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三分之一、扔三分之一、烂三分之一,每年果蔬损失2亿吨,农民如何增收?

文 | 《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 | 王延春  

2021年03月29日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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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大学生、农民工、军人等具有知识和技能的“新农人”逐步回流农村,农产品产地流通设施建设也将为农村双创提供空间载体。

年岁一到,保山寨村民杨学民的11亩香蕉纷纷染病枯萎。去年雨季过后,他将腾挪出的空地换种上了沃柑。不出意外,今年底,沃柑将首次挂果,杨学民家消失的香蕉收入也有望重新接续上。

在云南屏边县,沃柑的保底收购价大约为2元/公斤出头。若是运送到2700公里外的北京,光景则大为不同。一线城市,沃柑的售价几乎可以翻三番,卖到15元/公斤——这中间超过10元的溢价,身处偏远山区的杨学民根本无法触及到。

长年在地里劳作,个体农户需要精耕细作、耐心等待、忍受风吹日晒、承担极端天气带来的颗粒无收风险。然而,一旦进入农业价值链,他们的议价能力却变得相当薄弱。屏边玉屏镇副镇长保宇鹏向《财经》记者介绍,政府在扶振农村经济、推广沃柑等种植业时,“农民首先问的不是怎么种,而是怎么卖、能不能卖出去”。

3月初,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农产品产地流通及“最先一公里”建设调研报告》(下称《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指出,中国地域广大,农产品物流距离长,农产品流通环节多、成本高,农产品流通增值率普遍高于100%,有些产品甚至高于200%。长期以来,农产品流通价值多为农产品经销商和零售商获得,农民受益极少,且时常要承担“卖难、卖贱”等风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万元/年,而农民工人均收入为4.75万元/年。二者之间显著的收入差,或是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外流、“空心村”愈发普遍的重要原因。务农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成为了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一大堵点,也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必须破解的问题。

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学林指出,加快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是确保产品质量安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产品增值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大举措。在许多专家看来,让分散的经营主体有机地融入现代农产品流通链条和网络中,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应有之义。

农产品产地流通是农产品供应链的起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赵立欣对记者指出。构建衔接紧密、顺畅有序、低损节能、均衡高效的流通体系,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对增强农产品保供能力、降低物流成本、减少农产品损失也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和阿里巴巴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事业部合作,开展实地调研,结合阿里巴巴农产品流通数字化的实践,撰写形成了《农产品流通“最先一公里”建设调研报告》。该报告提出,政企合作推进现代农产品流通网络建设。

蔬果产后损失率达20%,产地仓储保鲜设施缺口大

每到荔枝成熟时,屏边沿溪村种荔枝的农户都会趁着凌晨气温最低之时采摘荔枝。离开枝头的鲜荔枝暴露在阳光下,表皮在一天内会变干、变黑。因而,天色未亮,荔枝就得赶紧包装起来,在中午12点前运抵昆明,然后搭乘飞机发往全国各地。

从前,“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品尝遥远的优质农产品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今,北京的消费者只需从电商下单,就能买到30多个小时前从树上摘下的屏边荔枝。即便身处最东北的黑龙江省,人们也很容易买到新鲜的海南椰子、福建的桂圆、新疆的西瓜,甚至东南亚、日本、澳洲的农产品。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流通受限。改革开放后,集贸市场逐渐恢复、农产品批发市场日益发展壮大,消费者的选择由此变多。而今,中国农产品产地流通已经形成了以专业批发市场为主渠道、产地直销为补充、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流通格局,生鲜农产品在国内的流通更加顺畅便捷。

尤其2005年以后,电子商务、农超对接、农社对接、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顺丰优选、本来生活、每日优鲜、美菜网等商家相继出现,B2C、C2C等新兴的交易模式更是刺激了生鲜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增长。2018年中国电商生鲜市场交易规模刚突破2000亿元大关,2019年中国农产品网络销售额便达到4000亿元。终端市场的扩张也反向推动了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快速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的鲜活农产品缺乏产地仓储保鲜设施,产地初加工设施简陋、方法原始、工艺落后,导致农产品产后损失严重,品质下降。据测算,中国粮食、马铃薯、水果、蔬菜的产后损失率分别为7%-11%、15%-20%、15%-20%和20%-25%,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损失率。果蔬和薯类每年损失近2亿吨,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也影响了农民增收。

“中国农产品出村就遇‘卡脖子’问题。我们国家的蔬菜是吃掉三分之一、扔掉三分之一、烂掉三分之一。以水稻为例,水稻丰收时湿度很高,需要及时除湿降水。很多农户在‘最先一公里’没有设备及时烘干,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粮食就会变质,时间再长就会产生黄曲霉素。”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再次指出“最先一公里”中的粮食损失问题。

