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迎重大人事变动。
1月4日，朱雀基金发布公告称，王欢因“个人原因”辞任公司董事长，由史雅茹接任该职务。
这是朱雀基金成立以来，第三份关于王欢的人事公告。他的每一次职位变动，都伴随着公司的人事震荡。
高管走马换将
第一次变动是在朱雀基金成立5个月之时。2019年3月25日，该公司首任总经理刘万方因“个人原因”离职，继任者正是王欢。作为核心员工之一，王欢曾任朱雀投资高级合伙人、公司副总经理、首席市场官。
相较王欢，刘万方的公募履历颇为亮眼，不仅有过监管部门工作经历，还在基金公司主持过合规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3月至2012年12月，刘万方在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担任主任科员、副处长；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在上投摩根基金担任督察长。
接任总经理一年后，王欢再次迎来职位变动。2020年5月20日，朱雀基金公告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互换，即王欢升任董事长，梁跃军降至总经理。
朱雀基金当时给出的解释是，“调岗是应对相关规定的要求，基金公司董事长不能担任基金经理，原董事长梁跃军转任总经理后，将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加大投研力度建设。”
在外界看来，梁跃军的主动降职与公司的投研大将离职有关。2020年6月4日，朱雀基金发布公告称，增聘梁跃军为朱雀企业优胜的基金经理，与张延鹏共同管理该产品。与此同时，张延鹏即将离职的消息不胫而走。
26天后，这一消息得到官宣。朱雀产业臻选、朱雀产业智选和朱雀企业优胜同时发布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宣布张延鹏不再担任这3只产品的基金经理职务。
张延鹏是朱雀基金投研的核心人物之一，于2009年加入朱雀投资，担任过公司董事、投资研究部投资副总监等职；朱雀“私转公”后，张延鹏转任朱雀基金公募投资部权益投资总监。
至于王欢的第三份人事公告——卸任董事长，背后的原因外界不得而知。朱雀基金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新媒体，王欢已经离开公司，但并未入职其他公司。
而接任王欢的史雅茹其实是“二次回归”。在梁跃军和王欢职位互换的那份公告里，还涉及到史雅茹的工作变动：时任公司副总经理史雅茹因拟赴股东单位任职宣布离职。也许史雅茹也没有料到，7个月后，自己会被调回朱雀基金，担任掌舵人。
史雅茹于2019年3月加入朱雀基金，曾就职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西安正是朱雀基金的注册所在地。
公募基金的核心资源是“人”，公司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层和投研团队。作为一家成立时间只有两年多的基金公司，朱雀基金这样频繁的高管变动在业内并不多见。
业绩可圈可点
朱雀基金的前身是朱雀投资，一家成立于2007年7月的百亿级私募，在业内颇有声望。公司大股东是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实控人李华轮从西部证券离开之后，一手创办了朱雀投资，并将其发展为国内百亿级大型私募机构。
2016年9月，朱雀投资递交了设立公募基金的申请材料。对于“私转公”的原因，王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这一转型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资产管理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公募基金有着更高的合规和监管标准，如果通过审核，意味着公司在治理、运营、合规等各方面都达到更高的要求，更能赢得投资人的信任。
另一方面，做公募基金业务是一个大的趋势。原来私募服务的客户相对比较少，是高端客户；公募则可以为更多散户去服务，这和整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方向更契合。
两年后，朱雀基金顺利拿到公募牌照。
二次创业，是朱雀基金内部对这一转型的定义。朱雀基金沿用做私募时的合伙制文化理念，推出了比例为35%的员工持股计划，并承诺在公司成立3年之内到位。王欢称，朱雀的理念是 “请得来，留得住，用得好，出成绩”，并以此作为用人标准。
2019年6月27日，朱雀基金成立了首只公募产品——朱雀产业臻选，担任该产品首任基金经理的正是张延鹏。
“私转公”之后，朱雀基金先后发行了6只产品，包含2只股基、3只混基和1只债基。整体来看，业绩可圈可点。截至1月4日，成立时间超过一年的有两只基金：朱雀产业臻选A/C和朱雀产业智选A/C，前者收益率106.38%/104.51%，后者收益率76.55%/75.02%（成立于2019年12月3日）。
“长不大”的烦恼
和私募不同，公募光有业绩还不够。作为第五家“奔公”的私募，朱雀基金和其他四家“私转公”的公司一样，面临着“长不大”的烦恼。
成立两年有余，朱雀基金的管理规模不足百亿，仅为93.28亿元。私募根据业绩进行提成，而公募依靠收取管理费维持运营。而管理费的来源是规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做大规模是摆在“私转公”基金公司面前的第一道关卡。
“私转公”的序幕始于2016年。当年6月，鹏扬基金获批，成为业内首家成功转型公募的私募。之后，凯石基金、博道基金、弘毅远方基金、朱雀基金也相继加入该行列。
根据股东背景，公募基金大致分为六大流派：券商系、银行系、信托系、地产系、私募系、个人系。5家“私转公”的基金公司被归为私募系。
三年多过去，私募系公司规模均处于行业中下游。从资产管理情况来看，只有鹏扬基金跻身“500亿俱乐部”，管理规模达到660.23亿元；其次是博道基金，管理规模刚过百亿；弘毅远方基金和凯石基金的管理规模仅在10亿左右。
“私转公”基金公司规模难扩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渠道资源有限，在缺乏历史业绩的情况下，很难进入销售力最强的银行渠道。二是营销人员和预算有限，即便业绩可观，也很难在市场上打响名气。
据统计，申请“转公”的私募曾超过40家。既然转型不易，为何私募仍对公募牌照趋之若鹜？
“如果想赚钱多，就做私募；如果想做大，那就做公募。”一位“私转公”基金公司高管坦言，相较私募，公募产品门槛低、受众面广，且有免税优势———公募基金分红，机构可以免20%的所得税。
但实践证明，公募的牌照红利固然诱人，在“私转公”这条路上，“长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