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总裁:2021年,我们将面临一个不均衡的复苏

2021年03月19日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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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就2021年的经济复苏态势对话。

格奥尔基耶娃认为,虽然疫苗的问世给复苏带来希望,但全球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长期低利率环境、增长动能匮乏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她认为,全球采取果断的共同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以下是马丁•沃尔夫与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的对话编译节选。

沃尔夫:2020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对经济的乐观情绪正在回归。您对此怎么看?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格奥尔基耶娃:在经历了毁灭性的上半年之后,我们在第三季度得到了一些好消息。但随后,我们在许多地方受到第二波冲击,复苏的萌芽很快就消失了。

进入2021年,复苏的动能比较弱。我们预计2021年将出现不均衡的复苏(a year of uneven recovery),尽管如此,复苏还是在进行当中。

在明年新冠危机可能最终结束的假设下,我们对2021年增长的预计为5.2%。新冠疫苗问世后,这也成为一个比较现实的假设。

但需要强调的是,疫苗不是万能的,在世界各地大规模接种疫苗需要时间。基于此我们有两点建议:

首先,不要过早取消支持政策。其次,采取行动让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能够尽早接种疫苗,这样才能真正摆脱新冠危机。

尽早普及疫苗,可以使全球产出在现在至2025年间增加9万亿美元。总而言之,一个不均衡的复苏确实在到来,但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和共同行动来改善这种复苏。

沃尔夫:您认为在疫苗方面的全球合作和政策支持,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支持会出现变化吗?

格奥尔基耶娃:2021年的合作有两个领域,一是疫苗。疫苗需要合作的理由很明显,注射疫苗需要卫生系统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薄弱,因此世界需要果断地支持这些国家。新冠不是唯一的卫生健康危机,我们必须在全球建立一个卫生系统,来应对未来的冲击。和气候危机一样,人口的韧性很重要。

第二,危机产生的创伤不会神奇地消除,会留下疤痕。现在债务水平很高,企业债务水平很高,公共部门债务也很高。支持政策取消后,不是所有人都能度过危机。

进行全球合作对保障复苏和减少创伤是非常有必要的。

沃尔夫:许多国家会比我们在2019年做的预测更贫穷,这是不可避免的吗?

格奥尔基耶娃:是的。疫情下,生产者不能生产,消费者不能消费。2020年经济缩减了。到2021年,世界经济也不会恢复到2019年前的水平。

其实2019年经济也并不好。生产率和增长率都很低。我作为IMF总裁的第一次演讲就是关于同步减速(synchronised slowdown)的。我们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这些危机都没有消失。

我们预计到2025年全球将损失28万亿美元的产出。换句话说,我们将比没有这场危机的场景更穷。这也是为什么果断的、共同的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政策制定者手中有工具。第一,他们可以通过刺激,改变经济在生产率和就业方面的发展轨道。数字化的未来已经到来,但并没有惠及每个人。决策者可以采取更多行动,让更多的人和公司融入知识经济。对数字化转型和技能的投资是有价值且有必要的。

第二,我们可以在2021年变革性地转向新气候经济。气候投资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就业,仅在旅游业,预计就会有1.2亿个工作岗位因疫情而消失。

沃尔夫:人们普遍预期,私营部门由于疫情冲击将产生大量坏账。政府支持信贷进行纾困是正确的,但未来企业仍将背负巨额债务。债务积压和其产生的对潜在投资的压抑的风险有多大?

格奥尔基耶娃:我们估计,为满足相关的银行资本充足率,需要补充的资金缺口在2200亿美元左右。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规模来看,这是可控的。我们仍具备一定韧性,但我们不能把金融稳定视为理所当然。

政策制定者需要努力解决的三个问题。

一是持续较长时间的低利率。低利率使我们能够承受大量债务而没有结构性损害。但长期低利率也会产生问题,它会刺激人们承担过多风险。公司和政府会过于乐意借款。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对良好借贷行为的激励。

二是由于低利率,银行的盈利能力下降,放贷的欲望降低。所以我们需要为经济注入增长动力。

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这类机构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没有得到充分监管,适用的政策也不够有力。

有一些国家的公司债务问题已经很严重。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和基本面较弱的新兴市场,政府债务水平非常高。

我们的建议是果断推进债务重组,把破产最小化。准备好纠纷解决机制。

沃尔夫: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地位会改变吗?我们会不会需要一个全新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

格奥尔基耶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相互补充,而且通过多样性扩展了选择。因此,我们没有就两者互相吸收或改变授权进行任何讨论。但对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实施更严格的政策是绝对重要的,这是我们认为需要关注的地方。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体系吗?我的观察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三个领域受到巩固。一是各国建立了强大的缓冲,建立了储备。全球央行现在有11万亿-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第二,全球建立了协调和决策的机制能力,而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IMF扩大了财力。我们现在有1万亿美元可以动用,这三者的结合赋予了全球更强的韧性。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