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中国出口逆势增长4%是奇迹,以后贸易冲突会更多

文 | 《财经》记者 张明丽    编辑 | 王延春

2021年04月02日 18:57  

本文6785字,约10分钟

疫情之后,有可能出现全球需求、供给、创新、服务、资本、货币与金融合作的东移趋势。在这种格局变化的条件下,东亚生产网络以及生产方式会发生新的变革。

2020年,当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国却完成了出口4%的逆势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仅为8590亿美元,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相比下降了42%。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将进一步下降5%-10%,意味着全球直接投资仍将收缩。

而中国去年非金融领域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今年中国非金融领域实际使用外资有望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重点发力创新、绿色、服务、数字、城市化等新领域。

今年中国对外开放还将呈现哪些亮点?有何新突破与新举措?《财经》记者近日就此对张燕生进行了专访。

一、全球需求、供给、创新、服务、资本、货币与金融合作东移

《财经》: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556.9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增长1.9%。其中,出口17932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超过预期;进口142230.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7%。如何评价2020年中国外贸情况?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明显变化?

张燕生:2020年是外贸的“多事之秋”。长远看,国际环境面临三个基本事实:超级全球化收缩;全球贸易投资减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缩短,变得愈加本地化与区域化,愈加意识形态化。这样的基本事实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贸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萎缩9.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下降,仅为8590亿美元,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相比下降了42%。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形势下,2020年中国外贸保持1.9%的增长,出口增长4%,堪称奇迹。

全球经贸下行的背景下,中国如何保持外贸增长?

首先是中国疫情控制得力,是唯一一个及时控制住了疫情对经贸活动及供应链影响的国家。其次是中国及时推进经济贸易的正常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订单开始向中国转移,全球缺乏的口罩、呼吸机、防护服,中国都能够足额供给。因祸得福,中国创造了4%的出口增长。

此外,2020年的对外贸易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历史数据告诉我们,逆境反而有利于推动外贸的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与体制机制变革,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当大家生意都不好做的时候,就开始加快探索转型突围之路:如贸易方式,会出现加工贸易比重持续下降,一般贸易比重连续上升;所有制形式,就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外资进出口贸易比重下降,民营企业比重上升;市场结构,就会出现欧美市场比重下降,东盟、日本、韩国等周边市场比重上升的趋势。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中国外贸出现了适应性变化的新趋势:东盟、日本、韩国成为中国排名前五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疫情之后,有可能出现全球需求、供给、创新、服务、资本、货币与金融合作的东移趋势。在这种格局变化的条件下,东亚生产网络会出现新的转型,由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中为全球提供制造环节和劳动力的角色,转变为提供创新、需求和资本的新定位。东亚生产方式会发生新的变革,由要素投入增长驱动的东亚生产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新生产方式。这样的趋势变化将带动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越来越紧密。从这个角度来看,疫情之中也蕴含着积极因素。

二、全球外贸恢复性增长,修炼内功更重要

《财经》:2021年外贸发展面临哪些新变数?能否持续去年高增长态势?

张燕生: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7.2%,低于此前超过20%的增长预期,并且贸易规模将远低于疫情前水平。世界贸易组织2月18日发表的全球货物贸易晴雨表的数据来看,全球贸易两大最可靠的风向性指标,出口订单指数(103.4)和汽车产品指数(99.8)近期均达到顶峰并开始失去继续增长的动力。这意味着2021年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疫苗得到有效推广的前提下,全球外贸仍处于恢复性增长,并且这种恢复性增长综合2020年的收缩再平均依然是负数。尤其是,在2020年四季度全球外贸出现强劲反弹的情况下,2021年持续反弹的动力不足。根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将进一步下降5%-10%,意味着全球直接投资仍将收缩。

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欧盟、日本经济恢复基础依然不稳仍需要更多的支撑和刺激政策支撑。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的抗疫、经济恢复和应对外部冲击的形势依然严峻,土耳其等国发生的风险因素在其他新兴市场随时可能发生。全球经贸、投资都处于恢复性增长之中,总体态势较疲软。由此可见,2021年中国进出口外贸环境相对去年有所好转,但总体局面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假定2021年疫苗得到有效推广,全球疫情得以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抗疫物质相关的外贸增长会大幅度下降,这时总体形势将恢复正常性贸易水平,预计2021年全球货物进出口与服务进出口依然以恢复性增长为主。从这个角度来说,2021年世界经贸活动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中国进出口面临的压力可能更大,未必有2020年增长4%这么强劲。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我认为修炼内功比较重要。

