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难改中美关系走向,如何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

文 | 《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 | 王延春

2020年09月09日 18:52  

本文6087字,约9分钟

中国眼下应当努力发展自己,以不争为争,避免陷入跟美国正面对抗的陷阱。不主动挑起争端,不提高对抗烈度,不开辟新战线,不畏战也不恋战,不笼统对抗。中国难以左右国际形势变化,首要任务应是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基本盘,以“办好自己的事”为重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空前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给各国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挑战,我认为应当坚持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做好应对。”9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朱之鑫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将带来长远的影响。

朱之鑫表示,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严峻考验,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化规则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发展的需要,中美贸易摩擦及竞争性对抗面临超高风险。目前来看,从多极化到单边化,从自由贸易到整体管制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美国对中国的排除、限制,下一步可能更为激烈与严峻。中国经济平稳运行面临很大压力,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会上表示,中信基金会作为第一家由央企兴办的致力于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的智库型基金会,将进一步聚焦国企改革、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金融安全、周边关系等重点领域开展对策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而围绕国际大变局、中国经济走势及应对策略,20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资深专家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2017年被确定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会上做工作报告。

中美关系成为百年变局最大变量,须以不争为争

TikTok海外并购风波仍未平息、微信在美禁用的担忧还未消散,在美留学生的学业如何继续尚不明朗,在9月7日举行的美国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到“脱钩”想法,表示打算限制中美经济联系,禁止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获得联邦合同。

“我们将在美国生产关键的制造用品,我们将设立‘美国制造’税收优惠政策,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我们将对抛弃美国去中国和其他国家创造就业的公司征收关税。”特朗普表示,美国就业市场正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复苏,美国将成为全球制造业超级大国,并“永远结束对中国的依赖”。

美国的诸多行动已引发各方担忧。今年7月,蓬佩奥在美国加州发表演讲,认为“尼克松开启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要求西方组建“国际反华联盟”。逆全球化大潮下,中美关系是否最终会“脱钩”?中美关系的变化会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产生哪些影响?在中信研究院年会上,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指出,中美两国的发展态势、相互关系走向及其影响,将成为百年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

于洪君认为,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打造排除中国的新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量,构建中国无法参与的世界经济贸易的新格局、新框架,最终把中国孤立于美国设想的新的世界治理体系之外。

目前,外界普遍将11月视作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节点。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开始投票,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将进行最终对决。拜登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上台后计划修复对国际伙伴造成的巨大损害,重回世卫组织,恢复伊朗核协议等等,一些人士希望其当选总统后能够改变特朗普的执政策略。

但多位参会专家认为,中国不应寄希望于美国总统更迭,即使拜登当选,对中美整体局势的扭转作用也不容高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陆忠伟分析,疫情之后,美国经济将呈现k型复苏曲线,富者更富,贫者愈贫,贫富差距继续扩。社会思潮整体向左转,桑德斯的社会变革思想市场扩大。族群关系上,白人内部再次分裂、黑白的对立将席卷东西海岸,两党将继续对抗,政治体系进入锁死状态。

在陆忠伟看来,即便拜登成功入主白宫,搭建起理性的国安团队或专业的幕僚班子,也将面对政治态势的激化,最终难以协调各方、摆平疫情、重振商情,抚平社情,故而会是一个弱势总统。而下一届美国政府仍会以大国竞争为外交主旋律,主导全盘工作。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湘穗强调,中美关系的恶化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文明冲突、种族冲突等,最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了恐惧与敌意。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不断修正世界政治秩序,危及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矛盾由此而生。美国遏制中国是基于其国家利益做出的战略选择,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王湘穗将未来的中美竞争比作一场“混合战”,光谱涉及人文、经贸、科技、军事等领域。他认为从2020年后半年到2025年,中美将进入冲撞撕裂期,大选之前是高危期,可能出现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如果放长至2020年到2030年的中期来看,中国经济存在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中美会呈现出混合性全面竞争局面,全球可能出现两至三个并行的合作体系。

