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日，对一些活跃在中国社交网络的乌克兰代孕机构来说是个好日子。
从这天起的半年内，乌克兰对旅游入境的中国公民免签。自乌克兰重开边境以来，疫情期间有所沉寂的代孕中介们又开始高调宣传、签约客户，东欧“代孕工厂”的中国生意正在复苏。
因为疫情，乌克兰一度关闭边境，这让远赴该国代孕生子的中国父母们深感焦虑。一些人和刚出生的宝宝一起困在当地无法回国，还有些婴儿至今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最久的已经出生近5个月了，而父母还没能入境认领。
这些父母“可以用心急如焚来形容”，一位代孕中介说。而海外代孕机构的中国业务也陷入“非常态”。
照顾婴儿，成了海外代孕中介的新任务
疫情之前，海外代孕机构的工作以婴儿出生，并办妥监护权和身份文件为限。医疗机构负责生殖技术的部分，中介机构帮着跑腿、翻译、租房、开车，协调法律和医疗事务，有些机构还会负责招募代母。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生物学父母会在预产期前后，赶往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或地区迎接新生儿，照顾他们，并在1个月内自行办好证件，带婴儿一起回国。
疫情和国际航班大幅缩减打破了这套运转流程。一位乌克兰人权调查员表示，至少125名新生儿被困在该国。这不是什么秘密。
辅助生殖机构彼奥泰珂斯（Biotexcom）于该国边境关闭两个月后主动发布视频，称有约50名婴儿滞留于首都基辅一家酒店。他们的父母分别来自中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接回婴儿。
焦虑的中国父母通过社交平台反复求助，希望能够尽快前往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美国等允许合法代孕的国家接回宝宝。
医疗机构、中介和代孕妈妈（下称“代妈”）都不希望新生儿在出生地待得太久。那意味着尾款将更迟交付，以及法律风险。就算在代孕合法的国家，没有“代妈”放弃抚养权的文件，来自海外的父母身份就得不到承认。而在产后与孩子分开越迟，“代妈”越喜欢宝宝，就越容易出现监护权纠纷。
不能把婴儿留给“代妈”，也无法让他们长期待在医院，又要防范疫情带来的风险，照顾婴儿成了海外代孕中介的新任务。
有为每个孩子单独雇佣24小时看护的，“一名24小时保姆每月6000—7000元”，一位乌克兰代孕中介透露。彼奥泰珂斯这样的大型机构，则将婴儿和保姆集中在一起封闭管理，每人每天收费约200元。此前是约每天400元，这在人均月收入不足3000元的乌克兰相当昂贵。而选择去乌克兰代孕的，往往是看中它近乎全球最低的价格。
钱还不是首要问题。无论选择在哪个国家代孕，中国的父母们都对当地的疫情防控很不放心。有人不分时段询问孩子的状况，要求视频通话；有人不断寄去口罩，三次五次累计近千只。代孕机构则会反复强调他们的防护如何到位，“我们给他们发口罩、消毒液，几乎都是按中国的标准来的”。
领孩子回国，太难
在始终有航班往来的美国，情况未必更好。美国部分州允许合法代孕，加利福尼亚州更是对代孕最为宽容的地点之一。东欧国家的商业代孕多限于有生殖障碍的男女夫妻，而加州的合法代孕还向LGBT群体和单亲父母开放，产业链和法规健全。最快的时候，代孕宝宝可以在三周内办妥手续离境。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完全颠覆了加利福尼亚州代孕中介的工作。在洛杉矶从事代孕服务的程恩成自称比疫情之前忙碌太多。有些婴儿要他接回家照顾，原本由客户或供应商办理的新生儿出生证明、旅行证甚至机票，都需要他帮忙代办。
尤其是出生证明。美国对华旅行限制要求，过去14天在中国大陆停留过的人不能直接入境，允许中国人中转停留14天且有航班的国家又极少。多数中国父母只能在代孕宝宝出生后携带出生证明、亲权判决书、代孕合同复印件，依据豁免条款入境。
家长入境了，要带宝宝回国仍然艰难，“最大的问题在两个地方。第一是必须要给孩子办中国旅行证，但办旅行证首先要买好机票。”程恩成对《财经》记者说。
旅行证是出生海外的中国公民回国的必要证件。除了机票，还要提供同行的成年人抱着婴儿、举着当日本地报纸、手持护照，以当地车牌为背景的照片。由于美国疫情严重，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改为线上办公，这些临时规定都是为了能在线上审核确认中国公民和宝宝的身份。
机票是另一个问题。由于机上婴儿应急保障设备有限，婴儿票配额少于飞机总排数，有每排座位只允许安排一名婴儿，比成人票更加难买。为了回国，赴美代孕者有的找中介购买高价机票，有人索性包机。
