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研究专长是美国内战史和重建史等。方纳教授的作品曾两次荣膺班克罗夫特奖，一次获普利策奖。1988年，方纳出版《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一举奠定其作为“新美国史学”开拓者和领军人物的地位。
所谓“重建”（Reconstruction）是美国在内战中和内战后在宪政秩序、经济秩序、种族关系和政府功能发生历史性转型的时期。美国学界关于“重建”时代的研究，曾在很长时间内被“唐宁学派”所统治。该学派认为，黑人因天生本质的原因并不具备参与政治民主的能力，国会将选举权赋予黑人，强制性推行激进改革，导致一段时期内腐败和恶政的狂欢，“重建”时代从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和“仇恨”的时代。
这种观点与美国的种族歧视土壤极为和谐地融合为一体，所以在长达五六十年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标准化的解释，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才走向崩溃。然而，这种学说虽然早已遭到摒弃，其赖以存在的观念事实上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始终潜伏于美国社会的某些阴暗角落。这一背景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近期发生在美国的警察暴力及其引发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
对于“重建”时代及其运动，方纳教授提出了与“唐宁学派”针锋相对的观点：这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将前奴隶“变成自由的劳动者和平等公民”。
在方纳先生看来，美国社会今天所面对的许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重建”时代的问题之延续，或者它们在当代美国社会的回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从来就没有结束过。
2017年3月，方纳教授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邀请，做了一系列美国史系列学术讲座，讨论早期美国政治中的奴隶制问题，以及重建时代的革命性变革。这些讲座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
《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重建，这通常是指美国内战之后从1865年到1877年的这一段时间。（事实上，重建的过程始于内战之中，在我写作的关于重建历史的专著中，我是以1863年作为重建的起点，因为这是《解放奴隶宣言》生效的时间；这份文件本身意味着，如果联邦赢得战争，奴隶制将被废除，整个美国社会也将随之而被重组。）然而，重建也可能被理解为一个没有清楚界定终点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美国人力图就内战的结果达成共识，尤其是其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结果：民族国家的幸存和奴隶制的灭亡。或许人们还可以说，今天美国人仍然在就奴隶制废除之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个意义上，重建从来没有结束过。
“重建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
我学术生涯的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研究重建的历史上。我就重建时期的研究写作了好几本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策划和主持了一个相关的历史展览，还为公共电视台（PBS）制作和播放的一个关于重建历史的纪录片担任过学术顾问。但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的美国听众和读者对重建的历史知之甚少。在20世纪90年代，联邦教育部做过一个定期调查，检测美国人对本国历史的了解程度。调查项目要求16000名美国应届高中毕业生就美国历史中的不同事件谈谈他们的看法，如西进运动、第一颗原子弹的投放等。大约有80%的学生都可以讨论西进运动，但在这个历史知识调查中垫底的历史事件是重建，只有20%的美国应届高中毕业生能够就重建历史说出一二。
我当时刚刚出版了一部长达600页的关于重建历史的研究著作，所以我对这个结果深感气馁。然而，事实却是——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重建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换一种方式说，美国社会今天面对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建时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半世纪前的那个历史时期一无所知的话，你至少无法懂得这些问题。
