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山东省有关部门公布了“苟晶事件”的调查结果，15人被处理。
我认为，对这起引发网络汹涌舆情的事件，当地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是及时的。调查结果和苟晶的讲述以及此前网友的猜测并不完全一致，但我不同意一些媒体所言这件事“部分反转”。只要邱小慧在苟晶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其名字和高考成绩去读大、中专的核心事实成立，就说不上反转。这件事对高考制度的破坏以及对被顶替者利益的损害，并不因为被顶替者并非此前大家所言的“学霸”而有所减轻或应得到一定程度的同情。我们不能要求被害人是完美的，时隔多年，被害人述说被伤害的情节，有一些夸张和出入，亦是常见的事。
这件事涉及了三个关键人物：邱印林、邱通、邱印水。邱印林是顶替者的父亲，曾被评选为当地学校的“十佳班主任”；邱通是顶替者的兄长，时任派出所警察；邱印水是顶替者的亲戚（从姓名来看应为邱印林的同族兄弟），时任镇长。通过这三人的活动，打通了当地教育、招生、户籍等多个部门，让邱小慧的顶替能一路绿灯。
这让笔者想起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中所揭示的基层权力版图“门阀化”现象。冯军旗在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这是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阻力，值得警惕、亟待改变。
苟晶被顶替的事件发生在1997年，这有一个大背景——苟晶高考时，高校大规模扩招尚未开始，当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100 万，高等教育仍然是稀缺资源。正因为其稀缺性，所以含金量高，成为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在基础教育发达、考生数量多的山东，高考竞争尤其惨烈。
山东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苟晶1997年的高考成绩在济宁任城区1588名理科生中排名308名，排在前20%的考生以内，在当时只能上中专委培线。而这个成绩在10年后高校招生已大规模扩招时，应该能上一个还不错的二本高校。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苟晶晚生十年，她是否就不会被代替，而能够考上更好的学校？她的命运是否会因之变得更好？
我认为，高校大规模扩招确实会让一些有能耐的家长运作自家孩子顶替别人去上学的冲动降低，再加上高校招生的信息化程度提高，使顶替在技术上更难。然而，这样的现象也并非能完全杜绝，山东冠县的陈春秀被顶替就发生在2004年。
高校扩招使考生上大学更加容易，高等教育已非稀缺资源，但其中的好学校如“985”“211”仍然是稀缺资源。一些有能耐的家长为了能让孩子更上层楼，在招生时仍然会在某些方面想尽办法钻政策的空子，如加分、自主招生。赤裸裸偷窃别人的成绩而冒名顶替去上学的现象，应该是很少了。一是风险加大，二是已无必要。改名换姓、冒着露馅的风险让自家孩子顶替一名考生去上一所二本学校，还不如让孩子去读个三本（穷人家的孩子成绩特别好如考上985高校，成绩不好的考生大约不敢去顶替，因为目标太大，暴露的概率高）。
因为扩招，包括穷人家孩子在内的所有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但“苟晶”们的命运未必会因扩招而好转。没错，被冒名顶替的可能性不大了，他们比前辈上大学更容易了。可当他们毕业时，竞争者也就更多了，上大学的性价比降低了。在家长更有“能量”的同届毕业生面前，他们的就业机会恐怕还不如扩招前上大学时。
再假设一下，苟晶和顶替她的邱小慧晚十年一起参加高考，苟晶考了个二本，邱小慧上了个三本。四年后，毕业两人都回到当地找工作，苟晶十有八九不如邱小慧。原因很简单，这时候比的是社会关系。2017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位姓段的女生，父母和至亲是地方官员，她毕业于一所独立学院（三本），通过一番眼花缭乱的运作，最终成为湖南省委某机关的主任科员。
苟晶现在的状况还不错，她定居在浙江，入职一家电商，有人说她在浙江赢得了人生下半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对穷人家孩子来说，上大学未必能改变命运，而科技的发展、民营经济的繁荣倒是能实实在在带来福祉。越是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就不得不依赖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僧多粥少，毕业生的社会关系往往起关键作用。
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老板要为自己企业经营状况负责，选拔人才更注重能力（当然，任何企业运行离不开维护社会关系，不能说员工的家庭背景没有用处），穷人家的孩子在民营企业更容易凭自己的能力脱颖而出。这也是民营经济欠发达的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全国GDP第三大省山东），公众对“吃公家饭”“入编制”有一种近似崇拜情结的原因。
民营经济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对“苟晶们”来说尤其如此。中国众多出生于贫寒家庭的年轻人，他们的未来命运如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看中国未来民营经济发展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