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工作”真就那么香?

文 | 《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    编辑 | 王小贝

2020年10月16日 13:57  

本文2694字,约4分钟

这个骗局中上当受骗、血汗钱打水漂的人不应该被嘲笑,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骗局存在的土壤和运行的逻辑,以及这种土壤将造成的巨大危害。

10月12日,《新京报》刊登了一篇调查报道。这篇报道真像一部狗血搞笑剧的剧本,读完后感觉滑稽、可笑,可再一琢磨,却是悲凉与苦涩。

2018年,辽宁锦州31岁的常岭以“教育局副局长”的身份,嫁给了48岁的老板郗德广,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常岭为郗德广二十余名亲友“安排体制内工作”,多次索要打点费用共计数百万元,亲友们甚至辞去工作,等待到学校或教育局上班。不久前,骗局无法玩下去的常岭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常岭及其丈夫郗德广两人涉嫌诈骗已被批捕,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中。

常岭的骗术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很拙劣。如她自称2018年从幼儿园离开后,从省教育厅调到市教育局任职,主管幼教工作,最重要的是,她还带来了20个体制内工作名额。此前她在一个民营幼儿园任副园长。再如她向被骗者夸耀微信好友一个叫“紫气东来”的人是她干爹,其身份是“中央一级巡视员”。稍具社会常识的人应该能看出这样的桥段是多么荒诞不经。教育系统占编制的工作,逢进必考,要有相关的资质和年龄限制,一个副局长怎么可能有能量让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入职呢?可有一个40岁的女子,此前没有稳定工作,竟然上钩了,交钱让“副局长”替自己活动。

但正如我们不了解一些很老套的“中奖”诈骗电话仍然有人受骗一样,这类破绽百出的骗局屡屡能忽悠人上当,必然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缘由。生活在一线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对社会运行有相当了解的人,或许以为全中国多数人应该像自己这样思考。旅居上海的台湾作家廖信忠前不久故意报名参加野鸡导游招揽的130元“上海一日游”,游览完毕后做过反思:“这次行程倒是解开我很多疑惑,上海交通那么方便了,为什么还有人会想参加旅游团?”“上海住久了难免会用上海角度看上海;但不是每位中国人都了解上海,并非每个人都能说走就走有见多识广的机会。”

此分析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以“体制内工作”为诱饵能轻易使众多人上当受骗。常岭的骗局之所以能够玩下去,我认为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许多地区特别是民营经济欠发达、普通人就业艰难的东北、华北一些省份,“体制内工作”是个香饽饽,是万人追逐的稀缺资源,完全的“卖方市场”,可以欺骗的人口基数大;二是在这些地区要想进体制内工作,必须花钱是人人认可的规则,而且只要钱花到位,一些明文规定可以想办法突破,恐怕也成为一种共识。所以才有人相信一个“副局长”掌握了二十个有编制的指标,花钱就可以入职。

这个骗局中上当受骗、血汗钱打水漂的人不应该被人嘲笑,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骗局存在的土壤和运行的逻辑,以及这种土壤将造成的巨大危害。

可以说,民营经济越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体制内工作就含金量越高,越有吸引力,反之亦然。近些年来,由于民营经济没有21世纪初那样活跃,个人创业的机会也在变少,体制内工作变得愈加有吸引力应该是全国性的现象,但要承认在东三省、山东等北方省份尤甚。2012年新华网发布一条消息,哈尔滨事业编制环卫工招聘,清洁员招录比20∶1。而招录的资格是30岁以下,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华商晨报》在2013年1月做了后续报道,457个工勤技能岗位引来1万余人报名,最终报名成功的7186人中,拥有本科学历的2954人,占41.11%;29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一位落选的研究生王洋说,“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东三省等地区的人看待就业,只有进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正式员工才算“有工作”,其他的就业都算作是打零工,相当于“无业人员”。有老家在北方一些省份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发文痛述父母将他们从北京等一线城市强行“押回”老家考公务员,或者花几十万进一个事业单位、国企,每个月的工资却很低。

身处一些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或许不能理解这种对“体制内工作”矢志不渝的执念,那是因为没有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人是由社会环境来塑造认知的,多数人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人生经验和周围环境影响而做出的自认为理性的行为。譬如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基地东三省,长期以来社会的运行是由公权力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主导的,此外民间企业发育的空间较小,除了去公家单位上班,就只能摆摊,开个小店,打打零工。民间消费能力不旺盛的地区,开店收益有限,如果法治状况不好,尚需支付打点方方面面的成本。花一个人五年左右的收入去运作,进入到体制内工作,等于购买到一份稳定的、长期的收益——工作压力不大,收入不多但稳定,受人尊重。这样来看,“体制内工作”确实很香呀。

北方一些省份如东三省和山东,教育发达,才俊亦多,并不亚于南方一些省份。但若回顾二十年来以互联网为驱动的新经济形态,这些省份几乎没有数得上姓名的“互联网大佬”。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网易的创始人丁磊、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是浙江人,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是江苏人,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是广东人,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快手创始人宿华、陌陌创始人唐岩是湖南人,小米创始人雷军、360创始人周鸿祎是湖北人,今日头条和抖音的创始人张一鸣、美团创始人王兴是福建人,滴滴创始人程维是江西人。有两位海外留学归来的北方籍互联网大佬,百度的创始人山西人李彦宏、搜狐的创始人张朝阳,属于互联网经济第一世代。

仅仅以互联网经济的大佬来比较,有人可能会指责这是以偏概全,但我以为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民营经济欠发达、人人向往“体制内工作”的地区,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是很难发展壮大的,互联网代表的新经济的基因天生姓“民”而不姓“官”。一个地区民营经济不发达,受过良好教育且有创新潜质的年轻人要么在本地找一份“体制内工作”受规训,要么远走高飞,寻找别样的世界,那么本地的民营经济必然更难发育,如此新一代的年轻人更是趋向体制内或去他乡就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就陷入了恶性循环。这样的土壤之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若要改良,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道阻且长。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到了应得到足够重视并拿出实招解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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