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深度城镇化”是“速度城镇化”的解药

2020年09月03日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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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由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主办,四川省分行及《财经》杂志承办的“美好偕行,智享无限”财经论坛活动在成都举行。与会嘉宾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分享了他对于深度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看法。

在谈到新常态下城镇化的特征与挑战时仇保兴表示,这40年进程主要以物质文明为中心,虽然很大程度上推动了GDP的上升,但是先污染后治理的灰城镇化模式也遗留了很多问题。今后的城镇化将集中以人为中心,追求生态红利。中国要从过去的速度城镇化转向质量城镇化、深度城镇化。

关于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仇保兴提出,深度城镇化要把城市管理策略扩大到城市群及城乡关系的大范围才能够有效。城市是80%GDP、95%创新成果、85%税收和财富的聚集器,也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财富隐藏在空间之中。城市硬件的改善须从建筑到基础设施,而“软件”则为数字化和智慧化。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共同助力深度城镇化,至少能够产生30万亿的有效投资需求。城市是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而“深度城镇化”正是“速度城镇化”的解药。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仇保兴发言实录: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深度城镇化,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策略。

因为中央提出双循环,其实重头戏是内循环。内循环的核心就是经济活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整个城镇化的40年进程来看,前面40年我们是以物质文明为中心,大大推动了GDP的上升。但是今后的城镇化是人力资本提升型,要求高质量、高水平,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总体来说,我们要从过去的速度城镇化,转向质量城镇化、深度城镇化。

10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城镇化速度进入一个转折点。我们国家是一个旧大陆国家,不是一个新大陆国家。新大陆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原住民被消耗差不多了,城镇化率非常高的,最后的峰值达到95—97%,真正务农的人口只有3%。我们是旧大陆国家,像法国、德国这些旧大陆国家,城镇化的峰值都在65%到70%。到了城镇化进程结束,还有30%到35%的人在农村,土地是分散性的,是小规模的、精品管理。

第二,机动化将会强化郊区化趋势。机动化就是小车进入家庭,国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模,就是机动化一旦达到30%,也就是每100人30辆车的时候,机动化就进入了一个拐点。我们国家十三五就已经达到30%了,沿海就更加超过。30%意味着每个家庭一辆车,这样汽车会出现轻度的饱和。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高房价也迫使大家住到郊区去,这种趋势非常强。我们很多城市的居民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以后,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到郊区去住,这样90%的收入用在养老、补贴生活上。这种人口在城市与郊区的迁移,城市群的迁移是一个普遍性现象。

第三是老龄化。一方面是初级的老龄化,初级的老龄化就是60岁的老人占总人口7.5%,这个拐点实际上我们国家在2000年就实现了。另一个是深度的老龄化,65%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4%,这个拐点我们国家将在2030年之前出现。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城市建设,包括居民小区都要适应老龄化趋势,使整个城市变成无障碍通行。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较快,人力资本同时也快速上升。

第四个转折点,是住房需求的拐点已经到来。5年前的一个数据显示,日本、法国作为典型的旧大陆国家,他们完成城镇化之后,人均的住房面积是35—40平方米,我们国家目前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这种情况下许多空城已经出现了。根据大数据的统计,我们662个城市有178个城市出现萎缩。就房地产占国民资产的比例而言,美国为27.9%,但是中国有74.7%。因为美国人的主要资产在股市,中国人的主要资产在房地产。如果把房子拔掉,实际上中产阶级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进入走钢丝阶段,价格最好不涨也不降,如果涨了会出现日本式的泡沫,如果降了,谁都不会买。

第五是碳排放的拐点。5年前,我作为中国的代表到美国西雅图参加论坛。论坛上,比尔·盖茨指出,中国3年水泥的消耗量等于美国一个世纪的量;中国2015年排出的二氧化碳气体等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压力是巨大的。海平面到本世纪末会上升6米,大部分岛国都在海底之下,太平洋岛国面临灭顶之灾。一旦碳排放控制不住,我们在国际上会更加孤独。这个转折点我们非常明确,国家发改委在各地的投资当中也有一个碳指数的约束。

第六是能源和水资源结构性短缺持续加剧。从整体来看,中国人均煤、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仅为全球平均的60%,7.7%、7.1%,我们缺气少油,一半以上的石油、70%以上的天然气依赖进口,而这些正是产业之基,一旦断供,后果不堪设想。本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用水人口增长53.8%,而用水量仅增加11.5%。尽管总体上水量充足,但由于不少区域缺水,加上水质性缺水加剧,水资源生态修复时间漫长,如发生突发性的污染、极端性气候,将出现大量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第七,城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先行国家经验表明,城镇化中后期是“三大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而城市的“垃圾围城”加剧了这三个污染。同时,小产权房盛行阻塞了城市风道加剧了空气污染。而水体污染一旦达到了一定程度,原水生态系统就会死亡、修复的成本将非常高昂。所以中央的三大攻坚战就是面对我们城镇化中后期的三大污染的最高峰时提出来的。当我们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到了现在的水平,最大的矛盾就表现在解决温饱以后的人民群众对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是最不能容忍的。

