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殖民国家以坚船利炮先后将中日两国拉入新历史轨道，经受这一前所未有冲击的两国，都作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回应——采西学、制洋器。中日知识分子也从各自独特的政治现实和思想资源出发，提出应对旷世变局的救国路径。
当时日本部分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们，以开放包容的思想意识，勇于接纳西方智识资源，从而成为日本近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领航员。在他们的鞭策和引领下，日本推行明治维新，走上强国之路。而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大清国也选择了变革之路，当时占据主导的改革思路是早期阶段的“中体西用”说，催生出洋务自强运动，改革重点在“制洋器”层面。
1894年，大清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巨额资金，用于国内发展。十年后与当时的世界大国沙俄在中国东北一战而胜，跻身强国行列。但此后日本没有继续发展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也未能成为地区和平力量，反倒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持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最终招来毁灭的命运。一个全面接纳“启蒙”且向往现代文明的东方国家，何以走上了无法回头的歧路？
马国川新著《国家的歧路》为这一迷局提出了一种解释范式。此书以人物研究的方法切入这段历史，以思想史的视角重审日本从“大正”踏入“昭和”时的思想图景，力图穷究日本何以误入歧途。《国家的歧路》是作者“日本三部曲”的第二部，前有《国家的启蒙》，后有尚在写作中的《国家的重生》。在作者的思考视阈中，日本经历了从启蒙到歧路，最终浴血重生的发展历程；作者对这个长程前两阶段的解读，既能看到大历史的写作视野，又能读到具体而微的人物思想嬗变，更少不了透过诸多政治、文化表象深入拷问历史镜头中思想与心态源头的深刻笔触。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马国川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
日本研究的不同声音
“日本三部曲”的前两部，均以近现代日本人物研究为主线，以思想史和比较史学的理路考察日本近代史，展现出观察日本从接受启蒙到走上歧路这一过程的新颖思路。
具体而言，《国家的启蒙》探讨日本明治维新的缘起及其后续发展，给日本近代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国家的歧路》则以明治天皇1912年去世后的日本政局为起点，以日本政治制度的演进脉络与命运为隐线，结合心态史的考察，研究日本社会从拥抱民主主义到民族主义日渐崛起炽热，进而走上军国主义的内在理路。从1912年到1926年的大正天皇时代，到1926年开始的昭和天皇时代，变化的不仅是政局，更为根本的还有国民的心态和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翻转。
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这两次年号更迭既是政局的演变，更是思想景观的更张，蕴藏着近代日本历史上种种纷繁复杂政治现象背后的逻辑，也隐含着左右日本与东亚诸国不同历史命运的奥秘。对这段历史的考察，既往的研究多过于重视军国主义的兴起，而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一个时代固然有其压倒性的基调，但也存在着不太为公众所欢迎却始终不绝如缕的低沉回响，这就是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的低音”。《国家的歧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既查考了“基调”，也钩沉了“低音”。
《国家的歧路》写作重点当然还是军国主义兴起的背后动力，但作者并没有重复过往日本政治史研究中常见的弊端——以今人之后见之明，用“倒放电影”的思路去考察日本历史，得出必然如此的千篇一律的结论。而是别开生面地呈现那段历史的多种面相，捋出日本从大正到昭和年代，许多重要却未能成为主流的进步思潮，以及其所孕育的种种可能性。
日本近代不仅涌现出德富苏峰、北一辉这些将国家引向歧路的政治文化精英，也曾经有吉野作造、石桥湛山这样眼界超越同代人的理性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他们的理念在日本社会全面走向激进的思想大潮中，一再被压制，从而显得低回不可闻。《国家的歧路》回访了这段历史，重放了那些“低音”。
从明治后期开始，日本政坛的权威主义和中央集权倾向便已难以掩饰。在后续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上下曾就国家未来究竟应走什么道路，发生过连番探讨与论战。其间有多种堪称极具预见性的理性观点浮现。比如石桥湛山提出过“小日本主义”，这一观点认为日本并不必然需要通过侵略邻国、抢占领土与资源以获得生存空间。战后日本的“重生”证明了此论的历史穿透力——日本只要认同并遵守通行的规则，主动融入文明世界，完全不用侵占他国领土、掠夺他国资源，便可以获得成功。再比如吉野作造，提出过对内实行“民本主义”，对外执行“平等”相待的外交路线。但如前所述，遗憾的是这些睿智而理性的理论未能得到日本当道赏识，更未能在广大民众中获得普遍共鸣。
在这部著作中，读者会发现，那段日本历史不仅有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也存在着理性和爱好和平的势力。作者呈现的是一个日本走向歧路全程的多层次立体图景，而不是简单化地揭露与抨击。读完本书令人感慨，在日本走上歧路和最终末路前，曾有如此之多的机会可以另走他途。
日本的两种选择
如前所述，早在明治后期，日本的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思潮便已显现端倪，并呈日益张大之势。但随即迎来“大正民主”时代，政党政治逐渐成熟，“普选权”深入人心。可即便如此，日本政坛的激进思想却并未消泯，而是伴随政局和国际局势发展，变得越来越势不可挡。
《国家的歧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演变进程归结到时代思潮和民众心态的走向；采用的方法是考察关键人物及其思想理论在时代大势中的命运。其中对吉野作造及其思想脉络的论述，对回答全书的根本疑问颇具启发性。
吉野作造一生留下大量著述，不仅在当时，对后世日本也产生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仍被视为日本知识分子的楷模。甚至在日本“重生”的年代，吉野所曾倡导的“民本主义”也被认为是战后日本自由民主主义理念的重要思想源头。
