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消费是关键。中国长期以来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严重地制约着经济发展。
几年前，中国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从“投资驱动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创新驱动 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由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这种转型显得更为迫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最根本的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
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偏低，而储蓄率是全球最高的，2008年储蓄率就达到51.8%，现在虽略有降低，仍然高达45%，仍是世界上最高的。提振居民消费是中国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储蓄、低消费”的特征。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几年就已出现消费下滑的趋势，疫情仅仅是加剧了和恶化了这一态势。
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看，其实际增速从2014年的7.5%下滑至2019年的5.5%，接近该指标公布以来的最低值。另外，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其实际增速从2012年的12.1%下滑到2019年的6%，亦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9%，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达到了58%。世界上的大型发达经济体大都是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美国、英国则分别高达68%和66%。新兴经济体中，巴西消费率为64%，印度的消费率为59%，均高于中国水平。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新起点，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动力的主要着力点，也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关键是克服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不足，加快培育和扩大新型消费，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创新刺激需求，引领消费，使中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格局。
这必须成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战略，而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
今年3月以来，多地陆续发放消费券，并鼓励发展地摊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但消费券和地摊经济等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持续低迷的问题。现在甚至有人提出减少国民教育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其他领域的消费增长留出更多空间。这更是一种“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
我们必须认识到，从长远观点来看，教育在扩大居民消费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中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过高，中等收入群体过小。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公平，普遍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基尼系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措施之一。
如图1所示，在一个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相应的社会政策体系下，当受过较高较好教育的高收入群体（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供给人数增加时，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相对降低，其收入水平也会相对降低。
而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群体（如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蓝领，电工和水暖工等）的人数相对减少，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则会相对增强，这一群体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如图1所示。
通过教育这种调节作用，中等收入群体会逐渐扩大，基尼系数也会相应地逐步降低。如图2所示，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随着该国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将使得扩大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中国消费率低还同人们的消费观念陈旧密切相关。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教育还可以改变人的消费观念，增强消费技能，丰富消费方式，刺激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结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对教育、文化、体育、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信等有利于提高身心素质、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精神产品的需求也会大大增加。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体在基本物质产品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产品消费将会成为他们消费生活中最具增长潜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消费亮点。而对精神产品（如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开发，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消费需求，将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国际经验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容易更新消费观念，更善于使用信贷消费。而中国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缺少经济安全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消费过于保守，使一些潜在的购买力难以变为现实消费需求。
要从根本上提高消费率，就要通过提高居民的普遍教育水平，形成一个庞大的有支付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并引导这一群体树立新的消费观念，使消费者会花钱、敢花钱。利用消费信贷拓展消费，要从购车、买房和教育消费起步，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延长消费信贷年限，使更多的消费者利用信贷消费方式，实现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中国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相关研究显示，居民储蓄的重要动机之一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做父母的最倾向于在子女教育方面扩大消费。根据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17年的调查，全国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居民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实际上是19042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8%，远远高于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的1.01%的比例。特别是在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居民对多样化的优质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在义务教育之外的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
因此，教育发展本身也会扩大消费需求。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教育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进程，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居民消费扩大，拉动经济增长，教育事业发展的本身也是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扩大教育规模、增加各级各类受教育者群体，提高教育质量都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采用新的教育技术设备，增加教师队伍人数，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这些都需要消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例如，建设一幢教学楼或学生宿舍楼都需要消费大量建筑材料和建筑工人的劳动，而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的增加则需要大量的配套服务设施，如住宿、餐饮、交通、娱乐等配套设施，从而扩大社会总的消费需求，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第四，教育可以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是促进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
首先,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生产操作能力和经济运作视野，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使用不断更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如新型化肥和新的农业机械等，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的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或兴办自己的乡镇企业，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当人口在一个区域聚集到一定规模时，生产活动、商业活动和基本公共服务就会产生一定的规模效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就地城镇化。
其次，教育是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是农民通过接受培训和再培训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逐步实现“市民化”的必要前提。通过教育推动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全面的城镇化，首先是人本身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是引领农村居民进入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城镇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居民之间互动更多、社会互动规则更强，公共领域更加发达的社会，因此对人的人文、社会、法律与秩序素养要求更高更系统，这些素养必须通过系统的教育过程才能形成。
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城乡一体、互为促进、和谐发展的城镇化。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图3显示教育投资与城镇化率呈明显的正相关。
城镇化从两个方面促进消费的扩大，推动经济增长：一是由于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扩大生活性服务需求，因而扩大消费；二是城镇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生产的规模效益，并有利于实现三次产业的联动和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扩大生产性服务需求，进一步扩大消费并拉动经济增长。
总而言之，从长远来看，教育在上述四个方面扩大消费需求，如图4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