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一半音乐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只能“为爱发电”?

文/《财经》E法 苏一妙 编辑/张有义  

2020年12月25日 11:32  

本文3442字,约5分钟

音乐人平均年龄是24岁,普遍阳盛阴衰,他们做着体面的工作,拿着不体面的收入,收入成为音乐行业发展最大制约因素。

音乐不仅仅关乎人类世界的精神和色彩,还有更多人类智力所不能描述的功效。但音乐的创作者,尤其在当下进入数字音乐和流媒体时代的中国音乐创作者们,他们的生活状态如何?他们面临着怎样的收益性挑战?

连续三年来,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教授张丰艳潜心于《中国音乐人报告》,每年一份的报告,通过详细的调查和数据图表,都会向人们揭示音乐人生存的方方面面。

12月21日,2020年的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新生代的音乐人大多年龄偏低,性别上普遍阳盛阴衰?为什么40岁以上的音乐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在中国很多音乐人收入不足以聊生?

25岁成音乐人的分水岭

据张丰艳介绍,本次报告共收集3174份来自一线音乐人的有效问卷数据,并对其中的104位音乐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此次调查显示,音乐人平均年龄为24岁,16岁-25岁的音乐人成为主力军,占比62.06%。张丰艳表示,越年长的年龄群体在整体音乐人中占比越低。同2019年相比,按照年龄段计算,2020年41岁以上的音乐人数量显着下降。

为什么音乐人呈现出年轻化态势?张丰艳告诉《财经》E法,“主要是因为音乐人的收入水平太低,25岁之前的年轻人还可以为了音乐梦想努力;26岁之后这些音乐人就得考虑结婚、养家,大多会转行”。

在音乐人的性别比例上,整体“阳盛阴衰”。据统计显示,音乐人男女比例整体为 8:2,女性音乐人占比较上年有小幅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音乐人群体“阳盛阴衰”的现象在国外也普遍存在。据报告工作组统计,Billboard2020年9月-12月连续14周的上榜艺人中,男性占比 85%,Rolling Stone9月- 12月上榜艺人中81.5%是男性。

形成上述现象的因素是多样的。一方面,从职业构成的角度来看,从事幕后工作的音乐人以男性居多,而幕后岗位占整体音乐人职业的六成以上;另一方面,音乐人群体收入偏低,工作时间与职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相对更多,女性从事音乐类工作可能需要面临更大挑战。近年来粉丝经济的兴起促使业内众多经纪公司纷纷打造“鲜肉”男团,或将进一步加剧音乐人性别失衡的现象。

与音乐市场男性人数占绝对优势不同,国内众多音乐院校学生却是女多男少,个别学校男女比例达到3:7。音乐类职业收入不稳定、工作强度大等特点,可能也是造成女性音乐人不入行业的重要原因。阳盛阴衰的现象也反映出“科班出身”的音乐人才培养与实际的音乐市场入行情况存在一定错位。

流动的音乐人“用爱发电”

面对音乐人无力议价、收入低下的现状,张丰艳用“用爱发电”描述音乐人的生活现状。

调查发现,53%的音乐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低于2020年北京市平均工资6906元;52%的音乐人没有任何音乐收益;仅11%的受访音乐人为全职。因此,在音乐事业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的情况下,许多音乐人不得不寻求另一份工作来增加收入。

报告显示,去除学生群体后的音乐人中,兼职率高达82%,低收入和兼职状态,势必挤压音乐人的创作时间和精力。虽然与上一年度相比,音乐人收益有了整体上升,但对比其他行业的工资涨幅,音乐人收入的小幅增长难以满足生活需求与心理期待,多数音乐人不满收益现状。

此外,因为收入较低,音乐人行业面临流动较大的现状。调查显示,46.3%的音乐人入行不满一年;入行五年以上的资深音乐人,仅占比11.4%。物质与精神双双无法满足的现状,令许多优秀音乐人离开了这个行业。

“没有钱,没有时间,怎么出精品?”课题组曾与受访音乐人聊到音乐精品的问题。音乐人表示,因为没有议价能力,收益低下,他们不得不接更多工作,用更多的时间创作更多的音乐,以维持生计。本属于给精品打磨的时间,换成了数量的堆积。