考虑到中国周边局势也处于复杂多变的时期,于洪君认为,中国应当争取改善中日、中韩关系,深化东盟“10+1”合作,密切同巴基斯坦等南亚友好国家的关系,通过政治对话管控住中印边界冲突,拉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纽带。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恪守不结盟政策,努力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拓展“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路径,确保中国全面复兴之路不变。

在王湘穗看来,中国眼下应当努力发展自己,以不争为争,避免陷入跟美国正面对抗的陷阱。不主动挑起争端,不提高对抗烈度,不开辟新战线,不畏战也不恋战,不笼统对抗,不寻求替代美国,更不谋求消灭美国,斗争留有余地,坚持权力和利益的竞争,避免生死存亡之争。

中信基金会先后聘请230多名专家学者为咨询委员。专家们在会上积极建言献策,就进一步发挥民间智库作用展开讨论。

优先办好自己的事,稳住经济基本盘

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主流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两个国家依据比较优势、分工生产两种产品,进行贸易交换,能够增进彼此的福利。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通过数学模型证明,国际贸易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利益得到拓展增强,而另一个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萨缪尔森的证明与推论逻辑严密,可以从两个国家扩展至N个国家的N种商品,这为理解当下美国不惜付出双输代价打压中国、进行零和博弈提供了重要的观察支点。如何看待美国当下的对华经贸政策?张宇燕将其形容为“规锁”,即“用新的一套国际规则,目的是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化。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行长李若谷表示,中国过去40年在许多领域取得的成绩有赖于参与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但今年中美博弈加剧叠加疫情冲击,中国过去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受剧烈冲击。7月底,波士顿资讯公司发布《重绘世界贸易地图》报告预估,到2030年中美贸易将较2019年下降15%,约1280万美元。从2019年到2023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将减少300亿美元。

聚焦国内,今年1月至7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9.9%,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10.2%。朱之鑫指出,部分国家更加重视制造能力和产业安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进度已经加快。企业家的投资意愿减弱,利润下滑又限制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疫情过后,国内部分企业存在“复产不达产、经营不能收”等现象值得注意。

如何应对疫后更加动荡不定的国际经济局势?多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难以左右国际形势变化,首要任务应是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基本盘,以“办好自己的事”为重。朱之鑫建议,应着重激活国内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新业态发展,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偏好、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积极推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此外,还要努力稳外贸,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

针对中央近段时间布局的“双循环”战略,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苏宁表示,扩大投资可促进当期生产、拉动需求,但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需要未来的消费进行消化,如此才能实现“循环”。1978年至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从48.8%下降至39%,说明居民消费并未对经济起到更好的拉动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要补的短板主要是居民消费。

苏宁指出,提高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关键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在一些国家,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70%,中国目前为30%至40%,存在较大差距。今后要让农民进城,前提是要提高工资,如此才能支持在城市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解决农民在城市的生活、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重视“保就业”也是提高收入的重要前提。今年1至7月,全国新增就业671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近200万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朱之鑫提醒,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稳定,应当重点关注农村在外务工人员与高校毕业生两大群体。不但要注意失业率,也要注意不纳入统计的失业、不纳入统计的待业、不纳入统计的工时减少、不纳入统计的收入减少。

朱之鑫指出,过去,廉价劳动力红利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而今却阻碍了中国内需的扩大。他建议,政府应当放宽对自主择业的限制,切实加强最低生活保障。苏宁也建议,在市场对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作出反应前,政府可采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转移支付方式,扩大劳动者收入或强制性提高劳动者收入。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康认为,当下所提“内循环”为主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的方针一脉相承。中国以后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就是一轮一轮的扩大建成区,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人口,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不断释放巨量需求对有效供给作出回应,支撑经济循环。

