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触发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生修复机制，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相对于GDP）衡量的全球化水平开始收缩。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美国引领了后危机时代的复苏进程。欧盟经受住了解体危机，欧元化险为夷，欧元区内部结构失衡有效缓解，边缘国家国际收支赤字和财政赤字均大幅收敛，欧元区呈现出“德国化”的特征。中国采取的一篮子稳增长措施也对全球复苏做出积极贡献。虽然全球经济免于陷入“大萧条”，但也未能挣脱“长期停滞”的泥潭。债务的积累成为压抑利率、物价和总需求的长期因素。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政治力量顺势而为，成为去全球化和经济再平衡的第二重力量。多边主义遭遇危机，双边主义取而代之，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还给中国打上了“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从贸易到金融，再到体制和意识形态，中美冲突不断显性化，范围愈广，程度愈深，游走在“新冷战”边缘。欧盟对华外交立场也从温和转向强硬，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者”，在对华经贸关系中更加强调“对等”原则，还一改此前政治和意识形态中立的立场。中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扩大开放化解中美冲突和应对全球化逆流，在实现经济“软着陆”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取得平衡。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从天而降，全球疫情扩散第四波的峰值尚未来临。疫苗上市与拜登的当选是抗疫的双重利好，第四波或是“最后的战役”。但是，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去全球化遭遇第三重冲击；价值链区域化、分散化特征会更加明显；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问题将更加严峻；甚至会成为压垮“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对华立场不会因为民主党执政而改变。英国脱欧为欧洲一体化留下遗憾，但并未阻碍“欧盟2.0”共建一个欧洲的信仰，成员国一致行动的能力和效率反而有所加强；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新时代的改革目标任务，也为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确立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创新驱动和释放内需潜力将成为两大基点，这有助于中国，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