连带粮食损失而来的,还有农民获得效益的削减。兴业证券此前曾追踪过农产品传统流通渠道,从农民到农产品经纪人、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农贸市场商贩,再到消费者的多层体系中,各环节加价率分别为2.5%、35%、35%、25%。如此一来,一斤收购价3.4元/斤的火龙果,卖到消费者终端的价要达7.94元/斤。

 如何改善上述问题?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仓储保鲜设施,初步构建了中国农产品产地流通体系。全国共有10.3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中央政策支持56亿元的基础上,自筹资金约130亿元,建设7.4万座马铃薯贮藏窖和果蔬通风库、4.5万座机械冷库、1.9万座果蔬烘干设施、65座粮食烘储中心和71座果蔬产地加工中心。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也积极投入到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过去三年,阿里巴巴平台农产品累计交易达到5400亿元,居全国首位。近些年,阿里巴巴投入重金建设数字化农产品上行物流系统,包括以县域共配中心为核心的农产品共配物流和以产地仓为核心的农产品自营物流,农产品共配物流和自营物流在“最先一公里”设施方面也可以共享。

截至2020年底,阿里巴巴的农村快递物流智慧共配项目中心已经覆盖全国25个省份900多个县域,在陕西西安、山东淄博、四川成都、广西南宁建立了区域数字化产地仓。以西安仓为例,数字化的分选设备可让农产品在90秒内完成清洗、烘干、分级、包装等步骤,变成标准商品。加上阿里巴巴在建的20个销地仓,这张数字化的农产品流通网络一年可以支撑100万吨生鲜农产品的加工物流。

“农产品流通的意义在于克服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与全年消费的时间矛盾以及生产的地域性和全域消费的空间矛盾,产生相应的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指出,采用新建设施开展初加工作业后,果蔬贮藏损失率可下降至5%-6%,错季销售价格上涨20%-50%,果蔬烘干加工增值率高于100%。

尽管如此,中国农产品产地流通仍然是流通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农民的蔬果运不出去、没有销路、烂在地里等现象仍然屡见不鲜。要使农产品在产地“存得住”、经过“梳妆打扮”提高商品价值,农产品流通“最先一公里”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亟待补齐。

赵立欣指出,中国农产品的产地仓储保鲜设施总量仍然不足。由于产地仓储设施建设运营比较效益低,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加之设施建设用地问题难以解决等,致使目前中国产地仓储保鲜设施缺口约为2.3亿吨库容。

农产品产地流通技术装备也不配套。《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介绍,目前产地最缺乏的是冷藏保鲜设施和果蔬烘干设施。2017年开始,烘干设施建设数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各地环保要求趋于严格,传统燃煤烘干设施使用受到限制,迫切需要推广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绿色环保的新型烘干设施。此外,中国农产品流通技术的成套性、匹配度、标准化水平相对较低,而不同产品、同类产品的不同品种,都需要构建完整的流通技术链。

中国农产品产地流通组织化程度也处于较低水平。赵立欣介绍,由于农产品采收期短、上市集中,大多数农户没有能力建设贮藏保鲜设施,其产品销售主要是通过经纪人以及开设的代购点销售给批发商,或者被本地的农产品流通企业直接收购。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农民难以把握出售时间,没有议价话语权,利益得不到保障。

“目前,农产品产销信息采集、分析、发布体系仍未建立健全,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建设仍不完善,农民自行获取、分辨市场信息并做出决策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难以把握市场供求变化。”赵立欣指出,农产品流通信息服务缺乏,也导致出现农民卖难问题。

对此,《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提出建议,要重点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及流通服务,依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主体,建设农产品产地交易市场和商品化处理中心,就地完成农产品愈伤预冷、分级分选、烘干脱水、装卸包装等作业,提供交易交割、代收代储、直销配送等服务,将农产品流通的价值更多留在农村。

“加快补齐农产品流通‘最先一公里’建设的短板,让农民承担一部分农产品流通的职能,获得一部分农产品流通服务的增值收益,并降低农产品生产经营的风险。”上述报告指出。

“最先一公里”模式各异,中国应发挥电商优势盘活农产品流通

作为参照模板,《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调研了以韩国、芬兰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最先一公里”建设,并总结其经验为:以最大限度封底完成农产品的商品化,保证农民的利益,并减少流通损失。