警惕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进行系统性调整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会出现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对此,张宇燕认为,目前争议很大,主要有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主张会出现通货紧缩,主要根据有三:首先,货币供应量快速增加,但流通速度变慢。美国M1、M2在7月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与此同时,金融机构3万多亿美元准备金瘀在央行,商业银行放贷很少。其次,家庭恐惧消费。美国2009年到2019年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低于10%,今年4到6月储蓄率达到25%,支出明显变少。最后,美国失业率超过8%,说明劳动要素尚未充分利用。而只有要素实现了充分利用,才会引发通货膨胀。

另一派则认为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理由主要有四:一、为救助受疫情冲击的经济,全球政府已投入20万亿美元的纾困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的债务与GDP之比将上涨19%。二、一些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政府补贴,总体来看家庭财富上升,将导致通胀。三、许多国家的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诸如欧洲、日本实行负利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前在0至0.25之间,预计下一步也会采取低利率、负利率货币政策。四、疫情冲击导致许多供应链受阻或断裂,部分产品价格迅速上升。

实际上,今年3月20日,美国股指从2019年12月12日道琼斯股指最高峰,暴跌至最低点,跌幅达35.1%,主张又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声音已经再次出现。5月以来,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资本市场专家更是预期,通货膨胀将会重现,由此鼓吹持有黄金、比特币等。

但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看来,今年3月这一波很难被视作又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美股暴跌,但还没有重要的美国金融机构破产,特别是没有出现许多重要的金融机构通过某种连锁反应破产,所以还很难断言这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前奏。”

余永定举例,诸如2019年8月出现所谓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倒挂。根据经验,凡是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随后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到目前为止,国际金融形势基本有惊无险,国债收益率倒挂后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股市迅速回升,创下新高,通货膨胀依然没有踪影。

不过今年二季度以来,全世界的经济、金融都受到了疫情巨大冲击。“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有人不断地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狼还没来。但是当你觉得它不会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来了。”余永定分析,美元资产的价值早已被稀释,以后确实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从长远来看,减少美元资产的持有应该是一个基本方向。中国应当调整海外资产结构,提高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和盈利性。

“中国现在大致有5万亿的海外资产,其中3万亿左右是海外负债,2万亿是净资产,但我们的投资收入已经十多年为负。”余永定指出,国家进入老龄化阶段后,需要靠过去的资本“吃老本”。诸如日本2015年的外贸为逆差,但经营项目却实现顺差,靠的就是海外投资的收益。“中国人口老龄化总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如果我们不调整,我们借人钱、还给人利息,那时候我们没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就很麻烦了。”

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战,中国的系统性经济调整也不可避免。在余永定看来,从“三来一补”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增加。在经济体量很小之时,出口对海外市场的价格没有影响。而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出口将对国外市场形成冲击,贸易摩擦必然会加剧。下一步,中国应当贯彻落实“双循环”战略,对经济发展进行全面调整。

余永定建议,要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加速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纠正,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同时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在关键行业和产品要实行进口替代;对引资政策、外贸政策、汇率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汇率尽早实现自由浮动;对外投资要量力而行,尽量避免陷入海外债务陷阱。

在中美贸易战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除了应对国际金融与贸易形势的风云变幻,中国还应当做好哪些长期措施,争取化危为机?

在余永定看来,还要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打击侵权行为,护航中国的创新发展;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更多强调本地化、区域化,让更多产业链条和终端留在或靠近本国市场;改善内陆地区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向劳动成本较低的内地转移;通过财政手段、二次分配,减少阶层行业地区的收入差距;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同时注意探索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改革新形式。

而李若谷建议,要通过国企改革,提升国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被接受程度;改变政府对经济的监管框架和模式,在管控风险与实现发展中取得平衡,放水养鱼,而非竭泽而渔;改革金融体制,将大银行的县市两级银行变成法人,大银行控股,风险、流动性由母行负责,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同时,减轻地方和中央监管部门的压力。此外,还应当考虑在互联网、电信、农业等领域扩大开放,对接国际上通行的规则,进一步支持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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