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6月18日表示，全球化产业分工进程在经历了历史性的演进后，正受到金融体系分工和数字化进程的进一步推动。这种分工趋势只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强，中美也不可能脱离彼此。
王忠民在当天由《财经》和《巴伦周刊》中文版联合举办的“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新机遇”为主题的“财经·卓见”线上论坛上表示，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贸易规模最大、产品和产业链交互最强的两个国家。基于全球化体系中达成的共识，两国争论的不应该是加关税，而应该是减关税，甚至减至零关税。
他特别强调，全球化分工体系已经深入到金融领域，这为数字化创新产业提供了很大帮助，而数字化进程又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分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可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发挥自身资产优势吸引更多全球资本。
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产管理机构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已经有了大幅增加。但王忠民指出，我们引入更多风险可控前提下的金融工具和市场，比如做空工具和避险市场，那么全球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份额一定会大大增长。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发言实录：
中美争论的不应是加关税，而应是减关税
我的发言从产业链切入，最后落脚到目前全球化格局下的资产配置和投资选择。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是从劳动分工谈起的，劳动分工专业化会提高效率，而专业化提高效率以后，要么在产业内形成产业内分工体系，要么到市场当中去跟别人进行交易，而交易就形成了市场的规模和市场的效益。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理论当中实际上是把分工的逻辑从劳动分工开始应用。随着区域走向全球化的时候，劳动分工会更加地专业细致，分工之后产生的规模效应和专业化效应会越来越强，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在这一阶段，产品打向全球，而背后是企业内劳动分工更加垂直、细化。
从亚当·斯密那个时候、英国工业革命到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分工的演进经历了几代和不同层次。首先是从劳动分工到企业分工。劳动分工只是企业内垂直技能的应用问题，它慢慢演变成不同企业在一个体系中的分工。企业分工进一步成为产业分工，这个产业领域当中做同样事情的企业汇聚在一起，大家在垂直、在横向都形成分工体系。在全球化以后，这套分工体系会形成不同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寡头地位，这是处于工业时期的企业产业分工体系的全球化。
实际上，今天我们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包括之前我们加入WTO，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基于这样一种产业分工，大家要在全球去卖东西的时候，怎么样交易成本最低。大家就组织成一个机构，这种组织体要求大家各种税收应该一致，要求同等对待……这就制定了一整套规则，包括最惠国待遇等各个方面。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争端主要是在关注这个方面。我们加入WTO，美国认为中国沾光多了，它吃亏多了，现在要把你原来沾光的东西通过加税的形式拿回来。显然是，对于在产业分工的全球化体系中达成的共识，事后大家对一些不平衡状况产生了不满。
事实上，中国在这个阶段和美国之间可以采用另一种思路。我们站在WTO规则的基础之上来谈，我们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贸易规模最大、产品和产业链交互最强的国家之间，我们争论的不应该是加关税，而应该是减关税，甚至减至零关税。
如果我们达成减关税的共识，我们就可以利用WTO框架中的最惠国待遇，让其他成员国也享受减关税待遇。这样一来，就会走向基于原来工业化时期产业链全球分工贸易盈余结果下的再平衡。这是从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主权干预的角度去看，从真正的产业分工盈余的角度去看。这实际上是一种站在原有基础上的再全球化思路。
