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和国际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当前国内疫情整体得到控制，经济逐渐回暖，但国外疫情依然肆虐，经济复苏任重而道远。
中美博弈进一步复杂化，从贸易摩擦全面延伸到金融、科技领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严重挑战。
多重因素叠加下，全球经济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
对此，中国作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选择，在战略层面保持了政策定力和清晰的经济发展思路，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国际局势动荡和经贸格局调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之举。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促进消费、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那么，在“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的格局下，未来的投资逻辑与过往有何不同？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投资机遇？未来的高科技和新经济领域有着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日前，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王波明与汉德资本主席、创始合伙人蔡洪平在“驭所未见 洞见新时代”创投私享会上，围绕“未来十年的发展与投资机遇”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
王波明 ：我听说汉德基金是根据中国政府跟德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协议组建的，是这样的吗？
蔡洪平 ：汉德基金是没有政府背景但有政府支持的。在中国，国家主权基金是我们最大的投资人。
开始的由来，因为当时我在德意志银行亚太区任投行的执行主席，在欧洲德国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也了解多一些。我发现在欧洲，特别是德语区有一大批中小企业，这些其实是真正的先进技术的拥有者，而大企业最大的核心技术，是一个长长的产业链。举个例子，一辆汽车里面30000多个零部件，2000多个核心部件，实际上将近有70%的零部件是在庞大的德语区供应的。他们里面很多企业是叫“隐形冠军”，企业里的家族成员他们做了两代人，从技术硬科技地角度来说，他们在过去30年里都是全球的冠军。
我在德意志银行的时候，2013年在汉诺威大会上，由默克尔总理来提出的工业4.0，德国人发现再这样再下去厂都外移了，怎么保持德国竞争力？他们要搞物联网、自动化，我就深受启发。第二我也在想中国怎么赶上工业4.0？中国缺硬科技，我们要提升。举个例子，我们的国家连续5年以来进口半导体使用的外汇是最多的栏目，2300亿，2400亿，2500亿美元，每年使用外汇都是超过了石油，我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非常大，可是半导体依赖更大，为什么？
王波明 ：之前有个说法，要集全中国之力来制造芯片。那么，从你的角度来说，要投入多少钱，几百亿，还是上千亿，才能把这种卡脖子的技术给解决了？芯片是拿钱就能砸出来的吗？除了投入资金之外，还需要做什么？
蔡洪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搞半导体里有一句行话叫“10年才刚刚入门”。我跟半导体打交道20多年了，包括在投资银行的时候给贷款、融资、投资，我今天还在学习。其实真正懂芯片的人不是很多，因为它是一个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从第一天开始就是非常精细的工业。
可以这么说，半导体的门类广泛，研发长远，资本密集的程度都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你再牛也不能在半导体行业包圆了。因为它涉及到的整个工业产业链的精密度相当之高，中间有一个环节不给你就卡脖子。实际上只有一句话，国际合作，共同研发，共同发展，这是产业生态。所以我认为要防止一个误区：以为有钱就能搞定一切，有钱能买鬼推磨，这句话在高技术上是行不通的，还需要时间，不仅说要现在投资，而且要做好未来三十年的投资准备。
王波明 ：那我的理解是，做芯片不只是需要投入资金的，而是需要全世界的合作，就是某些国家它可能在工艺上它有一个地方它是顶尖的，另一个国家它在另一部分它是顶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能够独立地把芯片这种高精尖产业建起来。
蔡洪平 ：实际上只有一句话，国际合作，共同研发，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产业生态。
王波明 ：有钱也是个先决条件了，但你不管你怎么有钱，不管你怎么集中力量办大事，国际合作是一件完全跨越不了的一件事情。
蔡洪平：一个技术它肯定会跟国家的财力有关系，但也不是完全依靠财力。它跟科学发展的门类相关、科学家相关、工程师和材料相关，甚至一些几乎跟民族特性文化有关。像最新的芯片到了5纳米以上，很多的数学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今天手机里面一个芯片拿出来，如果回到30年前，就等于20层大楼，半导体里面的电子管装都装不下，完全不一样。加上5g时代到来，我们下一步有更大意义的东西——人工智能开始了，对硬技术的要求会更高。