在此我想提及一个并不太为人熟知的美国历史的事实。全世界都知道巴拉克·奥巴马是美国的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但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多少黑人曾经当选过国会参议员？回答是10人，其中的3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蒂姆·斯科特、来自新泽西州的科里·布克尔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卡玛拉·哈里斯——是现任的参议员。在美国历史上总共有2000名参议员，而黑人参议员只在其中占有10人——相当于每45个美国参议员中只有一人是黑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比例。这说明黑人在赢得高级民选官员位置的时候所面临的巨大障碍。但在10名黑人参议员中，有两名曾在重建时期担任参议员，他们是海勒姆·雷维尔斯和布兰奇·布鲁斯，两人都是在内战后从密西西比州当选的。这说明，就政治民主和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而言，重建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即便我们对重建知之不多，但它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排列在我们政治议程上的许多问题正是重建时期的问题。谁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这个问题仍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今美国政治中。选举权的问题，今天在许多州内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都是重建的问题。美国联邦体制中联邦政府与州的关系曾在重建时期经历了巨大的调整。如同今天一样，恐怖主义也曾经是重建时期的一个现象。当时也有本土生长的恐怖主义组织、三K党和其他相似的团体，如白种人联盟和白茶花骑士团，它们在重建时期曾十分盛行和猖獗。这些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重建时期比奥萨马·本·拉登在2001年杀害了更多的美国人，想到这个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肯定性行动——国家有责任帮助那些曾在历史上遭受不正义待遇的受害者的政策——也是一个源自重建的问题，也仍然停留在我们当今的议程之中。与此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关系问题已经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在重建时期也曾引发激烈的辩论。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是19世纪女权斗争的领袖人物，她在19世纪80年代写作的自传中提到：重建政治“关乎对我们政府原则的重新思考，对人的自然权利的重新思考。整个民族的心都随着这些问题在国会、州议会、教会和大众报刊的持续辩论而振奋不已”。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对重建一无所知，你不可能懂得美国历史和今天的美国社会。
“唐宁学派”的重建观
在我开始讲述重建的历史之前，我还想提出一个观点。重建也是我们有时称之为“史学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的一个重要典范。我这里指的不是历史学家本人是一位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而是说不同时代的史学解释既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影响，又同时在影响现实政治，即影响历史学家写作的时代的政治。
在20世纪的许多年内，被我们称为传统学派或“唐宁学派”（Dunning School，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唐宁的名字命名的学派）的重建观主导了重建史领域的学术创作、相关历史教材的编纂，以及公众对重建历史的看法。简单地总结而言，传统学派的观点认为，重建是美国民主历程中的谷底。根据这一观点，林肯总统在内战结束的时候，希望以迅速、仁慈和宽容的方式将战败的南部重新接纳进入联邦。在他遇刺之后，他的这一政策为他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所继承，但约翰逊的努力被国会中的一帮激进共和党人所扮演的搅局者破坏了。激进共和党人的动机非常复杂，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行为出于对南部的仇恨，有的认为他们希望将北部资本主义强加于南部头上，还有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希望保持共和党对权力的掌握，到底谁是对的，取决于你对不同历史学家结论的选择。
激进派将约翰逊的仁慈性计划抛在一边，将黑人选举权——黑人男性拥有的投票权——强行赋予几乎所有居住在战败南部的前奴隶们。唐宁学派的学者称，黑人因天生本质的原因并不具备参与政治民主的能力，其结果是，随黑人选举权而来的是一场腐败和恶政的狂欢，政府掌握在非裔美国人手中，辅助他们的是来自北部的“皮囊携带者”（carpetbaggers，即那些在内战之后到南部去掠夺公职好处的北部人）和南部的“无赖汉”（scalawags，即在南部恶政期间背叛白人种族，帮助黑人政府的南部本土白人）。最终，类似三K党这样的爱国分子团体推翻了“激进重建”创造的南部州政府，恢复了所谓的“内部自治”（home rule），或我们今天所称的白人至上主义的统治。
这种解释不仅主导了关于重建的历史研究，而且通过类似于《一个民族的诞生》这样的电影广泛地传播给大众。这部电影为三K党大唱赞歌，并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职的白宫举行了首映式。20世纪20年代的畅销书、克劳德·鲍尔斯所写作的《悲惨时代》也对普及这种历史解释起了重要作用。让我们回到史学政治上来。传统学派的解释拥有一种令人惊奇的漫长生命力。我们历史学家是靠不断修正前人的论述而谋生的。一种观点能够维持作为标准化解释长达五六十年，实在是前所未见的。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旧的重建观为何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原因在于这种观点与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极为和谐地相互融合为一体，从1900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
