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形势日渐好转，经济逐渐复苏，就业问题日益受到各方关注。
因外出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关系到中国就业稳定的全局。但与大学生等新增就业群体相比，受自身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信息获取能力、社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新冠疫情及其防控的一系列影响持续至今，总人数约为2.91亿的农民工在维持生计时更加脆弱亦更艰难。
尽管如此，大部分外出农民工仍选择留在城市。
“有63.35％的受访者表示，回到家乡将没有就业机会。在2007年至2008年期间，这一数字为35.3％。”“对比2008年时，农民工认为现在在城市里相对更容易找到工作；但同时，他们自己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从20.3%下降到5.80%；认为家乡有好政策可以支持返乡创业/工作的比率，从17.20%下降到3.50%。”
相关的数字源自近日一份名为《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的相关研究。其发布方为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下简称协作者中心）。该机构一位相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相关研究会继续细化梳理并提出建议。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决胜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曾指出：本次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较大，其中主要一个就是农民工打工受影响。2019年中国有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外务工，这些家庭三分之二左右的收入来自外出务工。要防止因疫返贫，需要保证农民工能够出去打工增加收入。
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趋势，则是在多重压力之下，据农业农村部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过800万人。
“农民工的发展机会需要从城市和乡村两头来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对《财经》记者表示：首先中国正加快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尽快融入到城市社会，尽快市民化，加快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力度；其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正提供更多新的发展机会。
疫情中的农民工及其家庭
2020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整体而言，中国农民工群体呈现省内就业增加、跨省流动减少；平均年龄持续增加等特点。
相关具体数据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同比增加241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增82万人；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增159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500万人，同比基本持平。
一系列概念涵盖的范围不同：所谓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所谓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所谓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所谓进城农民工，指年末居住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
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是，21岁至30岁的青年人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占比被50岁以上年龄段超过，农民工的老龄化现象增加：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8岁，同比提高0.6岁。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4.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近5年来占比逐年提高。
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9917万人；跨省流动农民工7508万人，减少86万人。农民工外出部分受收入驱动：农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427元，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则为3500元。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农民工多927元，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3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财经》记者此前采访的数位在深圳的河南农民工亦表示：子女是他们希望在城市里打工的原因之一。因深圳对外来务工者的公共扶持力度相对较多，孩子上学的困难也没有像其他城市那么大，毕竟不太会拆学校撵孩子走，比农村的教育质量要好一些，孩子的见识也多。
但除此之外，受制于公共服务均等化仍存在短板等原因，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本地升学难（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费用高依然是农民工们所难以克服的问题。城市规模越大，升学、费用和高考问题越突出，在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这些问题更加显著。
前述协作者中心是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之一，也是民政部第一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单位。该中心的相关调查可与上述数据进行佐证并提供新的视角。例如：68.17%的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于4000元；68.49%的农民工家庭年度总收入低于6万元；49.20%的农民工家庭存款，不足以维持2个月以上的家庭生活；71.38%的农民工家庭不了解社会保障政策，53.70%的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的雇主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其之所以关注农民工家庭，是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群体的构成正在由单身外出务工向家庭式迁移转变。而对于受调查的农民工家庭来说，其对当下生活最关心的内容则依序为：子女教育（64.95%）、工作就业（55.31%）、生活（53.05%）、健康卫生（42.77%）。
在正常状况下，农民工家庭相对于单身打工者在城市就业与居住更加稳定。但这也意味着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在防疫、生计安排、子女教育、劳动权益、社区接纳、服务获得等方面，其个性化需求很容易被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个案访谈也发现：外出打工是造成符合社会救助标准的农民工家庭难以获得社会救助的原因之一，因为回家成本高、家乡缺少关系、需要花钱托关系等因素，导致回老家办理困难。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可能演变为对已经处于高脆弱性的农民工家庭生计的致命打击。疫情之下，他们的处境无疑是雪上加霜。”前述报告指出。为此，从2020年1月22日起，协作者中心启动了“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该行动参考了能力与脆弱性分析框架（Capac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Analysis-CVA），该分析框架认为，长期而言紧急救援应以增强人们的能力、降低他们的脆弱性为目标。
