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期服役3年有余后，执掌中国最大核电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广核”）十年的贺禹卸任。
7月22日傍晚，国资委企干二局集中发布了多家央企高管任免的信息，其中杨长利任中广核党委书记、董事长，免去贺禹中广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
杨长利在今年1月出任中广核总经理，出任董事长后，他仍兼任总经理职务，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一肩挑”。
“黄金人” 贺禹
此番人事变动并不意外。1957年3月出生的贺禹在2017年已到60岁退休年龄，但经国资委特批后延期退休，至今年3月年满63岁。今年1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集团”）出身的杨长利调至中广核出任总经理，中广核原总经理张善明卸任，彼时，业界对杨长利接替贺禹执掌中广核已有预期。
从2005年上任中广核总经理到如今卸任，贺禹一共在中广核一、二把手位置上工作了15年之久。期间历经“十一五”（2006-2010）期间核电大发展，福岛核事故，核电技术路线“三国杀”，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融合落地，核电成为中国制造名片走出海外，如今核电再度陷入低潮期，这15年间，核电行业起起伏伏，是中国核电史上最丰富多彩的一段时期。中广核在此期间不仅核电装机容量坐稳国内第一、全球第三大位置，还在新能源领域颇多建树，其海内外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经超过核电装机容量，从核电公司转型为多元化清洁能源公司。
贺禹是地地道道的中广核人，在中广核前身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期间，贺禹是当时首批派往法国学习核电运行技术的“黄金人”之一。核电站操作员培养周期长，要求高，其培养成本甚至高于等体重的黄金，因而被业内称作“黄金人”。此后历任大亚湾核电厂厂长、广东核电核电合营公司副总、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中广核集团副总经理等职务，至2005年任中广核总经理，搭档时任中广核董事长钱智民。2010年4月，钱智民调任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贺禹出任中广核董事长，从此执掌中广核10年。
继任者杨长利则是中广核历史上首个来自中核集团的一把手。杨长利今年3月刚满56岁，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设计及制造专业，调任至中广核前全部履历均在中核集团，早期主要在核燃料循环上游的铀浓缩相关企业院所任职。2006年7月，杨长利升任中核集团副总经理。2018年，原中核集团和中核建集团完成合并，合并后领导班子成员共11人，杨长利位列党组副书记祖斌之后，是排名第一的副总经理，至调任中广核前，杨长利已经担任了13年的中核集团副总经理，主要分管核燃料循环相关工作，也曾分管安全、质量、科研等工作。
“三国杀”改写中国核电版图
贺禹任内，经历的对中国核电格局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莫过于三代核电技术之争，在如今中美贸易争端下美国对华核电出口受到严格限制的背景下，当年的争论回顾起来别有意味。
“十一五”期间，国务院组织的三代核电技术招标结果出炉，中广核长期的合作伙伴原法国公司阿海珐败给美国公司西屋，西屋开发的AP1000被选定为未来国内新建核电主流技术，为了承接AP1000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任务，国务院新设立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国内核电格局从两大巨头进入三巨头时代。未能赢得中国核电未来的阿海珐最终获得了台山两台机组的订单作为平衡，该项目由中广核控股，法国电力公司（EDF）参股。
然而原本写好的剧本不断发生变化。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全球核电按下暂停键。2012年，国内核电开始缓慢重启，但首批AP1000技术机组建设进展颇不顺利，给了其他技术机会。在此背景下，基于此前引进的法国二代核电技术，中核集团、中广核都开发了自主的三代核电技术，希望逆天改命，掌握未来技术的自主权。到2013年，在国家能源局的强力撮合下，双方开始将技术融合为统一的“华龙一号”。从2013年到2015年，是混乱又激烈的核电“三国杀”时代，中国核电的未来版图颇多变数，各家都在与时间赛跑，AP1000抢的是首堆工期，华龙一号抢的是融合进度和新项目审批。三方都希望影响决策层，为未来争取空间。
这一出大戏最终在2015年尘埃落定。三大核电公司中，没有业主开发资质、资产最小的技术公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中电投合并，成立国家电投，同时也失去了中立技术公司的角色，此后在国家电投体系内继续AP1000技术的吸收和再创新工作。中核集团与中广核的“华龙一号”融合进度一度不及预期，在高层亲自过问下又成立了华龙国际公司来促进融合，但二者采用各自版本的华龙一号先后成功获批开工，解决了未来技术自主问题。
