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围绕中国香港特区内外形势变化所产生的一系列信息、猜测，让不少经历者们联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前后在这个“东方之珠”也曾出现过的类似信心震荡。
作为一座在百余年间位于中西方交汇点的城市、一个被统称为“纽伦港”的国际性金融中心，香港独特的立足方式，使其长期扮演着协调、接触、谈判的“桥梁”与“窗口”角色；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外部环境角力发生时相伴而来的“磨心”压力。
“悲鸣为什么大环境已变得面目全非，其实不是生存的方法。”研究香港社会多年的香港教育大学讲座教授吕大乐将其新近出版的一本书定名为《尴尬》，并坦言：“‘如果是那个样子的香港，我情愿不要，那样的香港，死不足惜！’这是一种选择。但另一批人有他们的方法去建设香港。十年之后，二十年后，三十年之后，看看谁最有办法。在下一个阶段，香港又有一个新的故事。”
在此前的类似尴尬局面中，香港所表现出的“触底反弹”特质，让当下的乐观者们有条件坚持认为：起码就国际性金融中心领域而言，决定其活力与动能的不是硬件，而是如法治、人才、自由的资讯往来等软性环境。多方面构成的国际性视野，使其拥有被西方媒体称之为“变压器”的转换东西方动能的能力。在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香港依然有足够的发挥空间，也意味着其依然“有得食”。
但即使是最乐观的人士也会承认：香港能否在以往贸易中转站地位“被削弱”的前提下真正革新金融中心、“超级联系人”等多重传统角色，成为新技术、商机的策源地，目前尚难以定论。在“去全球化”的国际政经和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香港有可能会演变为贫富两极继续分化的k型复苏。
尽最大可能减少内耗、维持全局的总体平衡，抓住剩下的机遇拓展生存空间，破除种种垄断和放下身段，解决疫情再次撕扯出的深层次问题，将香港的经济空间切实拓展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或许方能慢慢纾解香港的“震后”经济困局。
SARS复苏奇迹或难复制
在数十年间，得益于作为中国连接世界经济的特殊窗口，来自内地企业的大量转口贸易、商品进出口与外汇预结算、金融信托业务大多经过香港。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和资金也依赖于香港更便捷地进入内地。
东西方汇融、崇尚法治、信用卓著及社会稳定等因素，是香港经济赖以繁荣的基础性优势。但在近些年间，社会动荡及外部形势的一系列变化，则正在对香港的经济基础造成一系列影响。
从2019年下半年起，香港经济陷入衰退，全年GDP负增长1.2%。在此基础上，新冠疫情令香港成为“经济孤岛”，亦使得其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2020年上半年GDP同比下滑9%，失业率攀升至6%以上。
香港经济短期内难以迅速复苏，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可资对照的是：2003年SARS疫情时，香港全年仍录得3.3%增长。在中央政府的“自由行”、CEPA等一系列“大礼包”政策推动下，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前，香港经济呈现出整体向上态势。而多位香港经济研究人士也对《财经》记者称：这种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经济复苏堪称奇迹，期待在新冠疫情后重现，“不亚于守株待兔”。
因香港防控新冠疫情存在地域性特点，至《财经》记者于2020年11月初发稿时，其“健康码”何时推出仍尚未定论。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人员流动仍受到限制。内地人是否仍愿意继续如以往般到港消费、当地是否会出现新争议，亦是未知之势。
香港旅游业进入“冰封”状态，给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虽旅游业（包括零售、餐饮和住宿）等在产值中总计不到7%，但其却聘用了大量人口。一旦这些行业出现倒闭潮，将会进一步推高失业率，消费信心和其他行业也会连带受损。
这也再次反映出香港经济多年来持续的“高产值、低就业；低产值、高就业”的结构性短板，以及一直存在产业单一和老化的老问题。虽香港曾多次推动所谓的新兴优势产业，却始终未成气候。
香港制造业已外迁多年，转口贸易占其整体出口的比重高达98%左右，大进大出，是香港高度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典型概括。
因贸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各方均在担心情况继续恶化：除出口减弱对香港贸易与航运造成进一步影响，还间接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的投资前景及气氛；随之而来的，则是香港的旅游及零售业可能亦会受到汇率变化波及产生涟漪效应等。
此外，香港贸易界目前关注的核心问题还包括：贸易战夹杂新冠疫情、香港关税优势降低等因素，对香港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会有多大？在“双循环”格局中，香港作为转口港的地位又将发生哪些变化？
金融业如何维持优势
转口贸易不断蓬勃发展而形成的对金融等专业服务的需求，曾是香港继制造业之后的第二次转型的核心动力。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贸易和金融业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香港回归后，中国有计划地推动其继续演化，1993年H股上市则是标志性事件。
2020年的一系列内外部形势变化，表面看来并未影响资金持续流入香港。投资者仍然愿意放钱投资，而钱的流向正体现到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但继各类贸易服务下降后，金融市场的“信用创造”这一香港经济的生命线将在多大程度上受联动效应影响，恐难以在短期内得出结论。
