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年高考分数出来后，就会有一个老段子被到处转发。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哪份名单上你认识的人多一些？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
对于段子，看官大可一笑了之，切莫当真。编段子的人，大概想要证明考试的用处不大，状元的成就还不如落第秀才。拿两份人员基数完全不一样的名单来对比，而且把当下的知名度当作成就，实在是荒谬，且毫无可比性。
据了解，清朝近300年历史中，共有114位状元，差不多是两个高中毕业班学生的数量。这些幸运的士大夫是精英中的精英，除过早逝世的几人外，其他人在政界、学术界皆颇有成就。如清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一位状元傅以渐，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先后负责明史、太宗实录的纂修工作。成就不低，但普通人难以知晓。再来说说代表落第秀才的第二份名单，诚然，这些人都是清朝文化大家，但是，从明末（黄宗羲和顾炎武以明朝遗民自居，不参加清代的科考）到清朝，落第秀才的数量，少说应该也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此庞大的知识群体，产生时代杰出人物的概率自然也会大很多。
曾经，也有人盘点多年来全国各省高考文理成绩第一名的发展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作出过杰出成就。这个“杰出”标准很可疑，什么是优秀或杰出的成就？难道做学问要到院士，做生意要不亚于马云才算？一个人会考试，并不等于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很突出，这是个常识。可在部分国人看来，高考第一名日后不能当大官、做大买卖或科研取得傲人的成绩，就是失败。这是一种可笑的观点。
以今日的“高考状元”与古代殿试的状元、乡试的解元来对比，是关公战秦琼。两类考试不但内容完全不一样，且其所要选拔的人才目标也很不一样。现代的高考，是基于现代教育制度基础为大学选学生的考试，现代大学除了培养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的综合素质外，培养的是各类专门人才；而古代科考，乃是为了选拔官员。考试的内容、考试程序的设计以及遴选人才后的培养和使用怎么可能是一样呢？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后，首先致力改变的就是京师大学堂遗留下培养官员的教学目标，明确告诉学生，大学不是培养做官的。当然，现代从政者、企业家多数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但高考第一名和其在官场、商场的作为，并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一些人拿李渔、蒲松龄这些科举不得志但当下名气很大的人，拿去与不为更多人知晓的进士甚至是状元、榜眼、探花对比，以此来论证科举的僵化。这种论证法不严密，个案不能说明什么，就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商人成为亿万富翁，不能以此来证明读书对经商没有用处。隋唐科举制实行以来的1500年间，科举选拔的确实是精英。多数进士，更不用说状元，其综合素质相当高。在那个时代，考运、官运和才能还是有相当的关联性。能考上状元、榜眼、探花者，智力、知识等方面无疑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再加上明清后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笃定进翰林院，做官的起点比二甲、三甲的高，因此官运强于其他进士再正常不过。
宋代的大文豪、大政治家，基本上是科举的得意者。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等。只有考中进士，他们才可能有更好的人生舞台，也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南宋一前一后有两个状元宰相：秦桧和文天祥，撇开两人在后世道德评价上的天壤之别，他们都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们的才华也很出众，文天祥的《正气歌》等诗文流芳千古，秦桧是大书法家，创制的宋体字，一直惠及到今天。
以晚清三位末代状元洪钧、张謇、刘春霖为例，他们三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精英，无论是眼界、文才和做事的能力都是相当的出色。
状元出身的洪钧出使德国、俄国，在认真考察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后，预测欧洲将爆发战争，并曾向慈禧报告：“看中、欧形势而言，欧洲多事，则中国稍安。有见识者以为不出十年将发生欧洲战事。”并说：“英国则常为局外之观”，“惟俄国则有并吞之志”，“法国则复仇为心”，“德国则惟日孜孜以秣马厉兵为事”，“俄、奥两国现在甚有违言，调兵增戍”。他向朝廷建议中国应“修明政事，讲究戒备”。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元史专家。
张謇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中国“近代实业之父”，一生致力于兴办实业和教育。其思想开明，早看透了帝制的腐朽不堪，大力倡导立宪，是晚清立宪运动的领袖。
刘春霖做过省谘议局和清朝咨政院议员，在任议员期间刚正不阿，敢于弹劾大权在握的军机大臣。“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策划华北“独立”，大汉奸王揖唐(其科举同年)邀其出任北平市市长的要职，刘春霖严词拒绝。
进士、举人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精英，在这个群体中间，完全凭考试精确地分出才能的高下，是不可能的。譬如左宗棠一生考运不佳，终身是个举人，其军事政治大才，晚清没有几个人能超过他。乾隆朝某科殿试，阅卷大臣根据试卷推荐江苏武进的赵翼为状元，陕西韩城的王杰为探花，呈乾隆帝御批。乾隆帝问旁边的大臣，我朝陕西人有中过状元的么？回答是“无”，江苏已出过多位状元。乾隆帝政治上搞平衡，御笔一挥，第一名和第三名掉过来了，王杰成了状元。后来这两人都很有成就，王杰是治国之才，做到俗称“宰相”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且为官清廉。赵翼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瓯北诗钞》、《瓯北诗话》等。显然，这个群体的普遍素质高于落第士人群体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评论古代状元或今日的“高考状元”，我以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会考试的人不一定其他方面比别人强，但撇开个案，从概率学上来分析，会考试的人总体上说，其知识储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超过不会考试的人。我们不能迷信所谓的“状元”，也不能因此否定考试对人才选拔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