在大正年代，吉野提出对内的“民本主义”思想，对外则主张走上平等的国际交往道路。从后来的现实看，大正年代的日本，政党政治受到欢迎，几次护宪运动更是让现代民主意识深入人心。但这些都只是表象。日本民众的整体心态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吉野等人的治国理念显然被忽视，而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国民投其所好，更受追捧。作者通过对吉野作造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条完整链条：国民心态影响政策选择，持极端思想的知识分子将这种心态放大；政府推行顺应潮流的对外政策，反过来又冲击国内制度；激进思潮从而失去制衡，最终推动整个国家走上歧路。
作者下笔无避讳，结合吉野的人生经历，完整、客观呈现其思想演变历程，这样的人物读来丰满而立体。其实，吉野在青年时代也曾是一位激进分子，欢呼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尚武精神，半夜起身去车站为出征的队伍送行，听说战场捷报也会加入到提灯游行队伍之中。青年时代，他也已经能够体认到国民心态的变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国民在日俄战争得胜之后，“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别国为狗屁不如”。
促成吉野思想和政治立场转型的是他在1910年后游学欧美的经历，以及学成归国后所目睹的社会政治运动。1912年在比利时目睹了工人同盟大罢工，其坚守秩序而挺身反抗的精神，让吉野印象深刻。1913年回国后，适逢日本民众蜂起拥护政党制，讨伐藩阀，让吉野深刻体悟到在日本推行民众政治存在无限可能。他开始走出书斋，“密切关注发生在身边的政治变革，思考如何有秩序地、合理地发挥民众运动的实力”。
经过几年的持续思考，吉野于1916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提出“民本主义”思想体系；两年后再次发文于《中央公论》，对“民本主义”理论作出部分修正。两篇文章奠定了他作为“大正民主运动”理论旗手的历史地位。
吉野的民本主义有两重基本含义：第一，政府的责任之一便在于追求一般民众的福利；第二，制定政策要尊重一般民众的意向。吉野主张完善政党政治，以使民众能够监督议员。在吉野看来，日本政坛的弊端就在于贵族政治，唯有政党才能使政治改革付诸现实。吉野力主限制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势力对政治的干涉。
本书作者认为，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在明治体制的框架内追求民主。而由于契合时代要求，吉野的民本主义理论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推动运动走向深入。但与此同时，保守的国家主义也在滋生。国家主义者认为，吉野的理论“反国体”，对其进行围攻。吉野承受着这些攻击，不改其志，而且穿透当下的喧嚣，放眼世界，提出先知般的理论纲领。
日本国民心态之变
作者指出，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被称为‘大正时代的象征’。难能可贵的是，吉野虽然参与现实政治，但却能够同时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从未带头参与暴力游行，也未被融入政治权力中。”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彻底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保持了价值观一致。他认为，为了日本帝国的未来发展，日本必须响应世界潮流，在内政上贯彻民本主义，外交上确立国际平等主义。但吉野过去的战友有的开始怀疑民本主义，有的则转向右翼，甚至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而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在政府的纵容下，迅速向社会漫延，最终推动日本走向不归路。
作者在行文中表达出对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广泛存在的思想状态（心态）的重视，指出历史转轨时期的社会思潮和民众心态，对一个国家发展走向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日本的民众心态，决定了吉野的平和思想必然受到摒弃。而对日本民众心态产生深远影响，并促成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远因便是甲午战争和十年后的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取得胜利，产生了一种以强国自居的大国民、大民族意识。随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又极大冲击了民众心理。他们并不认同“门户开放”，将其视为西方人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分一杯羹而编造的强盗逻辑。日俄战争的胜利，加剧了日本国民的这一心理。
日本社会上下日益趋向于对国际强权观点的认同和对军事实力的信奉，一方面升腾起与西洋对抗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开始不惜代价，加强军备。后来松方正义确立以俄国为假想敌，以军备扩张和发展基础产业为主的财政计划，对亚洲的军事侵略逐渐成为国策固定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到20世纪初年，包括吉野作造在内的头脑冷静的知识分子们，再怎么努力也已经无法挽回整个国家走向激进的步伐。
日本社会学者竹村民郎在《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中，通过对当时的文化考察，提出一种对大正时代多元化、复杂化、历史化的理解：在表面昌盛的大众文化背后，实则透露着许多日本社会内含的病理和问题。自明治维新以来推进的“近代化”让日本国民在日常经验中感受到国家主义成就感。所以，在这个特定时代潜滋暗长的国民心态，已经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理性论证能够加以扭转的了。
从大正时代的欣欣向荣，走向30年代的国家动员体制，直到连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这是早已播下的种子发芽而滋生蔓延的结果，这颗种子便是扭曲了的民族主义。作者认为，在日本从“启蒙”走向“歧路”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赛跑与竞争，这场竞赛不同阶段中所展现的趋势，便构成了日本何以走上歧路的解释范式——由于在“启蒙”阶段的思想改造不彻底，启蒙未竟其功，导致国家共同体在施政时陷入价值观分裂的困局，对内讲立宪主义，对外则拥抱帝国主义，而对外的帝国主义又反过来侵蚀国内的宪政体制，最终将国家推向了发动对外战争的灾难。
《国家的歧路》以人物研究为主线，包罗宏富，将从启蒙到歧路过程中起到过不同历史作用的关键日本精英人物尽数纳入。读这本书不仅有助于理解日本这艘大船何以在欣欣向荣之际突然转头逆行，更有助于警戒当下：和平是多么脆弱，民众心态与认知又会怎样改变历史轨迹。如作者所说，当人们站在思想和时间的一边，世界会越来越好。
（作者为《财经》文化编辑、《财经》读书会召集人，编辑：何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