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正成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杀手,纳入体检筛查是否会导致社会歧视?

文 /《财经》记者 凌馨 信娜    编辑 / 王小

2020年09月12日 18:35  

本文4499字,约6分钟

“抑郁症纳入体检筛查,我的隐私谁来保护?”

抑郁症正在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全球预计有3.5亿人患病。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文要求加强抑郁症防治,并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大中学生、孕产妇和老年人体检项目之中,体检中心也应提供情绪状态评估项目。

这份《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下称《方案》)的最新文件仅在一社交平台,相关内容点阅人次已超2亿。

高校新生检出率达35.9%,比想象中更普遍的抑郁

“我身边有三个朋友有精神疾病,其中两个双向情感障碍,一个重度抑郁症,都确诊了。”大学毕业三年,杜娟(化名)发现抑郁症比自己想象得更普遍。

这不是一种错觉。2016年10月,重庆某医学院校在本科一年级新生中开展的抑郁症状调查显示:轻度及以上抑郁症状总检出率为35.9%。其中,轻度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8.7%,中度抑郁症状检出率为5.5%,重度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7%。

抑郁症是情感性精神障碍的主要类型。临床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很赞成在重点人群中展开抑郁症状筛查。“现在学生抑郁的情况要比以前严重一些,我感觉人数更多了。也可能以前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是抑郁症,或者没有这些诊断的方式,但是现在确实是比以前的比例要高。”

上述《方案》的目标是,在2022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就诊率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

“如果发现抑郁问题马上采取措施,是很有效果的。”朱廷劭对《财经》记者说。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王振也赞成在重点人群中展开抑郁症筛查。“至少筛出来后,对于轻症的患者,周围人的帮助可以让他症状缓解。”

普遍性筛查真能实现吗?

新政要落地,可能并不容易,需要承担筛查工作的部分机构还没有准备好。

中康体检网创始人林其锋对《财经》记者分析,对体检机构而言,要按照《方案》要求在体检项目中纳入情绪状态评估供体检人员选用,“我估计一两年内执行不会那么快。”

尽管文件已经指定了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量表)作为筛查标准,但各体检中心此前并未配备心理咨询类工作人员,即使放低标准,至少也应该由心理咨询师承担这项工作。

对此,王振指出,PHQ-9只有九个题目,且有很多线上小程序权帮助实现,初筛在青少年学生和城市中青年中不是问题,但对老年群体来说,可能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

患上抑郁症的人群类型比较广泛,如产后忧郁症、儿童抑郁症,还有老年抑郁症。

“在全国范围内,不是所有老年人都识字,也未必能够分辨经常、偶尔这些情况。而且如果用电子化的,很多老年人不会。如果社区活动组织得好,用纸质版把问题勾一勾也可以,但消耗的人力成本就很高,可信度也会有点影响。”王振对《财经》记者说。

谁会知道我抑郁?

纳入广泛体检,也可能带来一个更受关注的问题:谁会知道我抑郁?我的隐私怎么保障?

“体检的结果交给谁是很重要的。”王振说,“体检是为了让体检人自己或亲密的人可以去求助,而不是发现你有问题我就不要你了。”

《方案》要求,大中学校和基层卫生机构需要为学生和老年人提供筛查后的咨询,或转诊等帮助。

扬州职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教师张东了解到,至少江苏省的高校都在做心理普查,就像新生体检一样。

“大约10%以上的学生是需要重点关注,因为人群比较大,我们会导出一个名单,分配到各院系的心理老师再做一次隐匿性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人际关系、入学适应、学习情况。如果问题严重的学生转介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处理。”张东对《财经》记者说。

高校对名册是严格保密的,只有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有这个名册,张东介绍,除了学校和院系心理老师,就连学生本人也未必会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抑郁问题,因为“访谈时也要隐藏谈话的目的,不仅把有风险的学生叫来,其他学生也要叫来”。

被发现抑郁,可能就要受到歧视

在大中学校,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重度抑郁有自杀倾向者。

“如果已经威胁到自己的生命,是要让家长知晓的。而且如果测评是重度,说明该学生已经不适合在学校这个环境了,他要去接受治疗了。”另一位担任高校心理教师的咨询师对《财经》记者说。

在已经开展抑郁症评测工作的高校,目前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休学容易,复学难。

王振曾多次碰到此类问题。“学校会要求你出一个康复的证明。我们医生尽量从患者的角度考虑,会在治疗意见里写一条建议,如‘建议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这样一来,医生会遇到困境,因为法律上不存在康复证明这个文书。“如果学生患了胃病、大出血,康复后学校是不会要求你出这样的证明的,为什么精神疾病就要出示呢?这就是歧视。”王振说。

同样,杜娟也担心,作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果在集体组织的体检中被发现患有抑郁症,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我是不会在单位体检里选这个项目的。这是我的隐私。”

对此,朱廷劭指出,“在筛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打消这种别人可能会知道,或者对自己有其他影响的顾虑。现有的筛查手段主要通过问卷。其实它是完全基于主动配合,如果当事人不主动配合的话,最后的结果会出现偏差。”

