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数据公布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澄清了之前的一些质疑，同时引发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新的讨论。
其中一个讨论的焦点依旧是，中国的人口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我一直以来的看法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这是各种原因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短时期内无法更改的事实。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下，持续地保持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以及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不懈努力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去年，我和梁建章先生就人口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各自写了十篇文章，已经基本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借着这次七人普结果公布，我再次系统性地阐明一下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首要问题是，现有的人口规模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根据七人普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33972万人相比，增加7206万人。
借由这个数据我所想到的是，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人均差距仍然巨大。
有学者预计，到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但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人口基数超过14亿，而美国人口仅3亿多。
由于人口规模造成的人均指标差距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可能需要花费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如果与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少数国家相比，可能我们永远达不到它们的水平。
同时需要看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水平仍然处于低位。虽然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等以上收入国家水平，但是收入分配十分不平衡，且差距悬殊。
按照统计上的人均收入群体划分标准，中等收入是指月收入在2000元-5000元，中等偏上收入是指月收入在5000元-10000元，而高收入是指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按照统计，中国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人口只有4亿多，如果把月均收入1万元以上的人口归入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中等偏上收入群体，可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也就2亿多。那么，剩下的大约12亿则是中等及以下收入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因此，解决这一庞大人群的收入增长和稳定就业问题，应该是制定与人口相关的经济政策重点。
人口问题涉及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人口素质亟需改善。从七人普数据看，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9年，也就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水平。如果从人口结构看，农村常住人口平均的受教育年限更低。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5.5 %，而且分布极不平衡。北京约42%的常住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而对于一些中西部地区来说，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当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弥补地区差距，增加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而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才是根本的问题。
七人普的数据显示，按照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中部地区占25.83%，西部地区占27.12%，东北地区占6.98%。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
具体来看，从2010年-2020年，中国出现人口萎缩省份扩大到6个——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其中最少的甘肃10年间减少了55万人，最多的黑龙江减少了646万人。
在我看来，人口分布不均衡，流动性增强是好事。但有很多人认为，人口的减少是影响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按照市场规律，要素的空间流动是正常现象，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其主要的动力来源就是放开了要素区域流动限制。从打破城乡间劳动力要素流动开始，之后是城镇间人口的流动，才使得充分利用不同区域的优势，推动了经济的全面增长。反过来看，一些曾经拥有国家优质资源注入优势的地区，最典型莫过于东北三省，为什么现在却成了主要的人口流出地，以至遭遇了经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出于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和区位条件动态变化。从这个意义来说，人口的变化只是结果，而非原因。
如果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在这些人口大量流出的地方鼓励生育，而不是去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是是否能够生出那么多人口；二是即使生出更多人口，未来仍然会继续外流。因此，如果真正尊重市场规律，考虑问题的重点不是这些地区人口多或少，而是导致增长困境的各种体制原因。
七人普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
相关的数据，也引发了很多人关于“人口危机”的焦虑。
但在我看到，长寿时代和老龄化是看待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不同视角，很多人只看到了“危”，而没有看到“机”。
显然，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是当下的现实。但从乐观的角度看，中国在中等收入时期就已经步入了长寿时代，恰恰说明了国家在进步，医学和健康水平都得到大幅提高。这里既有体制优势也有发展的成果，应该为此感到庆幸。这也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新冠抗疫成功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对于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是财政供给不足，过去的高福利机制下形成的优厚的养老金体制，给国家的财政支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难以解决。可能这是我们要及早警示和避免的结果。
再换一个角度分析，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机器对于人工的替代，人口年龄的提高和健康水平的增长导致工作期限的延长等，都是利好，而不是压力。
因此，未来解决长寿时代关系到的体制问题，就是如何吸取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避免过早地造成财政巨大的压力，形成符合中国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养老保障机制。同时，针对老龄人口的市场开发、银发经济、延长退休年限等，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市场潜力。
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关于劳动年龄人口，七人普数据显示，15岁-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与2010年相比，下降了6.79个百分点。
劳动年龄下降的背后，是增长的动能依靠人口优势的时代已经过去的现实。我们曾经经历过世界工厂时代。那个时候也是劳动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高峰。但是从低工资低福利和廉价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转化为依靠更多的技术优势，依靠劳动力质量的优势，应该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未来。由此而发生的变化，从产出一头继续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应该已经过去。但是从市场一头，如何发挥人口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则是我们在制定政策应该考虑的问题。
而这种市场需求则包含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也包括了受过不同教育年限的人口，还包括正在处于人口变动期的城乡人口和区域间人口。
只有正确地理解中国人口处于转型时代的特征，才能正确提出适应人口变动的发展战略。而不是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上，仍然将所谓的人口大国优势不再视作危机。
另外，提升人口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仍是未来发展中的大事。提出所谓“中国危机”，是一些发达国家处于自身利益的偏狭，担忧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未来发展。毕竟中国的人均排放标准和粗放性发展模式，可能被巨大的人口规模所放大，因此而产生的后果难以预测。
但是从事关国计民生的能源进口结构和农产品进口结构看，在国际上也是优势与劣势并存。所谓优势是中国拥有巨大市场，所谓劣势是资源的有限供给和国家安全保障。但是如果从中国增长和制度性的自动调节机制看，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显然已经列入了宏观政策决策。如果相关政策可以得到持续落实，例如碳中和方案的提出以及政策的制定等，在未来一定的时间内，中国可以实现低碳化的发展模式，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充分利用提高资源和能源配置效率可以产生的市场机会，对全球化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就此而言，中国现有的人口结构和数量，对于世界将会是巨大的利好。
过去10年，中国的每年出生人口出现过几次波动。
2011年到2014年，每年出生人口均缓慢上升，到了2015年开始出现下降，从2014年的1687万降低为1655万，2016年和2017年因”全面二孩“政策每年出生人口均高于1700万。但2018年开始进入下降通道，每年的出生人口不到1600万人，2018年和2019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523万、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下降明显。
从数据来判断，人口生育政策将会逐步放开，但我认为，并不需要转化为鼓励生育政策。从中国人口持续处于低增长的状态看，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已经明显显现。可以肯定，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还有各种社会观念的转化，未来的生育率还会下降，因此稳步有序地逐步放开人口生育限制是大势所趋。
有些人提出，通过鼓励生育，可以解决中国增长动力问题，这可能还是对于经济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十分了解。因为世界上高生育率的国家都是中低收入国家，这也是客观的现实。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现有的资源究竟是支持人口结构改善，还是继续增加人口数量，放大中国总人口来计算人均水平的分母？
我认为，应该先把中长期内的重点放在人口结构的改善上，包括如何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如何增加容纳就业的能力，如何提高人均的公共服务能力包括健康和医疗保障能力，如何提升人口质量和素质的竞争力，而不是鼓励生育。
另外，有学者认为，增加人口才可以提高房地产的需求，其实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如果没有收入和就业质量的提高，何谈购买住房的能力？而且在人口空间迁徙的大格局下，未来城乡人口的变化，区域人口的变化，以及未来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都会带来各种市场需求的变化，包括房地产需求的变化。这些都不是靠增加出生人口就可以解决的。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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