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艾略特在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荒原》中曾说：“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全球疫情第三波汹涌而至，社交隔离只能延续，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原定4月召开的春季年会，也将转至线上。
如今世界陷入窘迫情状，疫苗虽面世，其分配却难称公正。如我们所见，几个富裕国家占尽先机，而更多国家的医疗和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最新版《经合组织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各国复苏之路将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某些国家会进展顺利，而另一些国家则需艰难前行——这是一种留面子的官样套话，实际意义就是“灾难”。
病毒全球大流行后，富裕国家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所动用资金相比2008/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所用资金，前者近乎后者的三倍。相对较为贫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承受不了同等规模的印钞，却眼睁睁看着大量资本外流。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20年吸收了3130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比上年缩水480亿美元。此外，根据贸发会议《投资趋势监测》所提供数据，上述国家去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了42％，估计仅为8590亿美元。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导致出口收入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务缠身。过去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翻了一番——从2009年的4.5万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10万亿美元，达到GDP的29％。2020年和2021年，发展中国家面临7000亿美元公共外债的偿还压力，对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这一数字是1万亿美元。
有鉴于此，当官方鼓吹以“平均水准”恢复经济的预测时，我们不应该抱有幻想。从墨西哥到南非，去年的GDP下降幅度超过7％-9％，因此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较为落后的那一半，情况异常严峻。富人无惧通胀，但当食品和能源价格随大量发行货币而水涨船高，穷人将成为主要受害者。
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流动性陷阱假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需求不振，落后于总供应。简言之，大量储蓄被锁定在短期流动资产中，能带来就业增长的长期投资项目则缺乏足够资金。全社会并不缺钱，但由于没人愿意将资金投向长期项目和提升生产力的领域，导致“长期停滞”的恶果，并由此滑入增长缓慢的经济萧条。
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一如上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量化宽松政策面世，这一做法使无须伤筋动骨的短期货币政策大行其道，而解决长期结构性缺陷的策略则被弃置一侧。华尔街通过货币手腕将“主街”玩弄于股掌，没人愿意向富人征税以应对日益加重的不平等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也成了面向世界各国的银行家，向急需美元以恢复经济的国家提供借贷，包括建立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多边开发银行，来供应长期发展资金。
今日形势已逆转。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借款国，截至2020年9月，其净外债达到1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0％强。事实上，如今变成了世界其他地区为其“金主”美国提供资金，而美国却没打算在本土市场上进行长期投资，更不用说在世界其他地方了。
当前的全球资产负债表就是如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持有全球价值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约10万亿，其中60％为美元。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大约背负着10万亿美元的外债，其中大部分也是美元。而且，由于这些国家为债务支付的代价为4％（借款成本增加2％，短期投资和存款的收益降低了2％），它们便为全球银行家和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4000亿美元的收入，而后者能如此获利，正是因为没有给这些国家提供长期投资资金。
其中的讽刺意味正在于此。由于全球评级机构将富国的信用风险定义为低，而将新兴经济体风险定义为偏高，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连本国货币都显不足。其实短期资金并不缺乏，因为仅在2020年，前四大储备货币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增加了9万亿美元。
多边开发银行的总资产为1.6万亿美元，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的年度资金缺口为2.5万亿美元。基本掌控着多边开发银行的富裕国家，拒绝增加资本以弥补这一缺口，转而要求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市场筹措资金。但金融市场的资金只会流向富国。实际上，股票市场的资金能支撑的只有4.1万家上市公司，而数百万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取资本。
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为少数人设计，而未考虑多数人的利益。如果全球的银行家们不愿为客户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只能为自己谋划。
美国和欧洲最近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50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但无意处置结构性流动性陷阱，至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绿色和包容性基础设施投资，应由谁来领导呢？
首先要解决推进大规模建设的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困守于短期思维，让几乎所有国家（除了中国）在规划、建设和运作长期基础设施方面，能力捉襟见肘。事实证明，许多公私合伙项目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或者就是项目设计存在缺憾。多边开发银行满腹怨言，但他们也缺乏有效的咨询，更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而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原本都不是问题。彼时主导建设的是项目工程师，而不像如今这般是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和持有MBA学位的管理者在指引方向。后二者只会纸上谈兵，缺乏源于一线的项目执行技能。
所谓民主，乃是多数人为多数人的福祉而擘划。如今到了新兴经济体为自己谋划的时候了。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曾于20世纪90年代供职于世界银行金融发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