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他就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口，我们天生就不平等了。”一位宁夏银川市的市民说这话时，银川市卫健委主任马晓飞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在解决这个问题。
“医疗服务的终极目标是均等化、同质化”，为了实现目标，银川市卫健委也曾积极推进过“医联体”，即派大医院的专家去基层医院查房坐诊。
然而，马晓飞观察到，当医联体成员医院发展到30家时反响很好，可到80家时就不如预期了。有的县副主任以上医师太少，全加起来也不够排班的。而且让一位三甲医院的骨关节置换专家，去乡镇医院坐诊看头疼脑热的病，太浪费。
互联网医疗的到来，让马晓飞看到希望。5年前，银川发出全国第一张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牌照后，至今已有100多家互联网医疗企业落地银川。
全国的医生随之跟进来了。截至2021年3月，在银川备案的多点执业医生总数已达6.3万名。医生在线上接诊的全国患者数量，已经远超过本市患者。宁夏也成为了国家首个“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
一心想打造一套“低成本、可复制”医疗模式的马晓飞，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坦言，无论对公立医院还是第三方互联网医疗企业，核心问题在利益分配机制上。
想让医生上线，就得有激励机制
《财经》：银川成为探索互联网医疗第一地，是被倒逼？
马晓飞：在银川，但凡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有人得了大病，直接就去北京了。拖家带口不说，钱花得多，还未必挂得上号、住得上院，这个问题在银川很突出，在全国也很普遍。
跟北上广比，银川的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问题依然突出。所以做互联网医疗，西部地区的积极性比东部要高。我就是想通过互联网医疗，把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引进来，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
同样的，利用互联网医疗，我也让银川市三甲医院的医生下沉到基层，指导乡镇卫生院的医师为患者看病，另外，患者在基层做的检查，由上级医院的大夫做诊断，这样就向基层打了一套组合拳，把患者留在基层，自然就推进了分级诊疗。
把这些交给第三方企业去做，政府来统筹、引导，这样既可以减少投入，也节约了财政资金。
《财经》：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马晓飞：当时最难的是让大家接受互联网医疗的理念，医生是否习惯在网上诊疗，患者是否习惯在网上看病，管理者、院长又怎么看这种新的模式，都需要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
第二就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一线城市大医院的院长，对互联网医疗不感兴趣。他们愿意做远程医疗，但让自己的医生去其他互联网医院执业，他们是不愿意的。这里面还涉及到医联体、医疗集团，每一方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所以利益分配机制建不好，这个事情就做不好。
银川推互联网医疗，主要就是在利益分配机制上下功夫。首先是不能增加患者负担。比如远程医疗看一张胸片，基层医院收取58元，5元给上级医院的阅片医生，3元给第三方互联网医疗企业。
每个项目的利益分配都不一样，如何保证下级医院利益最大化，如何激励上级医院医生参与，第三方平台如何在做好运营维护的同时，收回它的投资，要大家的利益收入都合理才行，只要中间一个环节不得力，就做不成。定好机制，市场自然就将资源合理优化分配了。
《财经》：怎么能让院长们同意医生在互联网医院执业？
马晓飞：我2017年到银川市卫健委任职的时候，还在兼任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我鼓励医院所有符合资质的医生，在不影响医院工作的情况下，用碎片化的时间在互联网医院多点执业。
《财经》：院长也要接受考核，医生都去线上做兼职了，你不担心会影响医院的收益吗？
马晓飞：医院收益不仅没有影响，线下的业务反而更好了。
银川第一人民医院当时的问诊量在全市排第三名，前两名都是自治区属的三甲医院，从体量上根本不能比。通过线上问诊，更多的患者知道银川第一人民医院了，知道在这里能请北京的专家看病。虽然现在医院的排名还是第三，但整体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三、四级手术率大幅上升，地域影响力也明显扩大。
一家医院做好了，这个模式才能以点带面，推广到更多的医院去。
《财经》：互联网医疗可是打着“颠覆传统医疗”的口号的？
马晓飞：不是颠覆，互联网医疗对传统医疗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力量。
为啥我要干这个，因为我坚定地认为传统医疗中，患者看病就医的模式和医生的执业模式迟早要改变的。我想真的想为患者做点事情。
在西医引进之前，就是郎中加诊所的模式，没有住院部。随着西医的引进，医疗模式的改变，出现医院。
我们的医疗服务模式这么多年没有变，就是一个封闭性的“金字塔”，全国顶尖的医院在塔尖上，一层层排到基层医院，但所有的病人都想往塔尖走，降低了医疗资源的服务效率。每家医院都是一个封闭的单元，把人才、设备、资源都围在墙里，大家都得进到围墙里去看病。
未来医疗模式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一个梯形结构，实现人员、设备、服务及信息的共享。
因为按疾病分类，患者群体就是这种结构的，有常见病，慢性病、普通疾病和疑难重症，按需形成的医疗服务供给市场，应该也是一个梯形结构，看常见病应该以基层医疗机构为主、稍微复杂的疾病在二级医院，疑难重症在三级医院。