第八是小城镇居民环境退化,人口流失。据近几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10年间,我国小城镇居住人口减少了10个百分点,相当于一个日本的人口。国外最好的居住地在小城镇,而我们国家小城镇和大城市的公共居住条件差距越来越大。小城镇衰退不仅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大城市病,而且也会弱化其为“三农”服务总基地的作用,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

第九是城市的交通拥堵。交通拥堵已经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东到西、从高峰到全天候“全面扩散”。盲目拓宽街道、大院落封闭式安保、高架桥建设、封杀电动自行车等等错误决策同时也正在加剧交通拥堵。交通拥堵对国民经济和物流的影响会越来越严重,已经到达了一个治理的拐点。

第十是城市特色和历史风貌的丧失。传统的城市与周边环境和谐相处的格局被破坏,“城乡一律化”和盲目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正在毁坏不可再生的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习总书记过去有一个批示,就是说我们不能成为大、洋、怪的建筑试验室。我们已经进入了重新恢复历史风貌这样一个城市建设的新拐点。

2个趋势

首先是房地产的趋势。一方面要解决保障房住房的积压;基层政府为“节约开支”将保障房安排在缺乏配套设施的远郊区。有的保障房空置几年了,农民也觉得可惜,在里面养鸡、养鸭,这说明我们的财政投资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是住房投机过盛问题要解决;投机性购房正在扭曲住房需求并塑造泡沫。所以中央提出房子是住的,不是炒的,这个趋势是永远不变的。

其次是城市防灾、减灾功能明显不足。大城市的灾害风险加剧已成为国际通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成果显示,全球6.33万个大城市中,至少有450个暴露在一种以上灾害之下。大城市、特大城市怎么减灾、防灾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我国城市领导任期短、考核机制不健全,更加剧了“重地上、轻地下”痼疾,城市的“良心”—地下管网被严重忽视了。

10个策略

第一,稳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试点,防止助推郊区化。城市高房价、空气污染和每百人机动车拥有量超30辆时,将产生郊区化驱动力。全国的经验是浙江先行先试的,浙江对农村建设用地入市进行(总量控制)征地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占征用地总量为7%~10%。其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用“绿线”划定城郊永久性农地和生态用地,并作为“城市永久性边界”。

第二,以“韧性城市”规划整合城市整体资源,提高城市防灾能力。国际上的城市韧性定义是城市系统能够消化并且吸收外界干扰,保持自己主要的特征、结构和关键功能的能力。我们的地震局要做城市防震的城市,同时我们要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工信部、发改委又推动了智慧城市,这些都应该在韧性城市的框架内。不仅是土木建筑的韧性,更重要的是恢复性的。如果遇到了不可抵抗的灾害,但是24小时就能够恢复,这也是韧性。这些韧性需要我们新的技术、通信技术把这些子模块协调起来,提高整体应对灾害的能力。

第三,推行“城市交通需求侧管理”,促进绿色交通发展。全球已超过10个城市开征拥堵费,这个是解决城市中心区拥堵的良方。其次全面提高停车费,拍卖或限制小轿车牌照。第三要扩大城市步行道范围、公务员带头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上班,推行无车日活动。第四是加密路网、倡导机动车单向通行,普及租用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扩大城市“绿道”。第五是放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限制,推行不同公共交通工具之间的“无缝对接”和“双零换乘”。最后要增加交通毛细管,封闭式大院多开几个门,方便民众出行。

第四,变革保障房建设体制、降低房地产泡沫风险。城市居住是否幸福,是由最底层的低收入者的感受决定的。欧盟有一个“住房合作社”模式:由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无房户自由出资自己组织成立“合作社”,平等购地、参与设计、建造、租售并举,政府优惠支持。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重现考虑住房合作社的模式,来保障我们的住房质量,减少空置,杜绝腐败。十九大提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将来的房地产市场,除了政府供房和企业供房这两个方面之外,中间还有许多的合作社来提供房产,这些需要金融机构来加以研究、加以考虑。

