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4日-9日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普华永道受邀参展，以“协同发展，重塑未来”为主题展示了普华永道致力于进一步支持服务贸易，特别是金融服务贸易的努力。同时，普华永道还于9月7日举行了首届PwC 3535金融论坛年度最佳论文奖颁奖典礼。
PwC 3535金融论坛聚焦于金融学术研究，同时面向35周岁左右中国青年学者开展年度最佳论文奖评选，以鼓励中国青年学者“潜心学研创新，解决重要问题”，同时为金融界发掘青年人才，为提升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奠定基础。
现场嘉宾合影。第一排左起，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管合伙人梁伟坚先生、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张礼卿教授、中国人寿原董事长杨超先生、普华永道中国北京主管合伙人周星女士。第一排右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一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谭娅
普华永道中国北部市场主管合伙人、北京主管合伙人周星表示：“普华永道是专业服务领域率先针对青年学者，提供产学研平台融合创新的专业服务机构之一。首届PwC 3535金融论坛得到了政府机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专家学者以及金融机构等各方的认可与支持。我相信以3535金融论坛为契机，引导并发掘青年金融人才有助于为金融界参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持续、深入的理论研究支持；也是对政府、学术界及企业界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合作模式的一次探索。”
图为普华永道中国北京主管合伙人、PwC 3535金融论坛发起人之一周星
近年来，中国面临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逆全球化趋势有所抬头；受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在尖端制造、高科技研究、学术前沿、国际人才交流等领域遭遇挫折。一直以来，普华永道以“解决重要问题，营造社会诚信”为使命，希望能够发挥专业服务机构的独特优势，为解决经济社会重要问题开辟新思路、探索新方法。
活动现场，普华永道中国北部市场主管合伙人、北京主管合伙人周星、PwC 3535金融论坛学术评审委员会主席兼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张礼卿教授与PwC 3535金融论坛年度最佳论文奖获得者、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李力等就多个热点话题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中美金融市场是否将会走向“脱钩”？
张礼卿教授认为，过去几十年里，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如今，中美金融市场“脱钩”的风险有所上升，如果最终走到“脱钩”这一步，对中美双方都非常不利。
张礼卿判断，中美金融市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脱钩”，但不会彻底“脱钩”。当前，中美两国已在诸多领域展开竞争，一定程度上的“脱钩”可能无法完全避免，中国需对此有所准备。
张礼卿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无需对这种可能发生的部分“脱钩”过于悲观。最近中央提出了“双循环”战略性构想，如果中国能在扩大内需、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继续取得显著进步，则“双循环”战略就将成功实现，也会有效抵御一定程度的“脱钩”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双循环”格局是否会降低经济开放程度？
张礼卿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很有必要，也非常及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就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明显收缩。虽然中国经济恢复良好，但全球经济衰退将会对中国的出口构成严峻挑战。“‘双循环’战略既是对过去10多年已经开始的调整的最新确认，也是为了更好应对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会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管合伙人梁伟坚先生（右），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张礼卿教授（左），为年度最佳论文奖十佳得主刘岩先生（中）颁奖
目前市场有声音认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方向，可能会降低经济开放程度。张礼卿认为无需担心，因为“双循环”战略意味着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促进。“由于中国经济复苏相对较快，加上债券收益率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A股市场也存在大量市盈率较低的优质股票，因而国际投资者普遍看好中国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外国证券资本正在加速进入我们的股市和债市。预计未来中国会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继续降低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壁垒。其中，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有望进一步调低。另外，大多数服务领域将会进一步降低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的市场准入门槛。”
据张礼卿介绍，中国部分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出现了大幅增长。今年1-7月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近180亿美元，同比增长9.8%。“无论是扩大进口，还是外国资金的流入等，这些国际循环对于我们国内循环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在“双循环”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据工信部统计，数字经济目前在我国GDP总量中的占比已超过30%，预计2025年占比可能会达到50%。
张礼卿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反过来“双循环”发展格局也会推动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其表示，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一方面，电商、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在线经济业态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振内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意味着很多传统产业将朝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这必然带来相关投资的扩大。此外，为数字经济、信息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的各类新基建项目，对于扩大内需也将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普华永道中国北部市场主管合伙人、北京主管合伙人周星则表示，目前，一个以数字化为连接的全球服务贸易网络已经形成，这预示着一个未来发展趋势——全球化将不再受到物理性的边界壁垒所影响。
周星还提出，由于各国的数据治理环境存在差异，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化贸易还未建立统一、通用的规则。她建议，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到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之中，这将成为一个极具引领性的突破口。
“有必要、有可能扩大财政赤字，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张礼卿认为，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我国需要而且也有可能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面对疫情带来的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需要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纾困，保护市场主体，加快消费和投资水平的回升步伐。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比较稳健，财政赤字率不足3%，远低于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冲击，我国“扩大财政赤字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当然，当经济形势好转后，财政政策仍然需要回到更加稳健的道路上来。
在张礼卿看来，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应该通过向市场发债，而非向中央银行发债或者透支。“向市场发债不会对货币供应总量造成影响。而如果向中央银行发债或透支的话，可能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进而发生令人担心的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扩大。”
张礼卿表示，通过“向市场发债”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除了不易引发通胀外，还有其他一些好处。首先，可以扩大我国债券市场的供给，推动债券市场发展，也有助于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进而加快金融市场的深化与发展。其次，国债是优质金融资产，向市场发债可以使普通百姓、企业和金融机构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优质金融资产，有助于金融稳定。再次，当前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向市场发行国债，结合扩大金融开放举措的实施，将使外国投资者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人民币金融资产，这对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是有益的。
货币政策应怎样提高政策服务小微企业的“直达性”？
近来有市场声音表示，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一批中小微企业的倒闭，会造成员工失业甚至出现大量不良金融资产，如果这三者之间再形成共振，最后很可能会演变成为一个“系统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升货币政策服务小微企业的“直达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家明（右）作为荣誉颁奖嘉宾，为35篇提名奖得主中最年轻的学者李力颁发“学术新锐奖”
PwC 3535金融论坛年度最佳论文奖获得者、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李力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服务小微企业的“直达性”，需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央行角度来说，央行可针对特定企业、特定行业出台更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定向降准等。其次，从货币政策的传导角度来说，可加大商业银行对普惠型小微企业的贷款力度，并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靶向性和针对性。最后，要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可构建出更加完善的基准利率体系和利率期限结构。
对于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李力分析称，一方面应在政策层面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另一方面银行又面临着“借钱给小微企业后潜在风险上升”的担忧。他建议，银行应做好两方面准备：一是在事前要做好信用风险评估，尤其要关注小微企业的财务状况，对其违约概率进行全面的评定；二是在贷款完成后，还应强化小微企业的信贷监管，要明确信贷资产的流向是否合理。李力认为，商业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的同时应做好以上两点，以保证信贷资产的违约风险不出现大规模的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