一对在乌克兰滞留了3个月的中国夫妇，选择走陆路，从基辅出发，车行200公里到达明斯克边境，步行进入白俄罗斯后转机，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给宝宝买到的机票。
随着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航班增加，乌克兰和北美的代孕中介们都觉得，动辄数万元的机票价格将有所回落。或者说，他们正期盼票价回落。尤其是乌克兰的临时免签，允许中国公民在半年内停留30天，赴乌克兰促排取精不再需要医院的邀请函，新一轮海外代孕生意蠢蠢欲动。
微商化的代孕生意
就在近几年，乌克兰“代孕工厂”的名头似乎是突然在中国“火”了起来，引得原本专注东南亚代孕的中介转向东欧。
除了东南亚多国先后禁止商业代孕的因素，“性价比高”可能是乌克兰最大的优势，由客户自行提供精子卵子的套餐报价28.5万元，这是《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的最低价，似乎也是乌克兰代孕在中国市场的“行价”。
微商化则是乌克兰代孕在华业务的另一个特征。曾经在乌留学的一位中介人员回忆，“2016年，彼奥泰珂斯出了一个包成功的套餐。当时微信兴起了，那家医院有一个中国通，发现微商这个模式非常好，你成功有宝宝了，我就鼓励你代理给你返佣，他就变成个人代理了。现在一部分是专业机构在做，还有一部分就是个人代理。”
同一家机构的“代理”们，有统一的微信朋友圈文案和相似的沟通话术，也有一些中介或个人会同时成为数家乌克兰医院的“代理”。乌克兰的某些医疗机构对商业代孕业务介入很深，不但提供医学服务，还会直接与中国客户接洽开拓市场，推荐“代妈”，甚至捐卵者。
身处灰色地带，信息极不对称，代孕市场的“代理”比普通微商更具优势。客户往往更愿意相信曾经有过代孕经历的人，口口相传的私人推荐，比外国机构网站上的自卖自夸更有说服力。至少4名中介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自己是因为协助亲友代孕接触了这个行当。
尤其是代孕的匹配速度和成功率，这是寻求海外代孕的中国人最看重的，但又难以求证。不同国家的法律也不尽相同，要物色一个可信的合法代孕机构，对语言不通的人来讲仍有困难。最早的中国人赴美代孕市场亦是这样生成。
以往，就算是做“合法代孕”，中介机构在中国总是极尽低调，使用拼音缩写替代关键词，先收集客户信息再接洽，不向生客提供办公地址或私人电话。服务于乌克兰机构的“微商”们带来了改变，而疫情带来了更大的改变。一家美国代孕机构承认，疫情前，中国人占其客户总量的80%，如今只余20%。有从业者开始希望更多人“了解合法代孕，澄清误解”。
成熟或不成熟的产业链
合法的海外代孕通常有两种形式，商业代孕和利他代孕。利他代孕仅向有生殖障碍的群体开放，更多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代妈”除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必要开支和补偿不能获取报酬，多数也没有中介机构参与或仅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同性恋者蔡敏（化名）和男友的第一个孩子就生于利他代孕。2016年12月，他们决定拥有属于自己的宝宝，先生一个属于男友的孩子，然后是他的。两人开始在加拿大寻找“代妈”和捐卵者，一周内找到了对接“代妈”和准父母的沟通平台。两个月内，他们与“代妈”达成一致。之后又过两月，胚胎移植成功了。
在北美，这样的网络平台就像中国的相亲网站一样成熟：支持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代孕的每一个环节、注意事项，以及各环节可能产生的费用，都被一一列明。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物色“代妈”/准父母，部分还需物色捐精、捐卵者，然后体检、委托合意的医疗机构做试管移植、处理各项法律手续，以及等待和迎接婴儿降生。
蔡敏和男友的第一个孩子，孕育过程不那么顺利。因为加拿大禁止商业代孕，双方无法签署符合事实的代孕合同。或许大家都为此感到不安，“代妈”希望获得更多补偿，蔡敏则因她的强硬和多愁善感而无措。加上跨国沟通不顺畅，“有时两三天、三四天不理你，会让你很抓狂”，蔡敏告诉《财经》记者，在男友女儿出生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比起激动，更多的是一种释放，因为前面经历了太多波折”。
