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加快推进《反垄断法》修订，考虑增设数字经济专章，并将数据垄断相关内容纳入其中。
今年以来，一系列的反垄断执法密集亮剑，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国家的决心与力度。
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对于阿里巴巴的反垄断立案调查结果公布，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罚款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计182.28亿元。
更早之前的3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及腾讯、百度等12家公司的10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分别处以50万元的顶格罚单。
3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橙心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荟团、食享会等5家社区团购企业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共计650万元。
与此同时，一系列平台经济监管制度相继推出，年初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明确加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积极回应消费者、经营者等多方需求。
这些都发出了“互联网平台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的强信号。
此外，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进一步为平台经济“立规”“把脉”。会议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释放了发展和规范并重、加强平台各市场主体权益保护、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等重磅信号。
会议再次强调“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进一步明确要“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优化监管框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独中国，多个发达国家也纷纷行动，全球反垄断的浪潮正在兴起。
2020年10月，美国国会公布了针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的反垄断调查报告，认为四大科技巨头在关键业务领域拥有“垄断权”，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两个月后，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这是两部专门针对数字平台和大型科技企业的法律草案。其中，“守门人制度”成为继GDPR之后欧洲在数字治理领域最大的制度创新，对于全球的反垄断规制都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和引领性作用。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了。互联网已经发展了数十年，为何自去年开始如此大力度地反垄断？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反垄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发展的“牛鼻子”又是什么？
平台反垄断大幕为何此时拉开？
关于反垄断，不能仅仅从平台经济的角度来认识问题，更要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高度来统筹考虑，要认识到技术驱动下的数字平台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
从经济角度来看，信息技术革命自上世纪80年代拉开帷幕，大量科技平台、数字平台强势崛起，表现出了比传统工业企业更迅猛的发展速度。然而，一个个“庞然大物”产生，在攫取更多利润的同时，却对经济社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奥托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就是美国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之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那么，效率提升了吗？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相反，经济的公平性锐减——美国学者戈登的研究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了显著下滑。经济学家伊恩•哈撒韦2014年在一篇名为《美国商业活力的衰退》的报告中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内美国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出现了系统性下降，企业的新陈代谢渐趋凝滞，年轻公司在所有企业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简言之，财富与各类资源向头部企业加速聚集，而中小企业备受倾轧，产业活力被明显遏制。
从政治角度看，随着数字巨头的迅猛扩张，超级平台已经渗透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频繁地挑战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权力。正如福山等人发出的警告，数字巨头们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权力，还相当程度地影响并控制了政治。“这些庞然大物支配着信息传播和政治动员的协调。这对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构成了独特的威胁。”
一方面，在社会的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数字平台用以约束参与方的内置规则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张，如通知删除、限制下单、限制用户权益、警告、罚款、封号、下架、直至关店等，这使得“网络互动经常具有复杂的身份构建、规则制定和执行等特征”，这就形成了技术权力化倾向，平台具有了惩罚、税收等实质性权力；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平台的影响范围不断拓宽，商业服务深入千家万户、业务范围渗透至公共领域，对整个社会系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引导、影响、操纵人们的思想行为，左右社会资源配置等。奥巴马曾对《大西洋月刊》表示，“互联网是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并且呼吁政府拿出监管这些公司的方案。
