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2018年的一份招聘公示近日在网络上曝光，引起公众热议。这份长长的公示名单里，清一色来自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学历皆为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其中有2位博士和6位硕士被余杭区下属的各街道办事处录用。
有网友惊呼，北大、清华的博士、硕士下到街道办事处，是人才的严重浪费。他们真诚地认为这些人是“屈就”了，大概在不少网友的心中，在街道办工作的应该是学历不高的中年大妈和大叔。
持这种观念的人，我以为其脑海里还残留着“机构和岗位分尊卑贵贱”的观念，也许他自己不自知。应当承认，中国这些年来存在着过度追求学历的水涨船高，用人单位是这样，家长和考生亦是这样。这个现象是否造成教育资源和时间成本的浪费，可以讨论。但这种现象也必然导致一个后果，并不是大多数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青年一定会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个现象并非中国存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些博士生不少也从事与其专业关系不大的工作。
一个人取得博士学位却没有从事本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想大概的原因不外乎个人的兴趣、教学科研能力和是否找到匹配的岗位。每年会有许多博士生毕业，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人具有教学与科研的兴趣和能力，其他的人必然去应用型岗位就业。我们假设一下，这几位在余杭区街道办工作的北大、清华博士、硕士，去中央部委或省、市机关或事业单位就业，大约那些感叹“浪费”的人就不觉得是“屈才”了。这说明一些人有某种成见，认为人才在级别高的单位就一定比在级别低的单位有用武之地。
事实并非如此，年轻人毕业后去级别高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可能接触的信息更为宏观，掌握的情况更为全面。但一位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会面临着不接地气、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尴尬，很容易沦为文山会海中的“书吏”，大多数的工作内容是撰写大词、套话连篇的讲话、请示汇报。而到基层，接触的是广大居民，感知的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其服务的对象看得见，群众要求解决的困难就摆在那，工作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成就感难道不如在大机关么？
余杭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对此做了说明：清华北大的学生来街道工作并非大材小用，是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工作专业性强，亟需更多的青年才俊在经济社会的服务管理上做好专业支撑。2018年被余杭区一位街道办聘用的北大法学院硕士柳先生介绍说：现在的工作充实而幸福，收入也符合自己的预期，如今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才能，自己很满意。
这位柳先生坦言：“工作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这句话很直白地解释为什么名校博士、硕士愿意到余杭区的基层岗位“屈就”。年轻人不管学历多高，去一个单位应聘，无非两大考量，一是自己事业发展的远景，二是现实的薪酬待遇。这两点余杭区提供的岗位都能满足。2019年，余杭全区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44家，全区国高企总数首次突破1000家，阿里巴巴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余杭区除了在2018年推出两批次“清北招聘”外，2019年也进行了“清北招聘”，给出的招聘待遇为：清北招聘的事业编制人员，博研学历的参照事业副处级薪酬水平享受绩效工资福利待遇，硕研参照事业正科级薪酬水平享受绩效工资福利待遇。据了解，当地事业正科级大约年薪35万左右。这样的薪酬，且落户在新经济发达的杭州，当然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政府一直倡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若让年轻的人才能在基层扎下根，一定要以市场导向为主。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规律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应聘的人才和用人的单位是双向选择，最终的结果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基于自由意志作出的选择也可能有失误，但因为是真实的、自愿的，总体来说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毕业生分配更能使人才与岗位匹配。
上世纪五、六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是统分统招，看似能使人才到最需要的岗位发热发光。但这种理想状态的前提是从事分配的组织人事部门有万能的神通，而实际情况往往更容易造成人才浪费。古建筑专家萧默1961年从清华大学建筑系六年制本科（当时的本科学制五年，建筑系多一年）毕业后，分配到新疆伊犁州计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建筑设计室，专业没搞几年，建筑设计室给撤销了，他被安排到一所中学教平面几何和美术。后来幸亏他的老师梁思成出面推荐，萧默被调到了敦煌研究所从事古建筑维护和研究工作。萧默的经历，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而当时大学毕业生可谓寥若晨星。
众多清北的硕士、博士愿意去余杭区的基层单位工作，这是件好事。说明只要有合适的事业环境和不错的薪酬，基层单位也是人才趋之若鹜的高地。但这事也让人看到隐忧，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东西部在经济、文化、教育、法治环境等诸方面的差距没有缩小，还有扩大的趋势，人才的去向也呈现“马太效应”。西部地区不要说基层，那些看上去名头很响亮的大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也很难吸引类似余杭区招聘的这类清北俊才。未来中国各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