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产权领域，“流氓”很多，诸如“专利流氓”“版权流氓”“商标流氓”等等。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现在的网络技术环境下，“流氓”依然肆虐，令人费解。不管技术问题还是监管成本问题，笔者认为，针对“版权流氓”的最大问题是，现行的《著作权法》条款内容对此存在规制漏洞，新发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仍存在盲区。
所以，笔者建议：新修的《著作权法》在通过之前，最好能够将这一法院头疼、真权利人委屈、执法机关犹豫、互联网企业投入大成本但无法根治的“版权流氓”问题，制定专门条款予以规制。
现有法律管不住“版权流氓”
早在1994年，国家版权局就颁布了《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但是上述“办法”颁布之后，由于长期实行各地分散登记的做法，作品自愿登记过程中出现了登记审查标准不一致、收费标准不规范、登记证书制作五花八门、本地登记在异地不予认可、不同地区对同一作品重复登记和登记统一公告难以实施等问题，给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带来了很大困惑。
2011 年，有关部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作品登记程序等有关工作的通知》，试图解决上述问题。但之后的执法和司法实践都表明，这一通知位阶低、效力低，虽然起到了一定正向作用，但核心症结未能解决。
当时，有关执法部门及相关利益群体，都把解决“版权流氓”的希望寄托到《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上。没想到的是，第三次修订自2011年开始酝酿，直到2020年，才终于进入立法程序。2020年4月26日，《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才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上述草案第三条增加了一个规定，即“作品可以向国家著作权主管部门认定的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这一规定，终于为《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设定了一个上位法律依据。
然而，如此简单的一个规定，并不能管住实际经济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版权流氓”，尤其是虚假登记问题。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酝酿的近十年间，中国互联网经济崛起，尤其是电子商务经济发展异常迅猛。“版权流氓”们在这一背景下，手段更新，规模也更大，他们的发展也可谓超乎想象。据《财经》E法此前报道，有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电商平台每年需要处理的著作权投诉总量达2000万件。2000万件投诉案例中，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恶意投诉。
这已经是一个值得用法律规定予以关注的问题了。
上述报道显示，涉电商平台的“版权流氓”行为主要有四种：一是将自己无法获得注册的商标，或者他人享有商标权的文字或图形登记为自己的作品并进行投诉；二是登记客体虽难以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但通过著作权登记获得权利人资质后投诉；三是权利人将商品平面图登记为美术作品；四是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略作改变后登记成自有著作权，再去对相应商家进行投诉。
面对上述侵权问题，电商平台的最大难处在于：在实际运行中，作品的“自愿登记”几乎等同于登记无门槛，假冒、恶意的登记大量存在。此外，因登记只做形式审查，作品登记证书却具有初步证据的效力和作用，平台很难对此做实质性甄别。
同时，《电子商务法》的“通知-删除”规则被恶意利用，按规定，电商平台在接到“权利人”提交初步证据的投诉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及时必要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删除链接、下架商品、终止交易等。如果“版权流氓”提供了初步证据的恶意投诉，电商平台只能下架被投诉商家的产品链接，之后再核实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商品链接。
据有关电商平台人士反映，这一过程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利用这个时间，行为人专门挑选卖家的“爆款”商品进行恶意投诉，很多商户只能破财免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也严重干扰了相应的平台治理秩序。
应设立专门的“版权流氓”规制条款
首先，电商平台对“版权流氓”头疼不已。
为了应对“版权流氓”问题，阿里巴巴斥巨资建立起一套规则进行监控和识别，配合执法机关、推动司法诉讼打击，也主动联合权利人、商家狙击“版权流氓”。京东也相继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设置了阻击“版权流氓”的相应流程。
但即使这些互联网巨头有如此大手笔投入，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因为法律依据的缺失，并不能根除上述问题。他们目前成为呼吁《著作权法》修订草案中细化“版权登记”问题的主力。
其次，真权利人维权艰难甚至无法维权。
因为信息不对等以及高昂的检索成本，真权利人很难获取自己版权被侵害，甚至被滥用的证据。此外，电商平台跨越传统的行政区划限制，但版权登记因为存在地域认可问题、收费问题和登记渠道并不广为人知等原因，真权利人往往滞后于“版权流氓”的行为。因为版权登记并非实质审查，一旦“版权流氓”先于真权利人获取有关登记证明，则意味着后者维权将极其困难，不但面临漫长的通过司法确权的程序，而且能不能维权成功也是未知数。在电商背景下，很多商家更是根本耗不起这样的时间成本。
对此，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等专家曾建议，在《著作权法》修订草案中关于滥用著作权行为的条款应当明确一些规制场景，比如增加“明知权利行使行为超过著作权的合理范围，以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而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等渠道行使权利、恶意提起诉讼的”，应当适用相应罚则。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因为“版权流氓”问题已经严重到必须用《著作权法》等位阶较高的法律才能予以规制的程度。只有在法律中明确遏制“版权流氓”的条款，接下来，相关的实施细则和行政法规才能细化相应程序和治理办法。只有有了上位法的明确规定，有关电商平台才能更清楚地界定“版权流氓”的行为边界，也才能让平台治理更加有的放矢。
同时，笔者建议，在《著作权法》修订草案中，应当明确真权利人的救济渠道。因为著作权登记机关只进行形式审查，无法确保著作权登记的真实性，因此应当明确著作权登记的基本程序，并对著作权登记行为本身性质进行设定。此外，可以考虑将惩罚性赔偿机制引入到法律规定当中，并遵循专利法、商标法假冒入刑的规定，将情节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列入刑法规制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