旧重建观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一目了然的。首先，重建时期将选举权赋予黑人是一个错误；所以南部白人有权剥夺黑人的选举权，正如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做的那样。任何期望将非裔美国人重新带入美国民主中的企图将导致另外一波恶政的发生。其次，重建是北部的外来者强加于南部头上的。有的北部人也许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动机，但重建的历史证明了北部人并不懂得南部内部的种族关系——只有南部的白人才懂。所以，为了避免重复重建时期的恐怖政治，南部应该抵制一切来自外部的、要求改变种族权力结构现状的呼吁。旧重建观带来的第三种教训是，重建是由共和党制造的，所以南部必须始终保持坚固的对民主党的忠诚。最后一个教训在今天看来早已时过境迁了。今天的南部是坚实的共和党支持者的基地，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南部一直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坚固的南部”（solid South）的精神支柱之一便是唐宁学派的重建史观。
的确，我先前提到的克劳德·鲍尔斯是一家民主党报纸的主编，他之所以在1929年出版《悲惨时代》，是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年，民主党提名罗马天主教徒艾尔·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为此有几个南部州把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他对重建时期政治的恐怖描述是为了发送一种警告，如果南部人转向支持共和党，曾经发生的可怕事情将会再度发生。
一场开了倒车的革命
当20世纪民权运动发生的时候，旧重建史观轰然倒地，重建的历史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再解读。今天，大部分历史学家将重建视为一种虽然最终失败但仍然具有高尚精神的努力，因为它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建立起了跨种族的民主。如果重建是一种悲剧性的经历，我们现在认为，不是因为它力图解决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正义的问题，而是因为它未能解决这一难题，并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后来的数代美国人。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漫长的故事。它从重建的结束的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时代，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之久，然后延续到今天。在1900年左右，一个崭新的、以种族压迫为基础和特征的制度已经在南部建立起来。这个体制有几个重要的支柱：法律上的种族隔离体制，它将黑人和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有最重要的领域中分离开来；在政治上剥夺黑人选举权的选举体制，它无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将选举权从黑人选民手中夺走；对黑人教育经费进行严厉削减的政策；被生硬划分的劳动力市场，它把大部分的好工作预留给白人单独享有；然后是暴力的使用，通过私刑和其他法外形式的暴力，在外围维护和监管以上制度的实施。1890年至1960年之间，南部有4000多人遭到私刑的处置，即被暴民群体谋杀致死，其中大多数的受害人是非裔美国人。正如我提到的，重建时期的所谓恶政成为南部种族压迫制度的思想和政治基础。激进重建中的所谓恐怖传播到远至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地方，以此警示将非白人从政治权利的享有中剔除出去的必要性。这也是为什么杜波伊斯在他1935年的伟大著作《美国的黑人重建》一书中，将重建的结束视为一场民主悲剧，不仅对美国来说如此，对全球来说也是如此。
美国人有时愿意将历史想象成一条从自由不断走向更大自由的直线。事实上，正如重建所显示的，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有意思的故事，她有高潮，也有低谷；有进步，也有倒退；有赢得权利的时候，也有权利被剥夺而后又要在另外一个时候被再度争取回来的时候。正如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他曾在内战中指挥过一支黑人军队——在重建开始的时候所写道的，“革命有的时候是要开倒车的”。重建就是这样一场开了倒车的革命，但它居然能够发生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它为一个世纪之后的另外一代人的斗争奠定了基础，新一代人企图将重建的目标和理想变成现实，企图实现将美国从种族性压迫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最初是通过重建而被带入我们的历史之中的。我们看上去正在进入另外一个时代，即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正在被夺走。我们从历史深处走来，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各个方面应对奴隶制留下的遗产？在美国内战结束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美）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本文摘自该书“重建及其对美国历史的长期影响”一节，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