然而，面对这一冲击，政府却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监管滞后于创新是客观规律，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复杂性、变化性，让监管部门即使想要规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平台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对经济税收等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也造成了某种“公共俘获”，使得公共权力反成为平台利益最大化的庇护工具。
随着数字巨头对于社会福利的侵害日益彰显，各国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从“包容”到“审慎”，对其无序扩张的规制本已箭在弦上。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恰恰成了导火索，疫情进一步放大了数字资源、线上经营、规模效应的优势，数字巨头们逆势扩张，但是大量中小企业却因为资金链断裂、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而倒闭死亡，产业经济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巨头们的权力何来？
既然要反垄断，约束数字平台的无序扩张，就要明确一个问题，数字平台的权力来源是什么？
答案是数据。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要素，是数字平台经济赋能和政治赋权的关键所在。
首先，数据是平台取得先发优势的力量之源。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具有边际成本递减、规模报酬递增等诸多优势。且相比技术这一创新要素，数据要素还无需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研发。凭借海量的数据，平台企业能够持续优化产品服务、促进供需双方精准对接，从而获取更多用户、抢占更大市场份额，并发挥数据的规模和范围效应优势，从而大幅降低成本、提升效率，这使得平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巨大的规模，并在市场中获取领导甚至主导地位。
其次，数据是平台能级叠加倍增的放大器。一方面，数据具有越用越多、越用越好的无限增殖特征，数据越多，越能够改善企业经营、优化产品服务，从而吸聚更多用户、汇聚更多资源，更能够实现垄断目标，直白的说，“它们要的不是市场份额，而是整个市场”。另一方面，数据也是平台跨界扩张、拓展更大势力范围的核心利器。数字巨头们依托主营业务获得了海量用户的身份、消费、行为等诸多数据，利用这些数据，数字平台企业能够在关联，甚至并不那么关联的领域开展跨界发展和融通合作，打造根深叶茂的“生态帝国”，形成一个个“商业综合体”“平台权力体”。
第三，数据是平台实现高度控制的核心抓手。表面来看，数据是客观公正的，但分析、使用数据的规则却是由人、由平台来设计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隐含着平台的主观意志，隐含着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动机。而这种人为意识，却能藏在复杂的数据之下，难以被人察觉知晓。一个个隐蔽的“算法黑箱”，缔造了威力更强的“算法霸权”。
今天，数字平台已经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人们认识外界事物的媒介信息由数字平台自动推送，购物、求职、出行等行为仰赖平台的个性化算法，生产生活诸多场景需要借助数字平台完成。人们的思想、行为可被隐秘而有力地引导、操纵，福山在《如何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一文之中，就讲述了美国大选如何被平台和数据所左右的问题。2016年大选中，脸书上的个人隐私数据被泄露给了数据分析公司，向用户定点推送了支持特朗普的宣传广告。此外，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事实上也被平台无形之中把控，如是否发放贷款、贷款金额大小都会经过算法把关等。
反数据垄断，反的是什么？
依据现代反垄断执法传统和实践，监管对象是企业的“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或“垄断状态”。同理，对于数据垄断这一问题，我们要认识到，要反的不是数据本身，也不是企业拥有多少数据，而是企业基于数据开展的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以数据为武器为自己牟取私利，借此削弱甚至消除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福利等。
从消费者视角来看，平台的数据滥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超范围、无节制、强迫性地索取个人数据；二是消费者在贡献个人数据之后，其收益（比如体验了更优质的产品或服务）远远小于所付出的成本、承担的风险——没完没了的广告骚扰、精准推荐，还有差别化定价、大数据杀熟，甚至每一分消费者剩余价值都被精准榨干；如隐私泄露，由于平台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内外勾结、黑客入侵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面临着直接威胁。
从竞争者角度来看，巨头平台将进一步妨碍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可能通过设置各种限制性的数据访问、使用的条款，如数据搭售、基于数据的纵向约束条款等，来排除限制竞争、巩固自身领导地位。此外，数据驱动型的企业并购也可能会强化封锁效应、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担忧在国外已有相关案例，2014年Facebook收购即时通讯服务商WhatsApp时，就曾引起欧盟监管部门的关注。近期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的反垄断调查，其收购业务也是关注重点之一。
从平台参与者来看，巨头平台将拥有更强的议价权，并借由数据、算法对其形成倾轧。如对电商、餐饮商家强迫实行“二选一”，针对在线音乐、游戏、文学等内容领域独家版权授权以垄断知识产权，以及通过算法迫使外卖骑手、快递员等进行“压榨性劳动”，为了获得高收入，骑手们普遍性逆行、超速、闯红灯，但跑得越快，随之就会被要求以更快的速度送达，形成了一个越逼越紧的绳索。
当参与方地位严重不对等之时，拥有支配地位的一方很可能为所欲为，严重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显然，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市场失灵的守门人，对于防止垄断、保持市场良性竞争，是自然责无旁贷。
显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是国家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而要实现维护市场公平秩序、平台经济创新合规发展的目标，则要“双管齐下”，除了要对垄断企业进行约束之外，还要以数据要素为抓手，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对此，笔者建议加快推进《反垄断法》修订，可考虑增设数字经济专章，并将数据垄断相关内容纳入其中。同时，考虑在数据领域引入必要设施原则，依照数据对于竞争不可或缺、拒绝开放没有正当理由、开放共享具有可行性等原则加以认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细化数据产权、价值评估、数据安全等规定，促进数据生产要素被更多主体、更为充分地使用，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活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