子,可累计节省社会抚养费4800亿元,相当于建设48个鞍钢的总投资”。

十一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一个省的生育状况和生育政策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真让人欷歔不已。当然,可以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推行计生政策是必要,现在放宽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也是必要。但笔者以为,即使如陈向群副省长所建议那样,在托儿、幼教等方面加大投入,以鼓励育龄夫妇多生孩子,恐怕效果未必好。原因很简单,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使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人普遍不想多生孩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这一论断不但适应远古的氏族社会时期,也适应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所有时期。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之形成,经济形态是决定性因素。人们常说中国古代生育文化发达,“多子多福”是一种传承几千年的观念。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老辈人祝福别人家,流行的吉祥话是“恭喜发财”“人丁兴旺”。套用恩格斯的观点,就是祝福别人在两种生产方面都有好的收成。几乎所有民族、所有宗教都曾有推崇多生的观念。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牧业和农业时期,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形态,生活资料的获得主要依靠人自身的生产。劳动力多,生产出的生活资料就相应的多。而在农业、牧业时期,家庭也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一家的富裕程度以及在社会中的抗风险能力,和这家的劳动力数量和强壮程度关系甚大。人们几乎都是靠养儿防老(我的一篇旧文《骂完儿子坑母后,说说这人伦悲剧背后的大问题》论及此话题),而且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婴儿死亡率高。皇帝的皇子、公主夭折的比例亦不低,何况普通人家。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一样,都是粗放型的,广种薄收,靠多生来抵消损耗。

工业革命渐次在世界各地区完成,到今天许多国家已经进入到信息化革命时期。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经济形态的巨变必然促成社会的结构变化和人的文化观念的变化,只是相比立竿见影的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的变化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必定会随之而变。人类生产力水平因科技发展有了巨大的飞跃,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大幅降低婴儿死亡率。人们对这两类生产才有条件“精耕细作”,且对投资与收益有更理性、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算计。

笔者认为成年人生育欲望下降一个最根本也最直接的原因是养老的社会化。养老社会化的好处当然更多,它具有普惠性与稳定性。但同时会带来一个问题,一对夫妇晚年生活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其年轻时的工作状态(无论是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体系还是商业养老保险),与他生养几个子女的关联性减弱。这也是当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东北地区所遇到的阻力远远小于南方内陆省份的重要原因。因为东北地区当时城市化程度高,夫妇双职工的比例大,不但好管理(违反计生政策开除),且没有南方农村居民养儿防老的压力。社会化养老是所有就业者交税来养所有退休的老人,这也使社会养老体系事实上成为一块“公共牧地”。一对含辛茹苦养大两、三个孩子的夫妇,和养一个孩子甚至丁克家庭的夫妇,领退休金没什么区别,而养育孩子的成本几乎都由自己负担。这么一算,越多养孩子越吃亏。那么多数夫妇的理性想法是因情感的需要养一个顶多两个孩子,再多生,等于替别人养。

环视全球,今天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欧洲诸国、日本、韩国都有这个问题(美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严重和其有源源不断年轻移民有关),只有经济不发达的非洲、中亚、南亚和拉美地区还有较高的生育率。日本、韩国这两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曾经也是推崇“多子多福”的,现在“少子化”成为政府很头痛的社会难题。应对措施无非是从政策上鼓励生育,加大社会所承担养育孩子成本的比例,在税收、生育福利、教育等诸方面减轻孩子父母的负担。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多生孩子得到的资助甚至超过支出,生娃成了赚钱的生意。而少生或者不愿意生育的成年人,所交的税金,很大一部分用来养育别人家的孩子。但人毕竟是万物之灵,生育儿女不是像动物繁衍后代那么简单,就算养育孩子的全部刚性成本都由政府负担,但漫漫的养育路上,所付出的心血又怎能用货币来计算?日本、韩国、欧洲诸国采取的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减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可能扭转这种趋势。

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化养老体系还不健全,现在还有众多没有或者很少退休金的农村老人。未来领退休金的人数将大幅增长,如60、7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渐渐老去,将陆续退出工作岗位,他们不可能再像父辈那样不纳入社保体系吧?社保体系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另一方面由于前些年计生政策的推行太用力以及快速的城市化,正处在生育年龄的中国年轻人,愿意多生育孩子的比例很小。不要说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即生多少也不处罚),即使给予鼓励,未必能激起更多人的生育欲望。二胎放开后新生儿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为了国家的未来,在生育政策方面,中国需要拿出比日、韩等国更有力也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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