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新冠疫情下一步的防控要考虑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2020年07月12日 21:52  

本文4250字,约6分钟

“在高风险的时候,可以说那是我们社会面对最大的挑战,我们用整体的体系来应对。到了(中低风险)这个阶段,就要看一看成本和效益的问题,好比这个社会对新冠肺炎可接受的水平是什么?”7月12日,在“财经前沿2:如何应对疫情常态化”线上论坛中,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薛澜如是表示。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薛澜

薛澜表示,可以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理解下一阶段的疫情防控。

第一,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新冠肺炎进入中低风险管理后,采取的防控策略跟高风险管理策略就已经不一样了,现在进入到这个阶段(中低风险管理阶段),防控策略要以多风险分析作为基础。新冠肺炎下一步要把它的风险进一步降低,大概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是值得?

第二,进行风险分析后要进行风险决策。在高风险阶段,我们有疫情防控为主的综合策略,那时候是疫情防控为主,经济社会有基本的保障,但基本上经济发展谈不到了。现在进入到一个疫情防控要和其他政策目标平衡的策略,当然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回到经济社会为主的综合策略,要求新冠肺炎风险的水平控制在一定程度。我们现在是在中间的阶段,风险分析基础上的综合策略。

在这一阶段,需要对整个社会群体进行理性的风险行为的引导。我们现在全社会的确对新冠肺炎害怕的不得了,包括在家里不出来,在任何地方都要戴口罩,等等。要考虑怎么让公众在个体层面采取更理性的方式面对新的防控形势,要考虑怎么让公众在风险决策方面更加负责、自愿承担,还要考虑怎么促使易感高危人群进行行为调整。

以下是发言实录:

薛澜:我宁可把我的时间交给前面三位专家,听他们讲感觉津津有味。我有一个PPT,看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三个方面:第一,新冠肺炎防控后面,从风险分析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现代的社会就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克80年代风险社会的书也讲的非常明确,风险跟我们社会是共存的。我们在日常的社会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非常行之有效的风险管制的策略,就是综合的风险管理。当然我们现在面对新冠疫情,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风险,但实际上有很多传染病的风险,我们也整天面对,像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一个综合风险的管理体系,这是我们日常的情况。

新冠肺炎使得我们日常的风险管理体系一下进入到重大风险防控的策略,这时候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拯救生命,这是从一个综合风险管理进入到重大风险,武汉封城就是非常典型的,随后全国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

可能我们用词不一样,现在从高风险管理阶段进入到一个中低风险管理阶段,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局部爆发有可能,确实我们对病毒认识还在不断深化,但还没有完全掌握,而且疫苗和特效治疗药还在开发中。这时候,中低风险管理的防控策略跟高风险管理策略就已经不一样了,现在进入到这个阶段,防控策略要以多风险分析作为基础。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多种风险交织在一起,新冠肺炎的防控,从重大风险转化为中低风险,但实际上我们经济社会领域方面日常的风险,现在转换成中风险,甚至高风险,而且各领域的风险是相互关联的,可能为了降低疫情传播,要采取的措施导致经济社会风险的升高,这时候我们的防控策略就要以综合风险作为基础来制定。

下一步很多防控策略,在风险治理的框架下考虑,比如风险分析,要分析不同新冠疫情策略的成本效益是什么,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新冠疫情,在高风险的时候,可以说那是我们社会面对最大的挑战,我们用整体的体系来应对。到了这个阶段就要看一看成本和效益的问题,好比这个社会对新冠肺炎可接受的水平是什么?换句话说,要想全社会长期保持零风险,可能不一定很现实,不要忘记,还有很多其他传染性的疾病,还是跟人类共存的,无非它的爆发风险降的很低了,但也不排除,比如鼠疫,这些病并不是零风险。对于新冠肺炎,我们社会可接受的大概是什么样的风险水平。比如流感,社会可接受的水平比较高,其实流感每年的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另外,新冠肺炎下一步要把它的风险进一步降低,大概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不是值得?防控成本有一个成本递增的规律,要把风险降到很小要花的成本很高,比如纵轴是风险指数,这个是代价,从A到B,我们花的代价是一样的,但是风险水平降低的程度是大不一样的,在前面风险水平降低的很大,但是再往上走,降低的水平就很有限了,换句话说,我们要看到一定程度后,是不是值得花巨大的成本降低那一点点风险?这时候我们要做成本效益的分析。