报告介绍,韩国的农户多为较小规模经营,全国共建有350个生鲜农产品产地加工中心(APC)和340多个稻谷加工中心,负责为农户提供农产品收获后的产地加工处理。APC建有冷库、加工车间,配备有分级、清洗、包装生产设备,拥有集中、分选、预冷、清洗、分级、包装等功能。农民生产的水果和蔬菜在APC进行商品化处理后,一半以上运输至批发市场,其余则直接送至超市、电子商务渠道或零售门店进行销售。

根据产品种类和设计加工规模的不同,APC的建设规模和投资差异很大。早期,韩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出资比例达70%,农协或永农组织(类似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出资30%;随着其逐渐普及,政府扶持力度逐渐下降。现在韩国约有70%的APC由农协组织或永农组织承担建设和运营,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最高不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7%。

以荷兰为代表的北欧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则多由农场主规模化生产,销售通过大型超市和社区便利店完成。

UNIVEG荷兰分公司是荷兰果蔬商品化处理中心的代表。该公司建有冷库、包装中心、催熟车间等,提供分级、包装、仓储、检测等多种服务。农场主将产品送到商品化处理中心后,UNIVEG荷兰分公司根据定制化需求提供包装、分级、配送等服务,将产品卖给采购商后,再将货款返还给农场主。UNIVEG荷兰分公司每年流通的农产品约为12.5万吨,产品基本销往德国某公司的零售终端。

《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分析,日本、韩国等国“最先一公里”建设的单次处理量、设施建设规模并不大,但分级分选、预冷冷藏、包装等功能齐全,基本以批发市场为主渠道。荷兰“最先一公里”设施建设的特点则是大规模、智能化、现代化,技术水平非常高,农超对接作用更加突出。

实际上,由于自然地理、农业组织、消费习惯不同,发达国家的“最先一公里”建设模式也有所差异。对于中国的“最先一公里”建设,《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指出,产地仓储保鲜设施缺乏的原因是产地仓储设施建设运营的比较效益相对较低,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不高;此外,仓储设施建设的用地问题难以解决。

由此,可以加强政企合作,提高设施建设共建共享水平,避免局部重复建设、浪费投资和土地。在产地仓、农产品产地处理中心、农产品产地市场建设方面,加强与农产品电商企业、大型连锁超市、物流企业等开展合作,提高设施使用效率。

例如阿里巴巴以产地仓为核心的数字农业新基建,通过重投入提高技术含量和精细化管理,提升商品价值,减少损失;通过大数据,促进农产品流通扁平化,拉近农户和消费者的距离;通过县域共配模式和产地仓模式,保障现代农产品供应链的稳定和高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仓储保鲜设施与阿里物流系统中的协同仓功能基本一致,新型经营主体可以依托阿里巴巴的共配物流开展营销。

此外,也可发挥电商企业在信息整合服务的优势。中国始终未能建立及时、完整、有效的农产品产销信息采集和利用服务体系,目前,媒体信息不详实,经销商和经纪人的内部信息传递范围极窄,无法反映流通全貌,因此可以利用阿里巴巴等电商企业在产销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利用等方面的优势,引领、服务行业发展。

赵立欣建议,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设施建设。财政资金在建设全国性、区域性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基础上,引导社会资本,以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为主体,建设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设施,支持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补齐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设施缺口。

《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指出,还要构建农产品短链流通模式。支持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批对接、农社对接、农企对接、农超对接等农产品短链流通模式,尽可能实现“地产地销”,减少流通环节,降低物流损耗,避免“迂回物流”。

在农产品主产区,因地制宜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建设农产品贮藏库、机械冷库、气调库等仓储设施,配备预冷、传输、提升、计量、货架等相关设备,购置必要的冷藏运输车辆,形成完整的冷链物流装备系统。推广蓄冷保鲜技术、新能源运输车辆、可降解包装材料等,减少环境污染。建立层次门类清晰、技术经济合理、全链协同适用的农产品流通标准体系。

李学林建议,要支持大型企业建立集生产信息、信息发布、全程温控、追溯跟踪、产品查询等功能为一体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大数据平台;推动数字化产地仓建设,实现农业产品供销全过程监控、全链条可追溯,增强农产品安全保障能力。

在实践中,“最先一公里”建设对于提高农民收益的效果已经显现。以张北的马铃薯种植户为例:通过集中建设马铃薯贮藏设施,延长供应周期、集中贮藏形成规模,进一步提高农户的讨价还价能力,商品薯销售价格可以增加100%以上。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大学生、农民工、军人等具有知识和技能的“新农人”逐步回流农村,农产品产地流通设施建设也将为农村双创提供空间载体。《农产品产地流通报告》指出,农产品产地流通既可吸纳部分农民专业或兼业务工,也可让能力较强的农民延伸到农产品流通服务中,从而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