王振则认为这是病耻感问题,这不是隐私问题,而是和社会的歧视有关系。“假如你去体检,查出来有性病或其他疾病,这些都是隐私。难道查出心理问题会比其他病更严重?如果大家对抑郁症有了解,可以降低病耻感”。

在承担一些机构集体测试工作时,上海乐天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吴力苏会建议,不要让体检者本人太早看到测试结果。“评估后也不能马上下结论,还要通过谈话确认是抑郁症、焦虑还是压力。如果他实际上只是压力问题,测出来有抑郁的结果,对一些人反而压力比较大。”

在心理咨询师们看来,测试结论不重要,患者愿不愿意接受咨询更重要。

抑郁症科普,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方案》首先提到的就是抑郁症科普知识宣传问题,要求在公共场所设立或播放抑郁症公益宣传广告,各社区健康教育活动室(卫生服务中心)向居民提供科普宣传资料;同时深入学校、社区、机构开展抑郁症相关公益讲座。

然而,身为高校心理咨询师,张东对这类科普动作有所顾忌。

“首先,普及可以提高学生和家长的认识,让他们积极配合治疗,不讳疾忌医。但对于基层来说,没有进行过很专业的培训不适宜从事宣教工作,可能搜集了一些知识,包括一些消极案例比如抑郁症导致自杀,这可能会导致个别极端的结果,这需要专家来进行审查。”张东对《财经》记者说。

公众对抑郁症的知晓率在近年已有明显提升。前述针对某医学院新生的调查显示,1929份有效问卷中,抑郁知识及格率为89.0%。而在一线城市,即便是老年人,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相关常识。

上海市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抽样调查发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有关抑郁症的正确应答率为69.8%。

王振在临床工作中明显感到抑郁症的知晓率在近几年获得了大幅提升。“但另外一个知晓,就是我如果出现抑郁症状到哪里去求助,不知道。”

上哪儿求助,是个问题

面对国家卫健委提出的50%就诊率目标,有网友表示,“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对话,一次都要七八百元,几次效果不明显,长期做又承担不起费用。”

“出口在哪里?这很重要。”王振认为,在开展重点人群抑郁症筛查的同时,各地提高诊疗服务能力至关重要。

按照《精神卫生法》,三级医院都应设立心理科或精神科。然而,现实是还不是每家都能做到。

包括《方案》中提到的12320公共卫生公益热线,知晓率也不高。另外,“针对一些轻度抑郁的患者,现在也有一些网站,可以帮助他们通过简单的认知行为进行自助治疗,这个大家也不知道。”王振说。

即便获得了治疗,也有患者并不能坚持按诊疗规范走。杜娟发现,她的朋友虽然已经确诊,却并没有按照医嘱服药。“只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才吃药。那些药也有很多副作用,发胖、嗜睡,还有把人弄得完全没有情绪,像傻掉了一样,所以大家对吃药这个事情也比较抗拒。”杜鹃说。

为此,王振特意叮嘱《财经》记者注明,“药物是利远大于弊的。长期抑郁不治疗对大脑是有器质性的损伤的。比较重的抑郁症患者要到专科医院就诊,拖得越久,治疗难度就越大。”

而对不少人提出的费用问题。王振强调,公立医院心理咨询费用并不高。“我做过的最便宜的是一次60元,而且可以医保支付”。

对王振所在的公立专科医院来说,主要问题在于,“60%的患者来了,都会有心理治疗的需求。这个只要50分钟收120元,也可以医保支付。但是我们人才不足,没有办法满足需求。”

咨询机构鱼龙混杂,专业心理医师奇缺

王振很看不惯某些不专业的心理咨询室,特别以前的心理咨询师培训,三个月就考到证,”你真有了抑郁症,敢去找他吗?”

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下,心理学毕业生从事一线心理诊疗尚欠资质。“有些综合性大学或师范类院校学的主要是基础心理,医学心理很少,实际上能够做临床的很少。”王振说。

一位拥有心理咨询师证的教师承认,“我们虽然都考到了证,但是临床上很少接触实际的案例。包括高校心理老师的配置,肯定是不足的。我们15000名—16000名学生也就配备了2名—3名心理老师,其他高校也是一样的。”

专业的心理医师奇缺。国家卫健委201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资质的心理治疗师仅5000人,精神科(理助)医师2.77万人。而按照当年需求测算,可能要有4万以上精神科医生才能基本满足最初级需求。这样的巨大缺口短期内尚难补足。

具备行医资质、掌握临床心理治疗方法的人才,即便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难言充足。在王振所在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学专业毕业生要进入临床执业,不仅要同时获得临床医学学位,还要和其他科室医师一样接受为期三年的规范化培训。

因此,要实现《方案》要求的在妇幼保健院、中医院开设精神(心理)科,短期内恐难实现。

据王振了解,“现在产科的医生很多在怀孕期间就会注意到孕妇有些情绪问题了。据我所知国妇婴(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这样的机构会做一些筛查和研究,但不是所有医院都有。”

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专业医师们已经在思考解决方案。身为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王振透露,上海已有计划,“像医生规范化培养一样,开展咨询师的规范化培养。另外也考虑,是不是要借鉴医生的继续教育的经验来考核(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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