数字化重构了全球化产业链条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好不容易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在疫情突然爆发之后，这个协定对现在的全球化格局是不适应的。现在的全球化格局是什么？是数字化经济来了。数字化经济渗透到一切领域当中，它给全球化逻辑带来的最大改变是重构了全部产业链条。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产业链内的分工，从企业内的专业分工到产业分工，全部变成了社会分工。我们看最早的苹果手机，是集成了所有企业的一切产品，无论是操作系统、芯片、智能玻璃……最后只是把它集成到了一个智能手机当中运用。它的产业链条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生产的时候还到中国来代工。
这个产业链已经是一个社会化的产业链、全球化的分工体系，而不是产业内的和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分工体系。这个分工体系随着数字化加深了以后，所有这些企业因为技术进步太快，一定要轻资产。轻资产又把产业链条打碎了，重新构建了技术链条。过去我们在工业化时期，企业用自己的营收去做研发，现在完全分给社会了，其他人可以帮我做。我可以用众筹的方法做，我还可以买别人的专利，可以让别人给我芯片，可以做架构设计，等等。技术领域分离出专业分工，技术又分成不同企业的不同专利的不同方面，一个专业里边的细分体系又被细分到细微的程度。
以芯片为例，它的全球化专业分工实际上就已经很复杂了。我们知道，光刻机是荷兰的最优秀，制成芯片的企业当中最好的是高通和台积电等等。但在具体的分工体系中，最高精度的晶圆只有日本有。芯片生产出来以后，连封装都是专业分工的一个体系。
现在全球分工体系当中的产业数字化，因为两个东西又深化了。一个是所有的软件语言走了开源系统，另外一个，云从存储工具成为一个服务和工具包。
这个分工体系又因为这样一些逻辑全部都改变了。云的逻辑是，如果我原来做的好的东西，我已经收回了成本，就可以让边际成本无限接近于零。用的人越多，新进来用的人带来的收益，我去分利润的时候我就可以实现边际收益无限增长。这就出现了一些生态级的公司，可以链接到全球任何一个末端，要么是在技术当中，要么是终端产品的场景当中。这样一个分工体系今天已经很复杂了。
再看5G技术，美国几度制定政策打压华为，但最终实行不下去了，因为他自己的公司也面临损失。最近，5G的标准也是要华为配合他们一起参与。分工细到这种程度的话，没有一个主权政府，没有一家企业，没有任何一个垄断企业可以产生高度垄断，他一旦垄断就停止进步，停止进步他就死亡，人家新的东西就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中美在这个问题当中要适应这个阶段的社会分工体系，谁都不可以用主权的力量去控制这种技术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全球化。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还达不到垄断，但我们可以做到在一个具体的点当中一步一步成长。你不能独立于全球系统做自主开发。你也许可以自主做出来，但是效率一定不是最高的，竞争力不是最强的，你慢慢就会落后，就被市场淘汰。
金融分工进一步支持产业分工
重要的是我要说的第三部分，社会的分工体系不仅从技术、知识、专业、产业，产品、产品的集成、场景这样一个角度去构建，金融、科研也参与到了这个分工体系当中来。
金融体系需要匹配轻资产的数字化技术体系。我们突然感觉到，全球注册制上市制度就是为数字化时代的这些公司提供的。不盈利的公司可以去上市，但是你必须说实话，做真事。所以我们看这些万亿市值的公司，成长为生态级的公司，正是这种证券制度体系提供了帮助。
我们再看历史上养老金的制度，特别是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这一部分。正好把你的生命周期的长久资金投到市场当中，投入到权益类、特别是一级市场风险投资。这就形成了风险投资生态体系。没有风险投资，那些失败率很高的创业公司，那些独角兽，根本就融不来钱、做不下去。
我们会发现，从天使投资、私募股权投资、VC投资、IPO，以及IPO之后技术的进步不断更新、迭代变化。这个金融生态体系的社会分工反过来支持了产业的社会分工。金融服务的供给，使得这个时期的这样一种产业分工得以生成，得以延续。在某些环节当中如果你有创新，你就可以得到金融的支持，可以获得投资，还可以到市场当中去获得估值，还可以变现。
我们看几个例子。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如果当年没有美元的VC投资的话，不会成功。那个时候中国的VC还没有出现，而VC恰好是这个阶段的金融工具，让那些创业的互联网公司可以成长过程中“有钱可烧”。今天我们看头条、美团这些独角兽公司，公司一成立就有大量的天使投资人参与其中。
我们再看中国今天的金融生态体系。这次疫情之后，大家都知道，美国美联储开动印钞机，保证所有的产业、生活、产品链条当中的所有现金流都不中断。为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前所未有地扩大到七万多亿美元。这使得美国现在不仅股市维持住了，没有大量破产的发生，人们的生产还可以继续。在美国市场当中，没有出现经济的断裂，特别是产业链条和金融链条都没断裂。
