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由《财经》E法独家媒体支持的相关数字音乐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下称“报告”，点击此处，查看全文）。这份关于中国音乐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音乐人收入较2019年有所上升，但仍有23%的音乐人月收入在2000以下，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
《报告》牵头人——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教授张丰艳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音乐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世界同等收入的9%，虽然中国互联网音乐用户规模最大，但国民人均音乐消费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9%，付费用户比例率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谈及数字音乐产业的未来，《报告》指出，结合音乐人及音乐行业现状，在优化产业发展方面，应在培养新型传媒理念、释放文化政策红利、完善音乐教育体系等方面着力。
在此次论坛上，著名音乐人冀楚忱结合个人发展经历分析指出，目前音乐人和音乐行业存在收入低的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版权收入仍无大的增长，无法有效保障创作热情和灵感；音乐人维权依然举步维艰。
半数音乐人月收入仍在5000以下
《报告》由中国传媒大学张丰艳工作组完成，共分为音乐人现状与特征、音乐人生存发展情况、音乐人与数字音乐平台、音乐人与直播平台和短视频平台、音乐人与线下演出、音乐人版权授权选择倾向与最终情况等8个部分，并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建议。 这是张丰艳团队连续三年就此领域开展专项研究。
音乐人是社会的一员，他们的生存状态将直接影响创作热情和灵感。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更准确地了解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在筛除了学生群体后，《报告》调查数据显示，音乐人群体的月收入集中在 2000元-4999 元、5000元-7999 元，分别占比达到了 28%、22%。23%的音乐人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17%的音乐人月收入在 1 万元以上。
张丰艳对《财经》E法表示，2019年的数据是有 47%的音乐人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9%的音乐人月收入在 1万元以上。总体而言，音乐人整体的生存收入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情况方面，不容乐观的是，仍有超五成的音乐人表示没有音乐收入，音乐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偏低。其中，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24%的音乐人音乐收入占总收入的 5%以内，7%的音乐人音乐收入占总收入的 6%-20%，仅 7%的音乐人音乐收入占比达到 100%。 张丰艳认为，这些数据代表音乐人仍不能实现完全用音乐养活自己。
《报告》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张丰艳告诉《财经》E法，16-25 岁的音乐人占比高达六成，这个群体整体偏年轻化，这也与社会现状有关，“26岁之后就要考虑结婚成家等各类现实问题，用于创作的时间在减少，创作状态也受到影响”。虽然音乐院校的男女比例达到3：7，但音乐人群体的构成则截然相反，呈现“阳盛阴衰”。
在音乐的形态方面，《报告》显示， 数字音乐终成主流模式，九成音乐人完成平台入驻。有 91%的音乐人已经入驻了数字音乐平台，并且有79.6%的音乐人已经在数字音乐平台发布了自己的音乐作品。经过数年发展，数字音乐已经成为音乐创作者发表作品的首选模式，也是音乐爱好者聆听作品的主流方式。他们选择数字音乐，也希望借助数字音乐平台增加收入。《报告》显示，七成音乐人获得了数字音乐收益。
随着流媒体渗透率的提高，音乐人对数字音乐平台的机制了解程度也逐渐加深。为激励音乐人进一步参与到平台活动中，音乐平台开始探索新的收入激励方式，如按照播放量、广告等标准分配收入，兑换推广资源等。音乐人收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19%的音乐人的数字音乐收入较上一年大幅上涨 50%，11%的音乐人数字音乐收入上涨了20%-49%。