王波明 ：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研究一项技术，短期内集中力量，是可能搞得出来的。但有的技术换代速度很快的，我记得有一个硅谷的科学家回国了，他所在的那个省就兴奋地说要做中国的硅谷，就给那位科学家投了很多资。给那位科学家建厂投了几个亿，让他去生产他研究出来的芯片。但等到工厂建完的时候，芯片一下又升级换代了，等于说这个厂完全就废了，一点用都没有了，所有的投资就打水漂了。
这就是说，要追上这种升级换代速度，你要没有持续的研发能力，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我曾经去参观三星，发现三星的研究院可能有10万人以上。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得有四五百亿美元。虽然苹果跟三星是竞争对手，也得使用三星生产的手机屏。所以我发现无论是投入还是技术研发，都是需要持续的，否则你可能在某一点上赢了，往下一走你可能又落后。
蔡洪平：没错，波明提出的问题是蛮深刻的。科技它不是一个固态的进程，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动态的，在不断演化的，是能够不断匹配、跟进、搜索和前进的一个活体，是有生命力的。我们要买一个光刻机，那也只是买来一个项目。
王波明 ：一谈到德国的企业，就会想起汽车啊，精密机床什么的。一般人很少了解德国中小企业情况，德国的中小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蔡洪平 ：我可以坦白的说，中小企业是德语区工业的核心的技术所有者，他们很多都经过上百年来持续的发展。德语区有75万家企业，其中中小企业70万家，囊括了现代工业核心零部件的75%。我们今天看到的西门子、宝马，奔驰包括大众，只不过是一个全球品牌推广、研发、设计的系统集成商。
蔡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小企业，可是他的镜头的精密程度已经到了大家不可想象的地步，可以用做磁导航手术。
王波明 ：我发现就一提到不可思议的那种精密程度，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德国？好像只有他们能造那种精益求精的产品。
蔡洪平：我认为应该互相学习，中国的互联网应用、科技应用是最大的市场，也非常前卫，我们看可以看这在世界领先的，比如我们都不用信用卡，直接在线支付。但是硬科技这一块还是要向欧洲，特别是德语区的企业好好地学习，因为这个不是靠短时间能做出来的，要向他们学习什么叫工匠精神，要傻一点，就干两代人，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我们正好发现很多德国中小企业想到中国来，到亚洲来发展，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来，来了也不知道哪里落地。中间存在着文化的隔阂、理念的隔阂，包括质量看法的隔阂，同时也担心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好我们作为一个桥梁，就是说我到德国去跟你们企业谈，我把钱投进来，跟你一起发展到中国来，跟中国企业对接对吧。
王波明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产品市场，同时也一个庞大的资本市场。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我们当初也没想到，通过短短30年的时间，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了，仅仅次于美国。这30年整个资本市场筹集了差不多近100万亿人民币。
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是相对封闭的，那是由于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但是可以想象未来5年到10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进程，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无论是市值、还是交易量、或是筹资量，都会超过华尔街。
所以你有一天会发现，比如说微软、Facebook、Google，可能有一天会从美国退市到中国来上市。这一天如果要到来的话，我都不会太奇怪。未来的中国的资本其实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部分国际化了，按IMF的定义，一个币种的国际化有几十个指标，咱们现在也就有几个指标没达到。等最终把人民币给跟美元、日元打通后，它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市场了，跟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伦敦证券交易所没什么区别了。融资人们愿意去哪？愿意去资金多的地方，中国有巨大的资金池子，中国的银行系统带沉淀下来的钱，我记得好像大概100多万亿，也就是十几万亿美金的样子，应该比美国、德国、或是欧盟的资金量都要大得多。
蔡洪平：波明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今年的疫情这么严重，我都没想到在国内上科创办的企业这么踊跃，估值这么高，而且交易的后市又非常活跃。同时也很奇怪，一方面中美打贸易战，一方面资金大量地涌入香港股市。这个事情让我蛮惊讶的，说明资本市场它要发展有它的固有的规律，资金一定是涌向有增长的地方，你说美国有什么增长？欧洲有多大增长？最终还是要看亚洲，投资人的驱动力还是来自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