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任意签一家父母单位的三方，等你签了新工作后，我会将学信网上的信息更新为正确的。”半年前，小月接到了辅导员这样一条微信。因为兴趣爱好，大学四年学习之余，小月一直在做业余美妆博主。意外走红后，她转变了就业观念，准备毕业后深耕美妆领域，做一名全职博主，她称这样的工作“有热情，工作时间弹性，收入也很可观。”
与其他同学相比，小月对于“2020史上最难就业季”的态度相对轻松，但在求职进度链条上，她因“拖累”学校而显得有些为难。三方协议曾是学校和国家统计大学生就业率的重要依据。若未签署，官方难以判定她是否“顺利就业”，因此，她被学校老师、辅导员一催再催。若随便签署，她担心这份“虚假记录”对其今后择业造成不良影响。
每逢就业时，这样的案例都在全国各地高校上演。因就业率对于高校具有重要意义，暂缓就业或非标准就业的学生或多或少面临过“被逼就业”的窘境。幸运的是，随着非标准就业进一步纳入就业统计范畴，依靠“三方”来衡量高校就业率已成历史，部分灵活就业者可直接算作就业。
6月29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通知》，明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指标。原有“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的内容有所拓展，开设网店、互联网营销、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均被认作“就业”。
近年来，非标准就业（即灵活就业），包括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自雇、劳务派遣用工、隐蔽性雇佣等成为全球性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永洁认为，非标准就业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较为关注的就业形式，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语境下对就业新形态的解读，中国对于非标准就业的讨论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标准就业的兴起是全球性的，中国也不例外。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高级研究员熊湘怡认为，就业观念与就业现实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政策引导下，非标准就业已经成为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再拘泥于“铁饭碗”，而是选择自主创业，抑或做一名“斜杠青年”，他们实际上也参与了社会生产。因此，教育部新出台的政策是顺势而为，同时也是对就业观念的一次厘清和引导。
疫情笼罩就业难，非标准就业逆势而增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就业难题急迫待解。尽管二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呈逐步回落走势，4月-6月分别为6%、5.9%、5.7%，但相比2019年上半年5.0%-5.3%的失业率，当前失业率整体仍处于高位。此外，16岁—24岁青年失业率近几个月持续上升，6月环比又上升0.6个百分点，叠加7月-8月毕业季已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874万应届毕业生集中进入就业市场，调查失业率大概率会季节性上升。另一方面，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尚未从疫情中完全恢复，企业用工需求疲弱，带动就业恢复前景不明朗。
尽管疫情以一种近乎极端的方式导致大量人员失业，但同时它也提供了新机遇。近几年，乘着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东风，以网约车司机、外卖快递小哥、平台带货主播为主要代表的灵活就业模式蓬勃发展。在疫情“隔离经济”、“宅经济”、“线上经济”的催化下，灵活就业的“灵活”优势进一步凸显。“不限时间、不限地点、远程操作，这些优点在工厂关停期间显得尤为稀缺”，熊湘怡说。非标准就业不仅让个体有了更加充足的自我调适余地，也让经济社会面对复杂情形时的适应性更强。
美团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其中，近四成骑手有其他职业。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当前平台员工数为623万人，比上年增长4.2％；疫情期间淘宝直播新增各类达人主播超过3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倍。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1-4月，快递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255亿元，同比增长5.6%，支撑这些产业背后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非标准就业。
美团点评法律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孟续铎表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灵活就业方式吸纳了大量转移就业劳动力和新成长劳动力，成为稳就业和促就业的新引擎，同时由于其高度灵活自主的就业特征，也激发了劳动力市场新的活力和灵活性。即便是在疫情期间整体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灵活就业人数仍能保持较快增长。
从“六稳”到“六保”，稳就业和保就业都是重中之重。专家学者的共识是，灵活就业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增强就业弹性、增加劳动者收入，是当下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数以亿计。为此，关于支持灵活就业的政策频频祭出。
在7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劳动者合理有序经营。他强调，“实现保就业、增收入，灵活就业是一个重要途径。”“就业不可能全靠政府通过‘计划’来完成，而是要尽力发挥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去实现。这也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表现。”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强调，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是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对拓宽就业新渠道、培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要通过鼓励个体经营发展、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来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通过加强审批管理服务、取消部分收费、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来优化自主创业环境，并辅以系列保障支持。