第二个孩子，他们选择去美国做商业代孕。美国多数允许商业代孕的州遵循着一套相似的规则：准父母和“代妈”各自聘请律师，签署代孕合同，对双方的身体状况、代孕期间的医疗行为，“代妈”的心理健康、妊娠期间的生活规范，准父母的支付责任、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如何处理等，作出细致约定。合同公证后，诊所或医院才会开始医学操作。
除了律师，保险和信托基金也是普遍性配置。信托基金类似国内的支付宝交易平台，准父母在代孕的不同阶段先行支付，并保证账户始终存有一笔最低余额，医疗、保险等各项费用由基金而非准父母直接支取，多退少补。保险主要是“代妈”的医疗保险和人身保险，除了用于预防意外情况，也可降低准父母的医疗支出。
招募“代妈”时，洛杉矶代孕机构GSHC，选择遵循美国生殖医学会的相关指引，要求至少有过一次足月健康生育史、无并发症，有稳定的家庭环境、足够的经济和精神支持，本人和伴侣均不吸毒、酗酒等；此外，“代妈”还需通过相关心理评估。
GSHC负责人申佳对《财经》记者说，“在代孕合法州，因为产业已经比较长时间了，比较规范化”，行业协会的指引对医疗机构有较强的约束力，促排、移植等医疗措施也有具体指引，医疗措施的成功率等各项指标则需向美国疾控中心（CDC）报备。
这套复杂的规定在意外发生时会凸显它的作用。GSHC曾有“代妈”在妊娠期间离婚，男方想分走部分代孕补偿款，否则可能不配合办理代孕宝宝身份认证所需法律文书。律师介入后，他没有拿走这笔钱。
但这个体系显然无法给予任何一方完全的保障。在印度、乌克兰、美国，均曾有代孕宝宝因健康等原因被准父母放弃，不得不交由福利机构抚养的案例。虽然美国的商业代孕可以做DNA筛查，中国夫妇也会通过代孕合同把选择权握在自己手中，但也有“代妈”会因为信仰等原因拒绝堕胎，即使她可能违约。
是交易，也是温情？
蔡敏的第二个孩子没有再遭遇意外。“代妈”是美国一家养老机构分院院长，双方签订了代孕合同，除了花费比在加拿大高出三成，其他一切都很顺利。他反复表达了对“代妈”的感激，“虽然我们不信教，但是觉得她是上天来帮助我的。包括第一位‘代妈’也是”。
他和男友尽可能让自己与“代妈”的关系更温情些。第一个宝宝出生时，两人与“代妈”相处了一个半月，每天见面，“而且我们见面的时候会把宝宝带过去”。因为现在彼此的生活相距甚远，他们并未刻意切断联系。
身为“代妈”，美籍英国人Alicia还在关注着她的第一个“代孕宝宝”。“我偶尔会了解一下宝宝的近况。她下个月就两岁了，我希望他们（指生物学父母）可以给我发张照片。不发也没有关系，知道她健康幸福就好。”Alicia对《财经》记者说，她的母亲和独生女都很喜欢通过照片看到宝宝的成长。
27岁的墨西哥裔“代妈”Yadira在2月孩子出生那一刻，觉得“我的工作结束了”。她选择的准父母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这家人有“真正的需求”。而她决定成为一名“代妈”，正是因为“看到那些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孩的人，要实现梦有多么困难”。
决定代孕前，Yadira先和家人聊了这个话题。她向孩子们解释，为了让另一个家庭更加幸福，她要帮别人“临时照看”小孩，尽管她的大儿子也才刚刚5岁。从事建筑行业的丈夫则“极力支持”她的想法。“我很享受怀孕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再负担第4个孩子了”。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小女儿刚满1岁。
先后接触了三家代孕中介，Yadira需要“100%感到安全，签署法律文件，并有自己的律师，这一点很重要”。Alicia回忆，她的首次代孕之旅“很糟糕”，她一度决定不再做“代妈”了，但现在又被另一家代孕中介说服了。
在商业代孕的产业链中，“代妈”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多数时候，准父母们要花上3个月到半年时间等待合适的“代妈”出现，基本每个“代妈”都是在十几个生物学父母里挑人。无论在东欧还是北美，如何招募和管理“代妈”都是代孕机构最大的“商业机密”。
“代妈”们会互相交流哪些生物学父母对她们和孩子更好，在挑选准父母时，她们有自己的标准。有的人会选择真正有生殖障碍的夫妇，有人更倾向帮助同性恋伴侣，也有人只愿意为本国人或外国人代孕。单纯不想生孩子或为了挑选性别、想生双胞胎等理由，最不容易找到“代妈”。