如何帮助农民工
农民工群体如何稳定就业与生活，已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相关措施亦纷纷出台。
与2月份疫情高峰期的6.2%相比，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7%，情况出现逐渐好转迹象。不过，调查失业率是通过城镇劳动力情况抽样调查所取得的城镇就业与失业汇总数据进行计算的，如果农民工失业回乡，就很难被统计到。
在多重压力之下，据农业农村部近期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过800万人。
“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较低，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劳动报酬较低，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完善。考虑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比例高达43%，所以必须提高该群体就业正规性和稳定性。经济形势不好时，流动人口可能返回老家。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就业情况无法在官方的统计指标中得到充分反映。”近些年来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工作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曾指出。
3月底，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曾联合印发《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强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扶持，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努力实现全年促进农民工就业目标。
在部分研究者看来，尽管受到疫情影响，选择回流人数在增多，但长期来看，外出依然会是大部分农民工的选择。主要是因为流出地机会相对有限，未来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不同导致收入差一直存在。
叶兴庆则指出：面对全球疫情，中国提出了国内外“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要求重点转向国内大循环，其中关键就是实现城乡之间的循环。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未来农村的发展机遇会更好。“近年来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使得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乡村吸引力增强，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增多，人员流动趋势从以前的乡村到城市单向流动，变为城乡双向流动。”
随着疫情逐渐受控，经济加速恢复，仅在7月份，就有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相关话题：29日推出了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系列新举措，助力保就业保民生；22日提出鼓励个体经营，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支持；15日提出加大对创业创新主体的支持，政府投资的孵化基地等要将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提供。
8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介绍称：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规模在逐步恢复。截至二季度末，农民工外出务工总量达到1.78亿人，已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7.3%。但农民工就业形势还面临一定压力，为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整体而言，“保障农民工就业的一个重点就是保住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需要有完整的产业链。近期产业链因为疫情和国际形势，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用双循环的思路，完善产业链，恢复生产，才能确保就业，特别是疫情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复工复产。浙江疫情后很多工厂把农民工接回来，但因产业链不畅，例如上游原料和下游市场未恢复，也无法开工。”浙江大学卡特中国农村家庭调查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龚斌磊对《财经》记者指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则认为：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都去搞高科技产业，也需要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加快形成“双循环”的一部分。”他对《财经》记者称。
就未来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的宏观背景而言，前述7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提出：要针对大量农民到县城居住发展的需求，加大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县城交通、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设施，建设适应进城农民刚性需求的住房，提高县城承载能力。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县和县级市数量分别为1494个、387个，二者共计1881个，约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967个）的2倍。从经济体量来看，2019年县及县级市GDP体量为38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近五分之二。今年以来，高层多次强调要加快县城补短板，发挥县城的关键作用。
这也意味着，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县城或将成为重要载体。以日本经验来看：1945年时，日本的城市化率只有27.8%，25年后提高到72.1%。为解决“打工者”的住房问题，日本建起了“公团住宅”和“公营住宅”等利用公共资金建设的公共住宅。而从20世纪6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分散”计划，使人财物从大城市反流回地方，就近就业，就地城市化。
此外，协作者中心亦指出：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其实先于新冠疫情而存在，且在疫情之后依旧存在，在脆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需要持续性、系统性地介入。有三点值得反思之处：一是非典以来，经过17年的发展，农民工群体依旧脆弱；二是农民工问题其实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产生的各类问题在该群体身上的综合反应，需要系统性地改革，而针对该群体的任何改革努力，都将惠及整个社会；三是本次疫情再次反映了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独立应对灾害，灾害管理必须做好多方参与，联防联控。
“需要集合多方力量，持续性、系统性的介入，建立农民工灾害管理长效服务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农民工家庭灾害管理意识和行为改变，提升社会服务的弹性与质量，真正降低农民工家庭的脆弱性，提升其能力。”协作者中心建议称，“农民工政策制定需建立‘家庭’视角，从数字化统计、政策制定和服务安排等方面，意识到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存在与需求。不仅如此，还应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