例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就曾在2020年5月为《财经》撰文指出：香港服务贸易盈余显著收缩将带来连锁反应，香港可能会面临经常账户赤字与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赤字的“双赤字”格局，而赤字上升和资金大量外流则将进一步导致港币贬值。
类似的担忧还包括：新冠疫情暴发后，港币兑美元一直保持高位。但这更可能是源于美元避险资金的推动。一旦美国疫情好转而香港经济未见恢复，市场情绪就会反转，脆弱的香港经济将难以抵挡做空势力的冲击；长远来看，资金长期外流的负面“马太效应”也将导致香港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信用担保能力、评级信用进一步下降。
整体来看，香港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曾先后扮演过四类主要角色：吸引外国资金给国内公司、吸引国内资金走向境外、吸引国内公司到国外上市，以及吸引外国公司到香港上市。从为香港本地企业提供资金到服务内地企业、安排内地企业在港上市融资，是作为国际性金融中心的香港目前最重要的角色。
单从体量上看，A 股上市公司数量和总市值早就超过了H股。但跨境与境内，依然是金融中心国际化程度的主要衡量标准之一。在“沪港通”和“深港通”开通前，内地投资者并没有合法购买港股的途径，支撑港股市场中这些中国公司股价的，大部分为海外资金。
在此之前，由于内地机构、外资公司和境内外投资者都相信香港的司法程序公正性，投资签约、贸易签约时各方都能接受香港作为纠纷仲裁地。内地企业选择在香港投资、注册或上市，多半也是看中香港的金融环境和创新能力。而随着香港社会的动荡，其融资成本在加速上升，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竞争力因此显现。
2020年下半年，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28）”发布，在揭示疫情背景下全球金融中心发展趋势的时候，以往被广为提及的“纽伦港”已首次变为“纽伦沪”格局：本期指数中，上海首次位列全球第3，其分别超过东京、香港、新加坡，成为进步最快的顶级金融中心。而深圳的名次也由上一期的第11位上升至第9位。
中美关系的波动与变化，自然也反映在香港金融市场中，并且产生出至少两股力量：一方面，即使2019年下半年香港社会局势动荡，但其金融市场基本上仍维持了正常运作。当年恒生指数上升9%，香港更再次成为全球IPO集资额最大的市场。时至2020年，贸易摩擦加之美国资本市场对中概股的估值降低，又让大量中概股公司排队回港股进行IPO或二次上市。
另一方面，作为港股市场资金的重要来源，如美国禁止联邦养老金投资中国股票，亦会起到示范和杠杆作用。“不少海外基金的构成中都与美国因素有关，美国政策调整，这些基金的投资政策也会变化，或会让香港失去一批重要的海外资金。如何管理西方投资者对香港的预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香港投资界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金融机构们审视并对香港业务减增的对冲措施，则被认为是必要之举。香港与新加坡此消彼长这一从“亚洲四小龙”年代就存在的瑜亮话题，亦在一系列变量影响下，再次成为讨论热门。谁能更好地发挥协调与中介的能力，则被认为将具有关键性优势。对于香港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则被普遍认为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首先，在金融标准和法律体系层面，香港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西方投资者广泛认可的中国城市。例如，普通法重视案例判决，由司法独立的法庭根据实际情况，理解同一条法律的立法原意，且普通法案例可以跨国援引，无形中存在一定国际规范。在此基础上，维系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在港推行后，不少观点指出这将有利香港营商及投资环境，巩固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次，香港可相对自主决定利息及其各项金融政策。虽其在中国整体贸易版图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但由于内地金融仍未完全开放，在内地直接放宽外国投资者进入A股及债市限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之前，香港被认为仍具有一定优势。
简言之，国际金融中心的四大条件，分别是司法制度、资金、人才及资讯的流通。目前的政策调整并不会影响原有法治制度及资金自由进出。至于后两项，需要时间来看对吸引人才及金融资讯的影响。
第三，随着内地一系列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向前推进，香港作为自由港的一系列功能将在多大程度上转移或者复制到内地。在此方面，香港或将面临来自海南“免税岛”对其购物和旅游、深圳开放“金融、税务、建筑、规划”等领域高端服务业等一系列的新竞争。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
以上述一系列方面作为衡量标尺，香港如何在原有一系列优势基础上再次提升自身功能，提供更多“你有我优、互通有无”的服务及产品，扮演好“防火墙”及“试验区”角色，既考验香港与内地各界的智慧，亦在疫情及外部环境变化等多重考验之下，具有了较强的现实压力。
为利好香港经济，发挥其“超级联系人”作用，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国在续言支持巩固其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基础上，曾提出要推动其参与国家双向开放及“一带一路”建设；并支持其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动其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多位研究者当时对《财经》记者表示：这些表述可被解读为既要继续主动用好香港优势，为国家发展大局服务；又要促进香港转型，与祖国共同融入世界发展大势。