《财经》:新形势下,中国贸易政策制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外贸企业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张燕生:去年说得最多的主题词是“收官”,今年则是“开局”。这意味着改革开放过去40年的故事结束了,新30年的故事开启。对外贸部门来说,过去40年更多是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一切为了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加工贸易出口,也就是代工贴牌的出口。2020年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到60%左右,加工贸易则下降到23%左右。我相信这部分加工贸易接下来还会进一步收缩和转型升级。因此,对外贸部门来说,如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重新全面考虑。

外贸部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外贸还是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外贸格局还是不是基于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外贸是不是会更多转向高端、服务、数字、电商、绿色?如果转向高端是不是会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核心奶酪,这样一来,今后产生的贸易冲突、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会更多。

过去40年,尤其是自2009年以来的12年,传统劳动密集型外贸出口的七大部门(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基本完成了转型升级,已经走向了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水平,且极具竞争力。下一步贸易保护主义会使这些传统产品的出口面对更大障碍。例如,西方主要国家议会如果出于反华动机而出台新法律,认定新疆存在强制性劳动,新疆生产的棉花加工出来的棉纺织产品出口,违反西方人权价值观。这样,就会引申出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即谁买含有新疆棉花、西红柿等原料生产的产品,谁就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不仅仅是西方政府或国会的干预,更多是由商会、智库、非政府组织、进口商掀起来的,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尤其对方并不是政府或立法行为,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这时应当怎么办?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外贸大国,一旦外贸形势不好,企业会走量,扩大出口规模。走量会对那些国内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更大影响。因此,外贸相关部门和企业要重新思考外贸形势的变化,要从过去40年的外贸高速度增长的旧模式、旧理念、旧结构中走出来,探索如何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如探索发展更高层次互补型贸易结构,以减少与美日欧贸易结构产生直接竞争性冲突;如探索发展基于共享的包容性贸易结构,以避免赢者通吃的竞争战略,激化与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突。中国国内差异化很大,高中低端产业都有,而且都很强。这对于外贸主管部门以及外贸企业是一个历史性考验:考验你的战略定力、你的转型升级的方向,你未来培育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三、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财经》:2020年全国非金融领域实际使用外资999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今年是否有望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在外资使用方面,有哪些新进展?

张燕生:在去年9999.8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今年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应该没问题。一些新经济增长点,像创新、绿色、服务、数字、城市化、智慧城市,都是外资投资的重点。

《财经》:近几年,外资撤离中国的言论频出,但数据显示,近几年外资加码中国经济的趋势明显,2018年后实际利用外资回归正增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今后外资流动的方向是什么?

张燕生: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42%,规模约8590亿美元,不到危机前的2007年全球直接投资额的一半,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也就是说,全球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萎缩,这是招商引资的大环境。202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不仅在全球直接投资中占据首位,超过美国;而且服务业招商引资占比达到78%,而以往外商来华投资的70%是进入到制造业。原因很简单,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外贸高质量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市场开放、制度开放、创新开放,提升了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效率,而且带动了研发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设计服务、咨询服务、人才服务、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需求发展,引致全球直接投资和现代服务提供商大量涌入中国。

另一方面,人们担心产业对外转移,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95%的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愿意继续留在中国,其中约一半企业表示会扩大在华投资发展,只有那些成本驱动型的企业由于成本上升等原因在考虑是否离开中国。你会观察到:凡是产业转移的企业都是到最后一分钟才发生转移的,如果能不转移,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的机遇在中国。我们把外资分为四类:一是成本驱动型外资,它们使用的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低标准环境。由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上升,环境标准提高等原因,2005年以后这类外资开始大幅度下降。而市场驱动型外资、效率驱动型外资、资源驱动型外资在中国仍继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所取得的进步还是给予积极评价,这也增强了外资在中国发展的信心。

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是,一方面外商投资法要落地,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就涉及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制度开放、创新开放,把中国的投资环境做得更好。