另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社会在做不同风险之间的权衡,换句话说,有些风险之间是有关联的,摁下葫芦浮起瓢,像您的同事待在家里一百多天不出来,对他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在降低新冠肺炎风险的同时,说不定整个全社会心理疾病的风险在大大增加,这之间合理的风险权衡是什么?我们要考虑。比如疫情扩散和经济萧条之间也有风险,为了防控疫情,我们可能把各种经济活动限制了以后,对经济萧条的风险大大增加了,这个我们怎么做权衡?这是作为风险分析来分析成本效益。

第二,风险决策。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制定一个综合的策略。在高风险阶段,我们有疫情防控为主的综合策略,那时候是疫情防控为主,经济社会有基本的保障,但基本上发展谈不到了。现在进入到一个疫情防控要和其他政策目标平衡的策略,当然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回到经济社会为主的综合策略,要求新冠肺炎风险的水平控制在一定程度。我们现在是在中间的阶段,风险分析基础上的综合策略。

这样做的前提需要一个合理的沟通,就是整个社会群体的理性风险行为的引导,我们现在全社会的确对新冠肺炎害怕的不得了,包括在家里不出来,在任何地方都要戴口罩,等等,怎么让公众在个体层面采取更理性的方式面对,关于风险研究也有很多的,关于社会群体风险行为的研究。比如,我们对熟悉事物带来的风险,往往低估它的危害性,但对于陌生事物带来的风险往往会高估,新冠疫情是非常典型的。曾老师提到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人很少,流感我们都很熟悉,觉得无所谓,其实每年由于流感带来的生命丧失也不低,我们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就不把它当回事,新冠肺炎为什么这么厉害,它确实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可能会高估它的危险。更好的风险沟通会引导社会群体用更加理性的态度面对这种风险。

另外,怎么让公众在风险决策方面更加负责,有自愿承担的风险,举一个例子,有些很危险极限运动是高风险,但他自愿承担,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些是外界强调的,你可能不愿意。所以,有很多需要通过风险沟通来引导社会群体。我们从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思路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各方面讲的非常全面了,跟这个相应的就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里的风险治理,也是下一步需要高度关注的,对新冠疫情风险的研究,对新冠病毒行为有更科学的认识,吴老师讲的非常好,我们对它的认识,对下一步防控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还有一点,我们要对防控措施的有效性是不是应该做更多的分析,比如居民小区,大家都测温,它到底对我们掌握风险有多大的效果,比如在开放空间戴口罩是有效还是没有效?类似这样的很多防控措施,它的有效性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就是它对降低个人的风险有多大作用。

关于新型传染病的社会风险沟通,怎么促使易感高危人群的行为调整,比如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新冠水平,年龄大的,有基础性疾病的有意识规避那些高风险的区域。另外,我们的社会在什么样的程度新冠疫情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达成共识的,这就作为一个常态了。当然有跟新型传染病相关的公共政策,要不要把新冠肺炎纳入到防控体系,优先人群是否要免费等等。另外,前面几个专家都谈到了,全球的风险指标,各个国家对新冠疫情可接受的水平不一样,有的国家可能更宽容一点,有的国家可接受的水平比较低,这时候这些国家怎么保持有效的沟通交流?这也是今后全球治理需要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做更多研究。

我先讲这些,谢谢大家!

问答环节

张燕冬:薛老师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也是决策者可能在平衡的问题,您谈到疫情,从高风险向中低风险转变,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从低风险向中高风险转变,您用了成本效益的分析评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您觉得零容忍的思维,当然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平衡具体的难点在哪儿?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更有利一些?

薛澜:前面几位专家已经讲的非常好了,我们目前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对病毒的认识在不断加强,整个体系也都做好了准备,张文宏医生讲到闭环管理,目前我们在零容忍的情况下,但确实一定要保证,一旦有案例出现,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比较有效的控制疫情。尤其北京这次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我们确实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及时有效的控制,至少目前看来,做的是非常好的。恰恰是在这样的经验积累下,今后我们把吸取的经验转化到日常工作当中,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另外,我们要从前一段的高风险应对的思维模式转化过来,到现在要在多风险分析平衡的之上决策,这个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到,我们从高风险到中低风险,但是我们背后的决策模式、思维模式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变。

张燕冬:曾光老师在讲话当中建议大家都去做流感的疫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薛澜: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新冠疫苗从研发到生产,到接种,有一点特别注意,中国的疫苗的接种,不良反应个别的案例会导致全社会对疫苗的恐慌,尤其在这种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大家都在这儿特别希望往前赶,我觉得首先要尽可能保证质量。另外,在接种过程中,尽可能把相关的工作做好,尽可能减少它的不良反应,有这些反应能够及时采取合理的方式,了解清楚,进行处理和回应。大家都知道,关于疫苗的事情出过一些情况,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尤其要特别特别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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