积极政策下亦需主体有为。大学毕业后，吴昊选择自主创业成立一家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其本身是体育特招生，热爱并了解田径，希望能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后辈。他表示，国家对于自主创业扶持力度很大，拨款补贴都很到位，一定程度免除了后顾之忧，目前公司盈利状况良好，月净利润达20万。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认为，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充满着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时代，劳动世界的未来充满了挑战也依然存在机遇。尤其对青年人而言，就业机会减少、就业质量不高将是难以克服的问题，非标准就业已是大势所趋。它不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大学生不仅要正确地认识、勇敢地面对，而且要努力提高未来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各种能力。在求职过程中，要转变就业观念，勇于接受非标准就业的挑战，善于发现非标准就业的机遇，甚至自主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非标准就业已是大势所趋
在工业革命迈向信息技术革命的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兴起使得劳动力市场供、需两端同步发生变化。从供给端看，劳动者愈发倾向灵活就业；从需求端看，自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引发的战后资本主义体系首次严重经济危机后，企业更青睐增加灵活用工比重，以降低用工成本、增加企业资源配置的灵活性。
熊湘怡分析，因非标准就业具有特殊优势，今后劳动者将进一步向非标准就业倾斜。
首先是薪资待遇更高。在非标准就业中，从事第三产业人员占比较大，相较于传统流水线作业，他们往往收入更高、压力更小、可同时兼职多份工作。近几年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明显出现标准就业者向非标准就业迁移的趋势。
其次是非标准就业更能挖掘个人潜能。标准就业已在长期劳作中潜移默化形成了固定劳作模式，劳动者亦步亦趋，难以发挥自己专长，而非标准就业者可择兴趣点与擅长点发力，实质上是一种更加“人尽其用”的作业方式。
此外，非标准就业者能更好地兼顾劳动、社会与生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工厂是异化劳动力的场所，但当劳动场所不局限于固定地点时，工人能腾出更多精力兼顾其他社会关系，人的多元性由此体现。”熊湘怡说，“非标准就业使劳动者的社会协作程度大大加强”。
随着互联网的泛化及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可以预见的是，非标准就业会越来越普遍。熊湘怡表示，疫情结束后，标准就业与非标准就业都会增长，但有一部分人已经流向了非标准就业，并且他们不会回去。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预测，到2025年中国灵活用工收入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从渗透率来看，日本的灵活用工在人力资源行业中占比已到42%，美国紧随其后占比32%，而中国的“灵活用工”构成仅占到人力资源行业的9%，除去劳务派遣灵活用工渗透率仅为1%，意味着灵活就业依然有较大增长空间。
据《财经》记者了解，为做好稳、保就业工作，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系列鼓励灵活就业的措施。例如，7月23日，宁波推出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新政，允许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业态企业的从业人员可按规定先行参加工伤保险；7月27日，北京出台稳就业保就业措施，鼓励企业采取共享用工、非全日制等灵活便利的用工方式，满足复工复产需要；支持新业态企业通过劳务外包、加盟协作等方式吸纳就业；积极提供灵活就业供需对接服务，鼓励个人通过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等形式实现就业，更提出灵活就业补贴期满仍未就业可享一年延期。
多重难题亟待破解
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以灵活就业模式为主的第三产业，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承压。熊湘怡表示，传统生产部门已经处于紧平衡状态，劳动力会随时出现季节性、结构性短缺。目前多数工厂机器人生产流水线不完备，工人离开会影响传统工业生产效率。如何合理引导劳动者走向，使之更符合产业发展与布局规划，是题中应有之义。
据了解，每逢春季用人高峰期，传统制造业都会面临一轮“用工荒”，今年因疫情原因，更多人涌入快递、外卖、网约车等行业，这将进一步挤压传统制造业用人空间。
此外，灵活就业在扩充就业容量的同时，也因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用工关系弹性化等特征，向传统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新挑战。熊湘怡认为，教育部新规定的就业内容大多聚焦于电子行业等新兴岗位。实际上，中国最大规模的非标准就业群体广泛存在于快递、外卖、物流等行业，这类临时性岗位多以劳务派遣形式出现，不签固定合同也未缴纳社保。一旦订单完成，他们面临着无工作也无保障的困局。灵活用工的灵活优势，很可能是无保障式的“被迫灵活”。
王永洁认为，在中国，对非标准就业群体的保护尚未很好地纳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框架中，由非标准就业带来的劳动争议和纠纷的解决以及对该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要积极探索如何加强新型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及时填补法律法规空白，提高相关政策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具体而言，一是要规范和引导非标准用工，合理调控非标准就业的规模，限制非标准用工的数量和比例，规范其适用领域和适用岗位。二是可以通过立法、司法和劳动监察等措施，加强对非标准就业群体的劳动保护和权益保障，提高非标准就业的质量。最后，可以加强各级工会建设以提升非标准就业劳动者的谈判能力。
现阶段，各级人社部门正有序探索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障。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江苏、浙江、四川成都等地先后出台相应政策，或是采用职业伤害保险等商业保险形式覆盖新业态从业者，或是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明确新业态从业者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推动这部分人群的参保扩面，并不断探索其他形式的职业伤害保障机制。
针对不少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当地户籍才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现状，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认为，应研究解决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问题，进一步优化社保参保服务，提高社保覆盖面，切实保障灵活就业人员这一庞大劳动群体的权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月、吴昊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