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即全国“两会”闭幕的第二天，笔者写了一篇评论《引车卖浆者是市场这座青山的灌木和花草》，为国家领导人强调要爱护个体工商户和有关部门允许占道摆地摊点赞。
这些天，“摆地摊”成为一个热词。官方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各地地摊市场的繁华，有关摆摊儿的自媒体文章更是满坑满谷，日日刷屏，各类与地摊相关的段子亦层出不穷。从这些能看到公众充分认可各城市允许摆摊是应对疫情带来民生困难的一项得民心、接地气的措施。但是面对媒体上出现的地摊热，笔者倒是有了一丝忧虑。我以为，任何时候都应该冷静、理性、从实际出发来评价一件事，不可将摆地摊这事儿陈义过高。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摆地摊一点也不轻松，更不浪漫，它是个辛苦且收益不稳定的活儿。网上流传那些摆摊能日进斗金的案例，犯了“幸存者偏差”的逻辑谬误。从古至今，摆摊挣钱不易，说白了在多数时候是缺乏更多生产资料（如没有田地，租不起铺面）和资本的劳动者不得已的谋生手段。每个真正靠摆摊为生的人，其中的劳累辛酸，不足为外人道也。《卖炭翁》中的老汉，即使没有宫内黄衣使者的掠夺，要以合理的价格卖出一车炭也很不容易。“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大多数小商贩的生存状态。过于拔高摆地摊、美化练摊的论调，不但徒显缺乏对生活不易的起码认知，也是对胼手砥足的劳动者不够尊重甚至是轻佻的态度。
再者，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摆摊，或曰能通过摆摊解决生计问题。摆摊既不卑贱，也不高尚，它和干其他行当一样，都需要一些职业基本素质。同样的活，不同的人来做成绩往往大不一样。想摆摊挣钱是需要一些经营天赋的，需要对市场环境的了解，对顾客心理的洞察，更需要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个有着较高学历的IT工程师、媒体编辑、写字楼文员，摆摊未必比得上退休大妈。我尚是儿童时，听父亲讲《封神演义》中的故事，对姜子牙早年学道回乡去摆摊做生意总是亏本的情节印象很深。父亲给我讲这段故事是想告诉我，人生有起伏，有流年不利的时候，也会时来运转，姜子牙直到八十岁遇到周文王，成为了一代开国名相。这是个励志的故事，而今若以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段情节，就能明白姜子牙虽有安邦定国之才，但却不擅长做小买卖。他挑一担笊篱去朝歌摆摊，却不会叫卖，最后全部又挑回来。后来姜子牙卖面粉、开酒馆、贩猪羊，每一项生意都亏了本，原因是他不调查市场，对市场风险没有防范意识。民国时期最通“生意经”的政坛大佬阎锡山，早年家境清贫，父亲让他沿街叫卖烧饼，他胆子小，逢人不敢大声说话，只是悄悄地问:“您要买烧饼吗？”当地人编排出一个俏皮话：“万喜子（阎锡山的小名）卖饼子——不敢吆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年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电商给零售业带来巨大的变化，练摊卖货的盈利空间远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流动小摊固然让顾客方便，但现在需要从摊上购买的物品越来越少，大多数物品可以在网上货比三家下单，送货上门，性价比更高。笔者能想到还有摆摊挣钱空间的，一个是卖新鲜蔬菜，一个是流动的小吃摊。这两项从业的门槛其实都不低。买新鲜蔬菜需要稳定的进货渠道和畅通的运输渠道，随着城市越来越大，郊区菜农自产自卖越来越少，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增加，长距离贩卖蔬菜只能由有运输、仓储能力的大企业来经营。经营食品加工的摊贩，对食品卫生条件和经营者的厨艺要求较高。不是谁都能摆摊烤羊肉串或卖煎饼。
说来说去，摆地摊只是部分困难群众为解决短时期内的生计问题所能采取的权宜之计，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具有推广价值。要从根本上保就业，保民生，最终要靠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好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各个行当生机勃勃，才能容纳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就业。对困难群众的民生问题，当然不能完全指望他们通过摆摊儿自行解决，地方政府应该有托底的对策。
将摆地摊上升到“地摊经济”这样的大词有拔高之嫌。摆地摊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种古老的、最能让人感知到的表现方式。当地方政府和公众重新评价摆地摊价值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常识。尤其是政府，要尊重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抑制住使用权力的冲动，努力为市场竞争营造公平、法治的环境足矣。马云从推销黄页开始，到建立阿里巴巴集团，就是把现实中的地摊弄到互联网上，解决现实中摊贩和顾客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为成千上万的摊贩建立一个交易平台。这是中国商业史上最成功也是规模最大的“地摊集市”。从此角度来说，“地摊精神”确实值得推广，这种“地摊精神”就是市场经济所体现的草根性、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懈的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