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新京报》刊登了一篇调查报道。这篇报道真像一部狗血搞笑剧的剧本，读完后感觉滑稽、可笑，可再一琢磨，却是悲凉与苦涩。
2018年，辽宁锦州31岁的常岭以“教育局副局长”的身份，嫁给了48岁的老板郗德广，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常岭为郗德广二十余名亲友“安排体制内工作”，多次索要打点费用共计数百万元，亲友们甚至辞去工作，等待到学校或教育局上班。不久前，骗局无法玩下去的常岭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常岭及其丈夫郗德广两人涉嫌诈骗已被批捕，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中。
常岭的骗术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很拙劣。如她自称2018年从幼儿园离开后，从省教育厅调到市教育局任职，主管幼教工作，最重要的是，她还带来了20个体制内工作名额。此前她在一个民营幼儿园任副园长。再如她向被骗者夸耀微信好友一个叫“紫气东来”的人是她干爹，其身份是“中央一级巡视员”。稍具社会常识的人应该能看出这样的桥段是多么荒诞不经。教育系统占编制的工作，逢进必考，要有相关的资质和年龄限制，一个副局长怎么可能有能量让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入职呢？可有一个40岁的女子，此前没有稳定工作，竟然上钩了，交钱让“副局长”替自己活动。
但正如我们不了解一些很老套的“中奖”诈骗电话仍然有人受骗一样，这类破绽百出的骗局屡屡能忽悠人上当，必然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缘由。生活在一线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运行有相当了解的人，或许以为全中国多数人应该像自己这样思考。旅居上海的台湾作家廖信忠前不久故意报名参加野鸡导游招揽的130元“上海一日游”，游览完毕后做过反思：“这次行程倒是解开我很多疑惑，上海交通那么方便了，为什么还有人会想参加旅游团？”“上海住久了难免会用上海角度看上海；但不是每位中国人都了解上海，并非每个人都能说走就走有见多识广的机会。”
此分析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以“体制内工作”为诱饵能轻易使众多人上当受骗。常岭的骗局之所以能够玩下去，我认为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许多地区特别是民营经济欠发达、普通人就业艰难的东北、华北一些省份，“体制内工作”是个香饽饽，是万人追逐的稀缺资源，完全的“卖方市场”，可以欺骗的人口基数大；二是在这些地区要想进体制内工作，必须花钱是人人认可的规则，而且只要钱花到位，一些明文规定可以想办法突破，恐怕也成为一种共识。所以才有人相信一个“副局长”掌握了二十个有编制的指标，花钱就可以入职。
这个骗局中上当受骗、血汗钱打水漂的人不应该被人嘲笑，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骗局存在的土壤和运行的逻辑，以及这种土壤将造成的巨大危害。
可以说，民营经济越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体制内工作就含金量越高，越有吸引力，反之亦然。近些年来，由于民营经济没有21世纪初那样活跃，个人创业的机会也在变少，体制内工作变得愈加有吸引力应该是全国性的现象，但要承认在东三省、山东等北方省份尤甚。2012年新华网发布一条消息，哈尔滨事业编制环卫工招聘，清洁员招录比20∶1。而招录的资格是30岁以下，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华商晨报》在2013年1月做了后续报道，457个工勤技能岗位引来1万余人报名，最终报名成功的7186人中，拥有本科学历的2954人，占41.11%；29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一位落选的研究生王洋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东三省等地区的人看待就业，只有进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正式员工才算“有工作”，其他的就业都算作是打零工，相当于“无业人员”。有老家在北方一些省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发文痛述父母将他们从北京等一线城市强行“押回”老家考公务员，或者花几十万进一个事业单位、国企，每个月的工资却很低。
身处一些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或许不能理解这种对“体制内工作”矢志不渝的执念，那是因为没有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人是由社会环境来塑造认知的，多数人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人生经验和周围环境影响而做出的自认为理性的行为。譬如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基地东三省，长期以来社会的运行是由公权力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主导的，此外民间企业发育的空间较小，除了去公家单位上班，就只能摆摊，开个小店，打打零工。民间消费能力不旺盛的地区，开店收益有限，如果法治状况不好，尚需支付打点方方面面的成本。花一个人五年左右的收入去运作，进入到体制内工作，等于购买到一份稳定的、长期的收益——工作压力不大，收入不多但稳定，受人尊重。这样来看，“体制内工作”确实很香呀。
北方一些省份如东三省和山东，教育发达，才俊亦多，并不亚于南方一些省份。但若回顾二十年来以互联网为驱动的新经济形态，这些省份几乎没有数得上姓名的“互联网大佬”。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网易的创始人丁磊、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是浙江人，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是江苏人，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是广东人，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快手创始人宿华、陌陌创始人唐岩是湖南人，小米创始人雷军、360创始人周鸿祎是湖北人，今日头条和抖音的创始人张一鸣、美团创始人王兴是福建人，滴滴创始人程维是江西人。有两位海外留学归来的北方籍互联网大佬，百度的创始人山西人李彦宏、搜狐的创始人张朝阳，属于互联网经济第一世代。
仅仅以互联网经济的大佬来比较，有人可能会指责这是以偏概全，但我以为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民营经济欠发达、人人向往“体制内工作”的地区，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是很难发展壮大的，互联网代表的新经济的基因天生姓“民”而不姓“官”。一个地区民营经济不发达，受过良好教育且有创新潜质的年轻人要么在本地找一份“体制内工作”受规训，要么远走高飞，寻找别样的世界，那么本地的民营经济必然更难发育，如此新一代的年轻人更是趋向体制内或去他乡就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这样的土壤之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若要改良，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道阻且长。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到了应得到足够重视并拿出实招解决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