在纷纷“触网“后，音乐人的选择也开始出现多样化，最为突出的是音乐人的短视频、直播创收亮眼。《报告》显示，有 37%的音乐人有直播行为，在这一群体中，62%的音乐人获得过直播收入，有 28%的音乐人年收益在 1 万元以上，8%的音乐人通过直播获得的年收益在 1 万元-10 万元，3%的音乐人进行直播获得的年收益在 11万元以上。音乐人直播年收益突破十万大关，成为音乐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线下演出大量取消。在这种情况下，线上演出这一新业态受到重推。《报告》提出，疫情使演出市场遭受损失，直接导致音乐人演出机会大幅下降。在这种演出生存困境下， “云剧场”、 “云演出”、 “云艺术”等在线演艺，成了众多演艺机构的应对之策。
QQ 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在线音乐平台纷纷加紧布局，与独立厂牌、经纪公司等密切合作，脱胎于以往的音乐直播，形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线上演出和宣传模式。例如抖音的 DOULive、网易云的点亮现场行动、TME Live、秀动的 MOVE！TUBE 为疫情所创造，激发大量音乐人积极参与。线上演出是否会成为未来主流的演出模式，值得业界关注。
音乐本身就是粉丝经济，对此，《报告》分析指出，粉丝数量较高的音乐人收入普遍高于粉丝数低的音乐人。实际上，粉丝数在 5 万以上的头部音乐人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较强。在音乐变现难、音乐收入偏低的普遍情况之下，腰部、尾部音乐人需要善用数字音乐平台与短视频平台的各项工具，采取一定的运营手段增加活跃度与粉丝数量，突破固有圈层，才能更好地帮助自身音乐事业发展。
音乐人创作面临新的挑战
冀楚忱在音乐人圈子里已有较高知名度，作为一名词作者，从业15年的他，已经创作出一批广泛传唱的歌曲。他是从一名中医转行为词作者。为大型节庆、活动进行专项创作、为影视剧写歌、为城市形象进行主题创作，这些成为他目前创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份最新的音乐人研究成果，冀楚忱对《财经》E法表示，《报告》的内容让他感同身受，”我现在可以算是一名头部音乐人，但头部群体毕竟是少数“。
冀楚忱在2005年进入音乐行业，那时正是行业下降和上升的节点，下降是行业整体在下降，上升是音乐数字化在上升。
冀楚忱说：现在的情况是，一首歌想火起来比以往更加困难。主要体现在目的和渠道两个方面。以前一名歌手想推介一首歌，可以参加一些排行榜、去电台音乐做一些节目，电台音乐DJ会有一些推广。但现在是网络化时代，一首歌想火起来，必须要搭车，最直接的渠道是影视剧。虽然说影视剧总需要配乐，但制作方想办法要压低这方面的支出，还会提出独占版权。音乐人和影视剧制作方要有艰苦的谈判，但音乐人的议价权在压缩。
理想的音乐创作收益状态，应该是音乐人创作了自己的歌曲，有健全和良好的版权业态。只要曲目被播放，不管是在酒吧还是车站，音乐人就能得到相应收益。
冀楚忱告诉《财经》E法，目前国内音乐人都渴望能实现这样的愿景，但这只能是一个愿景。冀楚忱遇到了太多难以接受的合同，这些合同要求对某一个作品在全球范围永久买断，买断所有权，以及各种在各类传播媒介上的传播权，只预付一点版税。虽然答应每年再结两次版税，但实际情况是从来没有一家公司向他支付过这笔钱。
拿到的版权收入少，面对的侵权却不少。一旦面对被侵权，很多音乐人表现出无所适从。《报告》显示，通过数据发现，有 9%的音乐人在作品被侵权后时会选择放弃维权。值得注意的是，有 22%的音乐人是因侵权行为并未给其带来实际损失而放弃维权，不少音乐人存在认为“自己的作品被侵权能够带来流量”的认知。
张丰艳对《财经》E法表示，一方面，这是因为音乐人对侵权的危害认知不足；另一方面，音乐人对版权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过低，缺乏维权必需的常识与资本，而维权往往又需要漫长的周期，时间与经济方面都需要一定的投入。因此，许多音乐人在维权时往往显得被动和迷茫，最后干脆放弃维权。
令音乐人焦虑的可能还不止上述问题。
冀楚忱表示，现在每个人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自词、自曲、自编、自唱、自己发表，找一个网络音乐平台当一个专属作者，每个人都具备产业一条龙的特质。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写歌了。一个客观局面已经形成：新加入的音乐人在让行业稀释，现在连AI技术也开始来稀释这个行业。音乐人该何去何从？以前一首歌能流传，被几代人记住，但现在这种歌越来越少，都像快销品一样。大家听的也不是歌的艺术性，而是趣味性，在音乐越来越没有艺术性的同时，音乐又将何去何从？
面对这一现实，冀楚忱表现出的是向上的精神，”对于每一个创作人来说，不能怨时代无情，不能怨互联网的发展。只能做一只努力奔跑的刍狗，只能自己挖掘，只能在艺术的共情力上努力耕耘“。
在展望长远发展方面，《报告》提出， “唱片已死”、“音乐永生”，具备良好媒体素养的音乐人，才能更好地传播自己的作品，才能让精品传播地更广、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