现在全国都在做互联网医疗、医联体内的远程医疗，但是大三甲医院只给下级医联体成员医院服务，不会把医生贡献出来，在全国平台上服务。而作为一个医疗行业的管理者，想要实现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同质化。怎么办？互联网能改变这点。
互联网发展的这20年，你能看到生活颠覆性的变化，在医疗行业同样会发生。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一是连接，二是共享，它能打破时空限制。我现在做的，就是将银川作为一家大医院建设，将银川市所有符合互联网医疗资质的医生和药师云化，为区域内的患者服务。
如果把全国医生都放到云端，资源完全整合、共享，以后为全国人民进行点对点的服务，必然会改变现状、打破围墙，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财经》：有人认为，远程医疗成为了大医院虹吸患者的工具？
马晓飞：我不认为远程医疗会虹吸患者，至少在银川是推进分级诊疗，减少患者奔波，留在基层的。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是机制建设出了问题，不是远程医疗技术本身的问题。
我们应该通过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让患者主动分流，让三级医院的医生把精力花在疑难重病上。比如，北京的名医在网上问诊收费800元，而市级三甲医院大主任收费可能200元，如果患者的病没那么严重，自然就选择200元的。
皮肤病、心理疾病，可先尝试互联网首诊
《财经》：2017年曾出现“互联网医院”被叫停的苗头，银川已经批了17家互联网医院，你当时担心吗？
马晓飞：2017年银川已经在体系化地推进互联网医疗，不仅是发了一些互联网医院的牌照，还在同步开展互联网远程诊疗和诊断。当时国家还没有统一的政策出台，我们做了一些创新。2018年国务院出台管理文件了，我们肯定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按照规定做。
我之所以会坚持探索互联网医疗，是因为实实在在地尝到甜头了，解决了本地患者的就医需求，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我在做对的事情。
过去，村里的病人都是拿着片子进城去看，但有了互联网医疗，在乡镇卫生院拍的片子和在三甲医院拍的片子，诊断医师是一样的，患者就不用往城里跑。患者得了大病，也不用跑北京，通过远程专家门诊就能享受北京的专家服务。不仅看病便捷了，还能省钱。
对本地的医院也有好处，疑难病患者能留到本地，经常有北京专家过来会诊、做手术，本地医师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否则永远成长不起来。常见病患者能留在基层，基层医疗机构病人多了，医生待遇自然就高了。这样既能推进分级诊疗，还能节约医保资金，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实惠。
《财经》：监管层担心的是互联网医疗安全，试点中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马晓飞：不能说在线问诊不存在风险，但通过对比来看，线上医患纠纷比线下要少得多。
从前期的互联网医院准入、医生管理、病历书写、用药规范、信息安全到诊疗后的患者投诉，再到线上支付、医保报销，银川已经出了19个配套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并且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
《财经》：平台型互联网医院算是技术支持者，还是医院？
马晓飞：只要拿到了互联网医院牌照，那它就是医疗主体，而不是为公立医院医生搭建平台的技术企业，这是要明确的。
有一些企业，还没有拿到互联网医院牌照，但也通过技术平台和医院合作，那是另外一件事。
《财经》：还没有互联网企业能够依靠在线医疗服务盈利，这条路能走通吗？
马晓飞：很多企业没有盈利，但是它们有走得通的盈利模式，而且每个企业的盈利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它们需要的是时间。
这两年互联网医疗才开始快速增长，企业其实还在初创期，需要大量的投入、扩张，成本是大于收益的。对所有行业都是一样，医疗行业的周期又特别长，比如说线下开办一个实体医院，平均7年才能盈利。这么多的投资公司进入互联网医疗，都是进行过详细核算的。再过两、三年，它们前期的扩张成本摊薄后，就能看到盈利数据了。
《财经》：武汉疫情时期，有些互联网医疗的“轻问诊”其实突破了对线上首诊的限制，你怎么看？
马晓飞：“轻问诊”是企业提出的一种概念，作为管理者，我们必须非常明确问诊和咨询的界限。但对互联网医疗放开首诊，我的态度是不反对。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探索先选择几个病种，比如皮肤病和心理疾病等开展首诊服务。
《财经》：医院和互联网企业都在做慢病管理，谁能做得更好？
马晓飞：不能说谁能做得更好，只是从各自不同的服务角度出发去做。机制建好了，都值得探索。从利益导向来说，第三方企业更有动力去做。
《财经》：公立医院做线上医疗的短板是什么？
马晓飞：关键就是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我们能看到，在大部分行业的改革中，都是社会资本把它做成的。具体到医疗行业还需要探索。
《财经》：互联网医疗能撬动医疗服务体制的改变吗？
马晓飞：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必将是对传统医疗模式的有益补充，而且会推动分级诊疗，推动医疗资源共享，推动医疗服务的均等化和同质化。它们和公立医院不是竞争、不是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和共赢的。作为卫生行政部门，我们要积极引导第三方平台型的互联网医院的发展。
互联网医疗将来是会撬动整个医疗服务模式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