毕竟，代孕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 在胚胎移植前后直至怀孕前3个月，“代妈”还需根据医嘱定期用药。商业代孕中介机构还会要求“代妈”保持健康饮食、不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减少咖啡因或人工甜味剂的摄入，避免有风险的体育运动，甚至不能泡温泉，还会限制使用某些化妆品或清洁剂等。Yadira严格遵守了代孕合同中的这些规定，“准父母为所有的事付了钱，我不希望因为我的错误让他们有额外的支出”。她尽力把妊娠过程中的一切与准父母分享，让他们看到宝宝始终保持健康，“那是个帅气的小男孩”，她对《财经》记者说。
所有参与者都会强调代孕行为中的温情成分。身为“代妈”，Yadira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出生的孩子，“源于另一种形式的爱”。
代孕机构会使用“爱心妈妈”，而非“代妈”。但不可否认，钱仍然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每生一个婴儿，乌克兰的“代妈”可以获得2万—3万美元的酬劳，美国“代妈”则可能在4万—8万美元之间。
申佳认为，在允许商业代孕的美国，做“代妈”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非常非常善良就想帮助别人的，其中还有免费做的。剩下的三分之二还是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怀孕对她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身体负担，但同时钱是（影响）比较大的一部分。我们的‘代妈’有付自己大学学费的，也有给自己家经济补贴的”。
Yadira一家用代孕的收入支付第二套房子的首付。Alicia也是，这位单亲妈妈在首次代孕结束后，换了一栋更好的房子和一辆更好的车。现在她已经开启了第二次代孕之旅，这次，她要把所有的收入存起来。
领养不是他们心理上的一站？
僧多粥少，准父母通常对“代妈”没有过高的要求。他们更在意捐卵者的外貌、学历和健康状况。一些代孕中介在向准父母推荐时会称他们为“卵妹”，蔡敏对此有点反感，这个词让他觉得没有给人足够的尊重。他曾希望与男友使用来自同一位捐献者的卵子，因为质量不达标未能实现。
类似这样血缘上的羁绊最能打动中国准父母。陈成（化名）和他的泰国男友已经进入了该国的利他代孕流程。精子来自陈成，男友的远房表妹捐献卵子，孕母将由男友姐姐担任。对这对同性恋人而言，这是真正两个家族血脉的融合。他选择代孕生子的理由也是：想要一个流着自己血脉的孩子。
这不是一个好的答案，却是这些选择远赴海外代孕生子者共同的答案。蔡敏是80后，和男友一起生活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学历较好、收入不菲、英语上佳、常常出国，他坦诚，“我一直觉得自己会生孩子，就是怎么生的问题。”
蔡敏不是完全没有想过领养，但自觉LGBT群体要成功在中国领养一个孩子“几乎不可能”。各自拥有了一个孩子后，他和男友一起抚养宝宝，“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相识13年、相爱7年，如今，他们有了把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合法的纽带”。
不唯LGBT群体，申佳每年接触上百名来自中国的客户，无论是不育、高龄失独还是其他情况，寻求代孕的人总是对“自己的孩子”抱着很大的期待。她的感觉是，“领养不是中国人心理上的一站”。
蔡敏也不否认，来自父母的压力是他和男友赴美代孕的原因之一，“我爸一直暗示我必须要有后代，男友家不知道为什么也一直催他要孩子”。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示指出，“代孕可以解决一些不孕又想要孩子的人的困难，有需求必有供给。”尽管她对代孕合法化有所保留，但认可“有法可依后也许能更好保护代孕母亲的权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长秋则撰文称，代孕是“一种严重违背人类天性的人类辅助生殖行为”，应当为法律禁止。
身为男人，蔡敏对代孕是否把他人的身体工具化、是否有违伦理等问题并不敏感，他对代孕有自己的看法，“性交易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合法行业，我觉得很不好，但是你真的把它禁止，都去做暗娼吗？代孕也一样，既然有些人真的想要孩子但生不出来，有些人愿意帮助别人。我不愿意说这是一个生意，但是市场是真实存在的”。
（《财经》记者王丽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