精品需要打磨。著名的配乐大师汉斯季默在与诺兰合作《星际穿越》时,在开机前就介入了创作,为打磨、润色作品,其配乐团队就多达200 余人。知名音乐制作人彭飞此前曾透露,国内配乐师的报价上限是100万人民币左右,后续也没有版税收入。在好莱坞,如果走工会的话是100万美元起步,如果是请大牌级配乐师通常在300万-400万美元,并且后续还提供版税收入。充足的收益为创作者提供了时间和辅助人员的保障。

精品制作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不管是创作环节正版音源购买,或是录音环节表演者的聘请、真乐器的实录、麦克风的摆放、混音、母带、后期制作等大量工作都凝集了智慧与创意,录制水平高低也直接影响音乐创作最终的艺术水平,其价值在欧美国家音乐创作者和制作者身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体现。著名乐队甲壳虫(Beatles),每年要创造3000万美元至4500万美元左右的授权和版税收入,高昂的版税收益不仅激发了创作者持续创工作的热情,也为下一个作品继续成为精品提供了物质保障。

但在国内,音乐人的版税收益微乎其微。有音乐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作品在上春晚之前版税年收入为94.75元,上春晚之后的版税收入是96.41元,前后增长还不到2元”。

音乐人、著名词作家冀楚忱在介绍,“如果在美国和欧盟从事音乐这个行业,我写了那么多歌,早就可以靠版权养活自己,早就可以退休了。”从业15年的冀楚忱表示,从最初的唱片时代到现在的数字媒体时代,国内的音乐创作者都属于被“割韭菜”的弱势群体。

收入是音乐人持续专注在音乐平台进行投入的重要保障,如何全方位提升音乐人收入?目前,多方在发起音乐人扶持计划。

调查数据显示,有91%的音乐人已经入驻数字音乐平台,并且有79.6%的音乐人已经在数字音乐平台发布了自己的音乐作品,数字音乐平台已经成为音乐创作者主要的作品发布渠道。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移动音乐用户规模达到5.8亿,日活用户1亿,并且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数字音乐市场用户的增长趋势已经不可阻挡。2014年以来,包括腾讯音乐在内的许多大音乐平台、短视频平台、唱片公司、版权公司、原创音乐人基金都加入到音乐人扶持计划。这些音乐人计划依托自身平台的特性以及不同的企划重点, 给音乐人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

但说到底,如何提升数字音乐的付费率,才是解决音乐人收入的最基本渠道。

新《著作权法》对音乐保护裨益几何?

如何解决版税问题以保障音乐人权益?首先就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

2020年11月11日,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正式发布,并将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

张丰艳介绍说,新《著作权法》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现行法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惩罚程度较轻,震慑力度有限。新《著作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和最低赔偿额制度,将法定赔偿数额的上限提高到500万元,规定法定赔偿额的下限为500元﹔同时对于故意侵权、情节严重的情况,法院可以判决给予赔偿额1倍至5倍的赔偿。

《2019年音乐人报告》显示,中国近九成的音乐人不是音著协的会员,2020年,仍有超过八成的人不是音著协的会员。音乐人的主要顾虑在于音著协集体管理对音乐人再次授权的限制以及音著协许可费用的合理分配问题。

新《著作权法》第八条加入了针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新规定,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将费用等总体情况向社会公布,且应当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查询。

张丰艳认为,这些措施有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开化、透明化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公信力,鼓励音乐人加入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处理版权业务,推进中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朝着更专业化、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文聪告诉《财经》E法,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设计和执法水平。在谈到新《著作权法》对音乐产业带来的影响时,熊文聪表示,一些新规则能更加促进音乐产业的发展,但也有部分条文没有满足社会的期待,甚至可能带来新的麻烦。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标是通过赋予创作者财产权来激励创作,划定产权的边界,降低交易的成本”,熊文聪表示,新《著作权法》维持了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地位,但强调了其管理的透明度,使用费收取标准需由行政机关和法院裁决,“虽然回应了社会诉求,但问题仍然存在,因为事后监管是高成本的,不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监管成本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