第五,全面保护城镇历史街区、修复城市文脉。城市首先是本地的、民族的,其次才是世界的,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建筑设计的道路。我们在城市里面,对那些历史的街区、重点的文保单位要进行严格的保护和修复,这些都是不断增值的。将来还要在城市里面推行总规划师制度,现在有三个城市试行这个制度,对这些建筑进行改造。国家在“十四五”期间采取以奖代拨的补助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抢救式修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第六,推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保护和修复农村传统村落。这个是源于浙江,推到全国。习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讲,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狸猫换太子。这个制度在山东、在河南、在江苏曾经都是合并过很多村庄。现在除了山东还在推行,其他省早就停了。要以城、镇、村空间人口合理密度指标来替代“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除此之外,我们是中国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模式。农庄就是农业的现代化节点,一定要保村庄才能保未来的现代化。

第七,强化城镇群协同发展管治,促进高密度城镇化地区可持续发展,这个已经成为十四五的重点。城市与城市之间,应该协同发展。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最早是长三角提出的。长三角当年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来编制和落实长三角一体化。要围绕人力资本,以人民为中心展开城市的规划设计。

第八,对既有建筑进行“加固、节能、适老”改造,加快绿色建筑推广。在老旧小区的改造上,我们通过加固、节能、适老的改造,一方面提高我们的居住环境,同时节能。现在中央明确以奖代拨的模式,我们进入10万亿老旧小区改造的内循环,一旦房子改造好了,大量的家具、门窗、家庭用品又需要更新换代,可以大大带动相关市场。

第九,以特色生态小镇为抓手,分批进行人居环境的提高改造。小城镇对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韧性是不可或缺的。为了解决这个小城镇的问题,我们请了1000个规划师进入到22个县的小城镇去,向农民提问,为什么你们要到城里去,不住在小城镇。回答是子女教育、赚钱、结婚、就医方便。大城市名校、名牌医院可以承包小城镇中小学、卫生院改建成分院分校。这样小镇居住水平提高了,房价也跟着提高了,变成学区房了;第二,乡镇也会减少人口的流出,实现人口正增长。

第十,以治理城市病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一方面城市的治理要现代化,硬件的韧性和软件的韧性是并行的,我们通过软件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城市的智能平台,物联网这些东西进行升级。另外一方面是信息的现代化,我们的5G通讯,将来会很大程度上拓展我们的应用场景。应用场景不是国家能够规划出来的,而是千百万的企业家、科技从上而下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可以使我们的国家提前进入数字化时代,而且可以实现一定的弯道超车。

问答环节:

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平衡机制

城市扩容的极限,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来考虑。从城镇化的规律来看,所有的超大规模城市都会进入自我循环的膨胀,这是因为城市是一个非线性增长的根据地。就是城市规模越大,创新活力越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也越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越高,我们称之为正向循环增长。但是向核心区以外疏散,也是非常重要的。扩容的极限现在是没法计算的,就像现在很多人去计算生态的承载力,人口的承载力,经常发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算法,现在还做不到精确地计算扩容极限。

超大城市如何和小城镇进行互补?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小城镇要追求核心竞争力,而超大规模城市要提高他的综合竞争力,所以他的竞争力必须是错位的。比如说上海,他是国际中心,周边小城镇的优势要么就是文化产业,要么就是生态环境,要么就是旅游景观,要么就是特色产业服务,这样就形成一个拉力跟推力之间的平衡。小城镇最忌的就是没有特色,没有产业特色,没有历史文化特色,没有景观特色,那就没有任何跟大城市直接产生推力的平衡的一个机制。所以一定要找出自己的特色来,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相互之间的流动永远是变化的,但也是动态平衡的。

谁以人民为中心,谁就可以持续增长

北上广深进入自然的轨道,你不去干预他就会膨胀下去,这已经是正循环的良性效应。国家要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的整体韧性、地区的平衡发展来考虑,要应对百年不遇的大的动荡,从政府来讲,应该有一定的均衡布局。这个布局我相信一定会在内部地区给予新的一线城市机会,这是“十四五”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新一线城市我最看好的比方说成都、郑州、西安,长沙,这些都是中国理想的山水城市,基础设施比较好,大专院校、科研人员相对集中。但这些城市的短板就在于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还比较差。我们通过适当的政府资助,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从中央财政到地方政府,有意识提高新一线城市的生活质量。而且一定要抛弃过去那种旧的观点,我们不是以GDP为中心,我们以人为中心,这才会持续有活力,才会后来居上。21世纪的经济主要是人力资本的经济,人力资本的经济可以非线性增长。

生态文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要点

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个逆潮流的行动。尽管他这样做,但是美国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却在持续下降,而我们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还在上升,这是现实。这意味着特朗普下台以后,我们会面临更大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压力。这个转变巨大的,我们甚至都没有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的工业基础、国民生活基础都是高碳的。要转变成低碳,这个比任何转变都艰苦,我们希望“十四五”有这么一个碳的韧性转变的机会。碳排放约束一定要加强,这是一个大国担当。这也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中国率先进入生态文明的标志,因为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进入生态文明,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