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美国一厢情愿的设想,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作为支撑

文 | 沈联涛  

2021年04月17日 15:54  

本文2553字,约4分钟

何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更可持续,也更高效?国家资本主义由管理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演变而来,因为金融化和技术造成日益巨大的收入和就业悬殊,只能依赖政府干预以纠正。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不一定决定政府效率之高低

3月底,拜登政府公布了耗资两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意在实现美国基础设施现代化。这一名为“美国就业计划”的投资项目,将在未来八到十年内,把资金投往四个主要方向。首先,投资6210亿美元于清洁能源领域,同时升级和维修公共交通、物流运输系统。第二,斥资6500亿美元,着重用于改善民众生活设施、学校供水,以及提升网络宽带服务。第三,花费4000亿美元雇佣更多家庭护理员,增加就业。最后,在科研、开发和制造方面投资3000亿美元,并将其中500亿美元投资于半导体制造。基本战略是推广绿色生活方式,以应对气候变化。

加上此前推出的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特朗普时代获放行的0.9万亿美元,美国将投入总计4.8万亿美元(或者说2020年GDP的22.9%)的资金,以与中国竞争。为筹集如此庞大的资金,公司税负将从目前的21%增至28%。这个数字原本是35%,特朗普在其2017年的减税计划中将其大幅削减。拜登的一揽子计划,还将借助国内征税途径,堵住企业用离岸公司避税所造成之漏卮。

对基础设施和就业给予关注,这在美国早已是千呼万唤之事。此外,全世界也需要这一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帮助全球经济从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泥淖中脱身。经合组织(OECD)估计,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若付诸实施,可助推全球经济增长1.5%。

但美国可否推进此类投资而不造成通胀?在没有更高利率的情况下,世界其他国家会不会为此买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与马诺吉·普拉丹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良性通货膨胀是托庇于中国向全世界所提供的廉价商品和服务。他们认为,这一局面将无法持续。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詹姆斯·加尔布雷思近日撰文《中国不应缺席通胀大辩论》,警醒世人认识到中国之重要。他认为,中国不会推高价格,会与各方同舟共济。

截至2020年底,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净外债(14.1万亿美元)中,近四分之三由东亚经济盈余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所提供,其余部分来自欧洲(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士)。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美国决策者和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坚定不移地认为,全世界对美元债务的胃口近乎永无止境。”

投入巨额资金且不会引发通胀,以及世界各国会在没有更高利率的情况下继续为美国提供资金,美国的这些一厢情愿的设想,在何种情况下会被击碎?答案是美中关系恶化!拜登政府以为,萧规曹随地继续征收特朗普对中国所课之关税,并强化对华批评姿态,就能提振美国斗志,能同时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这种单方面的自大情绪,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作为支撑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显示,到2019年,中国所积累的国家净财富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美国的80%和65%。中国是净债权国,持有世界各国共2.2万亿美元的债权,占GDP的14.4%,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而美国则是净债务国,债务总额达到14.1万亿美元,占GDP的66.9%,不仅持续存在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债务也不断增加。

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已不再是小政府了——政府支出从2019年占GDP的35.7%上升到2020年占GDP的47.2%,比中国的政府支出还高出十个百分点。

何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更可持续,也更高效?国家资本主义由管理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演变而来,因为金融化和技术造成日益巨大的收入和就业悬殊,只能依赖政府干预以纠正。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不一定决定政府效率之高低。

中国借助国有企业来实现长期国家目标,例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稳定就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尽管国有企业效率不及私营部门,但持续推进的国企改革,保证了国企的盈利能力,并为中国的国家净财富增长至88.6万亿元做出贡献。这些财富中的四分之一掌握在国家手中,从而有足够的储备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而无需对公民额外课税。在一篇“国企改革40年回顾”中,作者认为,应将中国国企称为“社会企业”,它们以经商为手段,却以实现社会目标为期许,并非只知牟利。

相反,“股东资本主义”理念和频繁举行选举,两相结合造成美国政府的政策短视。由于国内激烈的政治纷争,以及联邦与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迄今为止,基础设施项目面临着巨大阻力,进度迟缓。盛行的货币政治则意味着解决一切问题都仰仗印钞,进而造成外债不断增长。

简而言之,前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依赖国内储蓄,后一种依靠外国储蓄。

美国公共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久为诟病,因为大部分净财富都掌握在民营领域。作为对照,在中国,基础设施由国企拥有和建设,但允许私营部门以创新的方式,竞争基础设施的使用权。自1978年以来,中国国有资产从近80%降低到40%,从而使私营部门能够推动创新、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贸易。尽管坊间不乏批评私有化进展缓慢的声音,国有企业仍积极推进了反腐败和现代化治理的改革,确保它们拥有强大的盈利能力,以支援国家建设目标。

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裘德·布兰切特所指出的:“如果不能痛下决心、坚持不懈地重建内部竞争力,也无心打造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系,美国只会步履维艰,而中国则将大步走向未来。”

随着美国、欧洲和中国政府都开始承担起更多重任,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军事、经济、社会、技术和组织层面上,全方位提能增效,并避免滋生腐败、财富集中和社会不公正扩大。到目前为止,美国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让仅仅1%的人富可敌国、权势熏天。程序民主的致命弱点是当权力格局固化之后,如何推进自我改革。

相反,中国则带领大多数国民摆脱贫困,建设起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并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因此,中美之竞逐,实际上就是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而在实践中看起来都像是市场社会主义。

谁能在这场竞赛中笑到最后,靠的不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对方会崩溃或失势。关键在于谁犯的战略性错误最少。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翻译:臧博;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