四、打造中国大脑与世界大脑,成为研发创新的发包方

《财经》:今后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重构方向是什么?如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张燕生:应当承认,建立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中美合作三大支柱基础上的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国际工序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等“三链”网络正面对巨大挑战。一方面,基于“三链”的全球贸易链在收缩,链条越来越短,越来越本地化,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供应链安全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和数字技术也使贸易链越来越有弹性、有韧性,越来越能够满足小众的个性化需求,这是一个新趋势。一个旧的、浪漫的外贸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神奇的外贸时代开启,外贸部门与企业能否适应这个新形势,是对每个人的考验。

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创新,打造中国大脑、世界大脑。中国大脑是把中国最聪明的人才、大学、企业、研究机构、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构建成一个开放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世界大脑是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大脑、人才、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共同推动我们未来的创新发展。其次,还要考虑:一是如何提高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实现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到高端的提升。二是如何从制造业代工贴牌转向自主知识产权,打造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同时成为研发创新的全球发包方。三是如何从汗水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真正成为生产率增长驱动的经济和外贸。再次,是讲好科学的故事,用行动回答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和周期律;讲好法治的故事,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现代化;讲好高端的故事,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此提升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水平及地位。

《财经》:“双循环”格局下,如何做好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对接?如何利用国际市场促进高科技创新产品进口?

张燕生:用三句话来概括新发展格局。第一句话是,确定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这是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和关键一环。第二句话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三句话是,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形成能够跨越萨缪尔森陷阱的技术结构、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

怎么把这三句话落实到位?第一,确定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首先是确定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当务之急是提升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其次是畅通依托国内市场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再次是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质量和数量优势,为企业,无论是内资外资,创新发展提供超大规模的应用场景,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不可抗拒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具有高质量需求的独特优势。你会发现95后、00后的孩子们需求非常个性化、多样化、国际化,追求主观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讲,谁能够满足中国新生代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谁就能够占据全球制造业竞争的制高点。因此,从长远看,贸易战、科技战和规则战打拼的是谁能够在未来科技能力竞争中胜出。中国的优势是新生代,他们对科学的追求已经不再是出于金钱享受、名利诱惑、找好工作等物质利益等动机,而是真正发自对科学的热爱和兴趣,这预示着中国科学的春天真正来到了。

第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面,我也分三点来概括,即深耕东亚东南亚、深耕“一带一路”、深耕美欧生产网络。去年我们达成了RCEP,即东盟10国加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一个世界上最大、最包容、最循序渐进推进的世界贸易区;另一个协议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一个国际高标准的投资协定;习近平总书记还表态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一个当年美国试图用来打造全球高标准FTA范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RCEP未来实现的货物贸易零关税的比重是90%,我预测中日韩FTA能够达成的货物贸易零关税的比重将达到95%,而CPTPP的零关税比重为99.5%。这不仅仅是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而且是更高水平的制度开放和创新开放。中国将积极主动地面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及未来会继续推动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面对中日韩FTA的谈判,面对可能发生的CPTPP谈判,积极主动推进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和制度相衔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三,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避免落入“萨缪尔森陷阱”。随着我们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不可避免地会和美国、欧洲、日本核心利益和重要领域形成竞争性关系,也就是会动美日欧发达国家的“核心奶酪”。同样,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也不可避免地会动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奶酪”。在此情形下很容易形成贸易冲突和利益对抗。因此,形成更高层次的差异化的、共享型的、互补性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

至于开展高科技创新合作,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拔河竞赛。一方面,美国已形成对中国14个高技术和基础技术领域的出口限制壁垒;另一方面,他们的基于长臂管辖的技术保护主义手段也使技术国际合作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谁和中国高技术企业做生意,谁就有出局的风险。然而,我们知道,高科技领域约85%以上都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知识,只有15%左右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这样一来,如何用好那85%的公共产品和知识就变得十分关键。涉及到国家安全领域,可以通过自立自强组织研发攻关,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合作进行成果共享。

目前,中国技术进口、知识产权付费金额接近300亿美元。2020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额为2.4426万亿元。我们能不能拿出10%的研发费用全球研发发包?不愿意搞技术保护主义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会愿意来接包,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依然有比较好的前景,技术保护主义很难阻挡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全球交流与合作大势。未来10年后,我预计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累计投入创新的经费支出将超过10万亿元,中国高技术产品被卡脖子的状况会有显著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最难的是未来10年。

(实习记者彭永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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