但对于中国来说，除了我们用足够的补贴，保证家庭、企业，消费型产业和生产型产品企业现金流不中断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我们现在的无风险回报在全球是最高的，国债利率水平和现金资产在货币市场基金的七天回报率，都在百分之三点几。也就是说，在现金流不中断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让我盈余的现金流，或者变现了资产的自由现金流，全部变成现金管理。所以，美元现金流使得大量的境外资产回流，而中国因为现金资产的吸引力，吸引了全球的现金,资产不但不至于从中国跑出去，甚至还会吸引进来。进来以后，短期他拿到了三点几的无风险回报，如果在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当中再能得到一些风险回报的话，他的收益率水平在全球范围来看是比较稳定和比较可靠的。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最近中概股在回流。如果这些公司当初不到境外去上市的话，在A股也上不了。所以他利用了资本市场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分工，这是一个全社会在工商、税务、资本各个环节的全球分工体系。现在这些公司一定愿意回归，因为中国的A股市场当中存在着二级市场流动性溢价。
我们在一级市场当中、流动性差的资产当中，通常估计值比较低，但是一旦到境外回来以后，我们的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的流动性溢价的部分比境外要多。美国市场包括印度市场，都没有一、二级证券市场这样一个巨大的流动性溢价。那就是说，我们的公司是愿意回来的，一回来估值就增长。我们看回港的京东、阿里以及从美股回归A股的三六零等公司，回来以后都大幅上涨。
我们进一步设想，如果这个时候中国不仅推出注册制的创业板、科创板，并且把国际板也开了，境外的数字化产业也会利用全球今天成熟的证券市场金融制度供给去满足一些公司的成长和发展。
我们今天现金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差价，恰好可以吸引全球金融体系中对中国资金流入和资产配置意愿。这其中还有一个进步最大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中国已经对全球的金融机构在开放，不仅开放准入，而且还开放控股权。中美之间尽管有那么多矛盾，但是我们没看到金融服务机构谁说要撤离，更多见的是他愿意来，而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恰好需要这些服务。
我要强调的是，到了今天，产业分工变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变成了金融独立系统的高强度分工。这个全球化分工体系只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强，不可逆转。这个时候你只能去适应它，你只能在这当中找准自己的竞争点和爆发点，去慢慢地成长。
我们不能因为美中之间有了一些冲突以后就说我不要跟你合作、我要脱离你、我们自己独造一个系统……这样做的话一定会是更慢，更没有突破性和更少成长。
问答环节：
不宜为了追求V型复苏而刻意刺激经济
全球经济看总量的话，要出现V型复苏、回到疫情前水平还是有困难，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亮点。
其中一个亮点，中国仍然有可能达到疫情前的经济增长水平，美国也可能恢复到原有水平。另一方面，基于数字化的To C端场景的这些公司都成长了，包括印度。
但是，这些亮点能在V型复苏中贡献多少幅度，谁也没办法去判断。所以一定会出现刚才我说的分工发展的进步，同时会分化。这个分化的过程中，总量有可能达不到全球疫情前的高度，但是其中也可能表现出一些结构性的成长和发展。
我更担心的是，我们为了V型右边曲线的高度，去强化推出各种政策。这些政策短期内获得效果，但长期内失去基础的话，有可能拖累了长期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如果为了达成V型反转而刺激经济，很可能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如果我们把基础设施看成是物理性的基础设施，现在投入可以带来GDP效能，但未来这些东西带来的产业联动效应会有多强？如果你物理形态的基础设施的供给已经过剩的话，你未来的效能会大大减低。
我们不必追求一定要达到V型的前期高度或者超过那个高度，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金融、经济当中正常成长的、有效成长的、有效进步的东西。
中国金融市场需引入风险对冲工具
全球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对中国的配置比例从过去2%-5%，增长到10%-15%。但还达不到30%、50%那样的水平，还没有到重要的敞口切换的时候。另一方面，美元资产实际上是很分化的，所有数字化的东西都在涨，所有周期类的东西都在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引入更多风险可控前提下的金融工具和市场，比如做空工具和避险市场，那么全球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份额一定会大大增长。那个时候，全球资金不仅可以享受中国资产带来的无风险回报、享受流动性溢价，还可以在中国市场把风险交易掉、对冲掉。
（来源：巴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