近五年后回看，上述一系列规划取得了哪些成效，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就原本被广泛期待的强化全球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融资思路、成为国际仲裁中心等方面而言，成效可能并不尽如人意。
这一方面与香港在具体实践相关措施时并没有给出既有创意又可行的具体项目相关，另一方面也与香港经济近年来占尽“天时及地利”，仅欠缺“人和”的趋势有关。
展望“十四五”，香港的发展依然存在传统优势，但欠缺的因素也在日益增加。
“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很多，其中一项肯定跟国内更加开放有关，北京、上海如果越来越对外开放，而且司法中立性和公正性得到国内外公司的接受，那么，越来越多的跨境资本业务和跨境商贸业务可能会绕开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及冯氏讲席教授陈志武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曾指出。
“香港只有750万人口，不需要独霸中国所有跨境资本与商贸业务，只要拿到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的部分业务就够了。香港做好金融业、房地产和相关服务业，就够750万人过上富有的生活，不要偏离自己的核心优势行业。”陈志武称，“政府在近些年不断强化对金融行业的管制，离自由港传统越走越远。香港原来真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现在的香港政府，尤其与金融监管有关的部门，在快速膨胀，应关注这种抑制金融行业发展的趋势，要制止其膨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近日则对香港当地媒体表示：“过去的开放，港澳更多的是和内地共同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下一步国家要推动的则是制度性开放，就是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治理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些方面港澳能发挥哪些作用，应该会在规划中有所体现。”
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也指出：香港应推动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制度对接”。中央可考虑推动“五通策略”，即“大湾区内的资本更加流通；区内的货币兑换更加畅通；货币在区内流通；金融基础设施提升联通，例如支付结算系统；区内的金融中介活动建立互通，例如在遵从监管要求下，容许区内银行能自由在区内提供服务。”
与之相关的金融业增量，可能会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诞生。从跨境金融的发展来看，香港可扮演的角色还很多：如人民币走出去能持续加速的话，香港仍有机会从“单向”变成“双向”中转站：既帮助外资投资中国，也帮助内地资本进入全球市场；中资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也可能会是一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生意。“中国的跨境金融仍有广阔场景需要通过香港去拓展。”将于2020年底离职的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认为。
以已进入“落地读秒”阶段的理财为例，在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2020年5月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支持包括深圳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各城市的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及开展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等。
内地与香港之间跨境理财通的启动被认为是“赶早不赶晚”的事情，此举也将为香港继续巩固其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地位注入新动力。随着内地富豪增多与财富累积，香港有望继续巩固其亚洲最大、世界第二大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押后原定于2020年10月14日公布的《施政报告》，亦被广泛解读为是希望与“十四五”规划进行更好的衔接。其已公开表示，会在金融、科技创新以及民生等方面向中央争取政策支持。“范围离不开香港本身已有优势、仍有潜力发展的方向，例如加强两地金融互联互通，包括等候落实的‘理财通’，甚至期待‘保险都可通’；希望中央进一步支持香港与深圳合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航空业在疫情中受到很大打击，希望有一些政策巩固提升香港国际机场作为大湾区航空枢纽的地位。”
争取政策之余，落地的前提，依然是香港能否实现“人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认为：近年香港为“认同政治”所苦，把所有事情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导致社会价值观高度分化，演变成“对抗政治”。如果政治分裂使香港不能抓住机遇，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
“香港有可能难以再像以前一样风光，须接受其成为相对普通城市的可能性。如能简单生活，接受到‘小确幸’，生活都会好愉快。但很难再如以往般轻易赚大钱了。”时至2020年末，一位在香港中环某金融机构工作的人士对《财经》记者称。在不远的将来，其或会面临工作中心是否要转移到新加坡或回到内地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