剧本在2015年彻底改写，中国核电行业形成三家垂直一体化巨头彼此竞争的格局，三巨头都兼具业主开发资质、核蒸汽系统供应商（NSSS）和工程管理能力，巨大的增量市场前景和企业的合作式竞争，让中国核电产业最终形成与核电三强美国、俄罗斯、法国都不同的模式。
无心插柳的技术自主
颇感唏嘘的是，新剧本写好之后，老主演逐渐退场，而核电“三国杀”大幕落定的同时，舞台却变得冷清。2015年之后，中国核电一度三年多没有常规机组获批，期间仅有国家重大专项霞浦示范快堆开工，此前福岛事故都不曾导致如此长时间的断档。这一尴尬局面直到2019年才打破，并且极其低调，至2019年中，在国家能源局的例行发布会上才低调公开有新的核电机组获批开工。只做不说、低调做事是当前核电产业的策略，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之年，核电未来的角色依然不甚明朗。
联合中核集团推进华龙一号落地，贺禹无疑是改写中国核电版图的关键角色，期间与他共同改写贺电剧本的另外两家核电巨头一把手也都经历了超期服役。2016年12月，超期服役半年的中核集团原董事长孙勤退休；2018年1月，超期服役3年零2个月的国家电投原董事长王炳华退休；2020年7月，最后一位“三国杀”主演贺禹谢幕。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再看当年的核电技术之争，就多了一层意味。
此前，由于聘请美国技术专家未获美国当局授权，违反了美国能源部管制条例，中广核在2016年陷入一起官司，相关美国技术、设备进口开始受到限制。到2018年10月，美国升级禁令，扩大到所有对华的核电出口，其中中广核受限范围最广。如今来看，当年中广核的官司只是导火索，对华核电出口的禁令，是美国对华高端技术封锁的一个环节，无可避免。
所以当年的“三国杀”，事实上加速了自主核电技术研发，无论是基于法国成熟技术发展而来的“华龙一号”，还是基于美国新技术发展来的“国和一号”，都让中国核电在如今不至于受制于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岛核事故后，面对公众对核电常见的质疑，公众沟通的重要性成为核电企业必须应对的新挑战。其中，地处深圳的中广核发力最早，并且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贺禹亲自主管公众宣传工作，而其他央企一般由一位副总分管。2013年起，中广核将大亚湾开工的8月7日设为“公众开放体验日”，每年定期组织公众参观核电站，这一活动此后在2015年成为全行业参与的活动。
中广核海外业绩亮眼
除开自主技术，贺禹在中广核期间的另一大业绩是出色的海外拓展，这不仅指核电出口，还包括能源央企中相对突出的海外业务。
作为总理手中与高铁齐名的名片，核电走出去无疑是重中之重。如今回顾起来，中国核电出海声音频出，恰恰也是在核电“三国杀”时代最为热烈，这并非偶然，对当时处于竞争后手的中核集团、中广核来说尤其如此。
“三国杀”时代，新的技术要想有前景，能够获得审批开工十分重要。此前AP1000已经在2009年开工，“华龙一号”是后来者，一个可能的策略是通过国外出口的可能性来推动国内的落地。另一方面，对于核电这种工期长、技术难度大的高端制造业，有建成的参考电站是赢得订单的重要砝码。而对当时的国家核电来说，其再创新的自主技术CAP1400同样希望尽早落地。
几重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三国杀”时代热闹的出海声音。核电出海，固然是国内核电自主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但更重要的“出口转内销”，毕竟，国内才是真正的核电大市场。
当年三大核电公司典型的出海项目包括：中广核进军英国、罗马尼亚；中核集团进军巴基斯坦、阿根廷；国家核电进军土耳其。其中中核集团出口巴基斯坦成果最多，但在竞争性市场，中广核进军英国的进展最大。
除开核电技术，中广核的海外业务及国际化程度也比较突出。据中广核发布的2019年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19年底，其7494.8亿元总资产中，海外资产占比达18.7%，1099亿元营收中，海外营收占比达20.7%。这两个比例在能源央企中无出其右。
中广核的海外布局涉及28个国家，以东南亚和欧洲的清洁能源为主。此外，在核燃料循环产业链上，中广核还在纳米比亚、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布局铀矿，在哈萨克斯坦布局核燃料组件。
不仅在海外投资，中广核的国际化还体现在引进来。历史上中广核起家的大亚湾核电站有香港中华电力参股，此后在台山核电一期上有法国电力公司（EDF）参股，在防城港核电二期引入泰国国家电力公司参股。
中英“黄金时代”标志项目阴影暗袭
目前，中广核与法电合作参股的英国欣克利角C项目（HPC）已经在2019年6月完成1号核岛筏基混凝土施工（J-Zero）的关键节点；此外，中广核还在与法电的协议中长远布局，计划在继续参股法电主导的塞兹韦尔C项目后，由中广核主导开发第三个核电厂址布拉德韦尔B项目，届时将采用“华龙一号”技术，实现自主核电技术出口。
