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接棒日本新首相,未来政治经济挑战重重

曹源源 何岩浩/文     

2020年09月16日 17:38  

本文2636字,约4分钟

事件

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身体问题宣布辞任首相,自民党随后宣布将以简化程序选出自民党新任总裁并确认新首相,以完成安倍晋三剩余执政期。根据简化程序,此次选票共计535张,由参众两院394名自民党议员的国会议员票和自民党47个都道府县支部联合会的141票组成,得票过半者当选总裁。9月14日,不属于任何派系的菅义伟以377票的压倒性优势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9月16日接任新首相一职。

基本判断

此次菅义伟以压倒性优势接任日本新首相,有望最大限度延续安倍时期各项政策,稳定市场信心。自民党大概率将赢得下届选举,且不排除推动提前选举可能,预计中期内“一强多弱”政党格局将延续,但自民党内部派阀分明,未来菅义伟连任的前提将在于能否妥善处理各派阀关系,维持党内凝聚力,否则日本内阁政府可能陷入不稳定状态。不论是否提前选举,短期内抗击新冠疫情、恢复日本经济都将是继任者的首要任务,同时日本经济仍面临结构性改革挑战,因此中期内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仍将是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一、为何不属任何派系的菅义伟能够获得自民党大多数派阀支持?

此次党内竞选启动前,不属任何派系的菅义伟就已预定自民党大多数国会议员选票。为何不属任何派系的菅义伟能够获得党内大多数支持,归结原因可能有几点:首先,在全球经济、金融高度不确定环境下,安倍辞职事发突然,日本需向市场传递未来仍将保持政策稳定的信号,菅义伟作为安倍晋三执政期内的内阁官房长官,深度参与和贯彻安倍各项政策,其就任能够最大限度确保各项政策的延续性,安抚市场情绪。其次,安倍任期仅余一年,即使不考虑提前选举,自民党在候选人方面也要考虑接任者能否较好应对新冠疫情和重启经济,以巩固民意备选下届选举,而参选的岸田文雄、石破茂在政策主张上与安倍晋三存在一定差异,执政能力和处理党内关系上也存在争议,这使得全面继承安倍政策的无派系人士菅义伟,成为目前自民党内最佳接任人选。最后,菅义伟基层经验丰富,2012年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以来很强的政务能力也获得了党内大部分人士的认可。

二、中期内日本“一强多弱”政党格局仍将持续,但政府稳定性能否保持有待观察。

一方面,自民党大概率将赢得下届选举,“一强(自民党)多弱(在野党)”的政党格局有望持续。这是考虑:辞职事件使安倍晋三民意支持率明显反转,宣布辞职后安倍晋三的支持率迅速从辞职前的36%上升至52%,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其任期表现评价正面,如果新首相能迅速稳定市场信心,在抗疫和经济恢复方面措施得当,将有助于巩固自民党现有的较高民意支持。同时,9月10日两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正式合并为立宪民主党备战下届选举,由于合并后的新党尚未有清晰的政策纲领,内部磨合也需时间,对自民党第一大党地位不构成威胁。另外,自民党也有可能利用目前较高民意支持提前解散议会举行选举,以维系和巩固执政地位。由此,自民党赢得下届选举是大概率事件。

另一方面,自民党内部派阀分明,日本能否维持安倍政府时期的长期稳定政治局面,尚难定论。自民党内部派阀分明,首相除解决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党内各大派阀间的关系,获得党内广泛支持。例如,安倍执政期间通过重要职务的人事安排和事前充分沟通,有效平衡各派阀利益关系,从而获得自民党内部长期广泛支持,结束了此前日本首相频繁更迭的局面,并得以顺利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因此,日本下一届选举,菅义伟得以连任的前提在于,其能否妥善处理各派阀关系及分歧,维持党内凝聚力,否则日本内阁政府有可能再度陷入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三、短期抗击新冠疫情、恢复日本经济是主要任务,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仍将保持。

受新冠疫情冲击,日本今年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同比下降28.1%,创1980年以来最大跌幅。为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经济影响,疫情爆发后日本央行迅速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和范围,推出并扩大借贷计划至110万亿日元,财政上快速推出紧急医疗支持措施和两轮经济刺激计划,加强对医疗系统和困难企业的救助,并不断追加医疗系统和企业融资方面的预算支出。当前,日本经济已从低谷有所恢复,但从8月PMI指数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PMI指数均重回荣枯线上,日本经济复苏仍相对滞后。

同时,全球新冠疫情形势不见明显缓和,秋冬季来临将增加复发风险和日本经济复苏阻力。随着疫情常态化和应付措施逐渐成熟,在疫情形势整体可控的情况下,不论是否提前选举,短期内,经济恢复都将成为新内阁的首要考虑。为此,预计日本新政府将延续“安倍政府”政策基调,积极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并可能出台更多刺激政策恢复经济,如全力推动2021年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等。

四、日本经济面临结构性改革挑战,安倍时期的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可能延续。

2012年安倍晋三就任首相后,迅速推出“三支箭”组合,即量化及质化货币宽松、大胆财政刺激和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下日本经济有所改善。2013-2019年日本平均GDP增速1.0%,2019年名义GDP规模557.7万亿日元,较2012年增长12.7%;失业率从2012年的4.3%降至2019年的2.4%,为1993年来最低;长期萎靡不振的日经股指涨幅达1.25倍,企业盈利在日元贬值作用下明显改善。然而,结构性改革步履缓慢令日本积极货币和财政政策效果边际递减,老龄化问题和劳动生产率不见提升持续压降日本潜在经济增速:2018年日本老龄化人口占比超过26%,人口自然增长率跌至-3.6%,2012-2018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仅为0.2%,显著低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同时,官僚制下行政程序繁琐降低了政策实际推行效果和调整灵活性。2019年日本经济增速已出现滑坡,并在四季度陷入衰退。

中期看,日本结构性改革仍面临较大阻力,积极货币和财政政策仍是支撑经济增长主要手段。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预计安倍时期的公司治理、女性就业等改革有望持续和深化。但继任者推动改革也面临更大挑战,这既包括需协调全社会各利益团体的矛盾焦点、减少外部改革阻力,也包括必须争取党内各派阀的广泛支持,推进如过度官僚制等在内的制度性改革。因此,在政府稳定性能否保持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中期内日本结构性改革面临较大的内外部阻力。在此情形下,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继续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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