为了联合法电进军英国，中广核做了长久的布局，早在2013年英国原财政大臣奥斯本就曾为英国核电项目访华并参观台山核电厂。贺禹代表中广核与法电签署的《英国核电项目投资协议》，是2015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两国元首见证下的协议，其中欣克利角C项目总投资额高达180亿英镑，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用“黄金时代”来形容中英关系。而在国内，向英国出口高端核电技术，也一度激起了别样的爱国主义情怀。
由于核电项目建设周期长，且英国已中断核电建设多年，重启并不容易。在签署协议时，贺禹已经知道无法在董事长任上看到华龙一号真正出口英国。但其后的变化，恐怕也还是有些出乎意料。
首先是英国公投脱欧，终结了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政治生命，英国核电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而最近英国步美国后尘，禁止华为参与英国5G项目，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风险。
驻英大使刘晓明7月15日在与英国有关机构的座谈会上表示，其他中国企业也正密切关注英国如何对待华为，当相互信任遭到破坏时，中资企业将很难在这里更多投资；中英之间的信任、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以及中资企业对投资英国的信任，都会受到严重损害。
关于英国项目，中广核官方发布的最新一条消息是在今年4月16日，中广核在消息中表示，HPC项目正处在土建施工高峰，存在一定疫情感染风险，为此HPC项目参照中广核的良好实践经验，制定了积极的应对策略。2020年3月中旬，中广核外派HPC工作组参照台山核电站等国内核电工程项目的成功疫情防控经验，向HPC项目管理层提出了14条施工现场防疫建议，并以专题报告方式，图文并茂展示了如何有效实施落地各项措施。
某种程度上，这一消息或许是中广核在英投资、乃至中英关系如何破局的一个缩影：在应对不确定的意外风险时，需要信任、互利和合作，但这并不容易。
中核老将杨长利接任广核
贺禹卸任之后，中广核的未来落在了杨长利身上，这个担子并不轻松。
另外两大核电央企在“三国杀”的主演卸任后变化都不小。孙勤退休后，王寿君接任中核集团董事长，期间完成了中核集团与中核建的合并过渡，然后交棒给了更年轻的余剑锋。王炳华退休后，钱智民接任国家电投董事长，完成了对国家核电的深度整合，目前正向“综合智慧能源”发力。国内第一大核电公司中广核在杨长利接任后会有哪些新的动作，业界瞩目。
对杨长利而言，中广核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深圳，历来被视作电力央企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而杨长利是中广核历史上首个中核出身的一把手，首先要面对不同的企业文化。
外部环境也在变化，国内核电在十三五期间再度陷入低潮，过去四年半，包含霞浦快堆示范工程在内，总共只有四个核电项目开工。对于建设周期较长的核电站来说，项目断档会对全产业链造成不利影响，十四五规划正在制定，核电的政策预期依然不甚明朗，这都是中广核面临的压力。
安全是核电的第一要务，对多基地运行的中广核而言，减少运行和建造事件，确保核电安全，始终是其发展的生命线。
核电之外，中广核在新能源领域布局突出，并且国际化程度高。截至2020年6月，其新能源装机共计3035万千瓦，比其在运的核电2714万千瓦还高，其中1078万千瓦为海外装机，中广核在国内海上风电开发上也布局较早。简单对比中核集团与中广核的资产，中核集团在核燃料循环全产业链有深厚积累，中广核则以优质新能源资产和全球化布局见长，这样的显著区别，也是此前全部履历均在中核集团的杨长利需要适应的地方。
杨长利简历
1964 年出生，工学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在核电、核燃料、科技研发及安全质量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1996年6月至1997年11月担任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担任国营405厂副厂长；
1998年11月至1999年6月担任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1999年6月至2006年7月相继担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与国际合作部副主任、主任；
2006年7月至2020年1月担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2020年1月至2月担任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2020年2月至今担任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2020年7月22日，任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