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老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少了，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劳动力人口需要供养的人口多了，有可能供养不起，于是成为了问题。更重要的，因为劳动力人口减少，需求的增长乏力，经济失去了推动力，于是成为让人恐慌的问题。更让人惊恐的是，人口第一大国人口增长的拐点，人口峰值就在眼前。当下的我们，每个人都将是这拐点上的一分子。有人把中国这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大量的人口红利。眼看老龄社会的到来，不禁感叹这人口红利的丧失，呼吁放开生育，甚至建议鼓励生育。似乎只有出生率超过死亡率，劳动力人口超过非劳动力人口并不断增长，就能保住人口红利，确保经济增长有不竭的动力。
人口何以成为红利？这才是人口增长失速的当下，人类需要追究的问题。
人口结构并非决定因素
当马寅初呼吁计划生育的时候，我们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当我们说中国这四十年是托人口红利的福，我们却正是在开启这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时候将计划生育作为国策的。那些年，我们每年千辛万苦、千方百计GDP增长“保八”，只是因为只有每年GDP增长速度高于8%，才能确保为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非洲的年轻人口似乎常年多于老年人口。中国周围的许多国家，也是年轻人口多于老年人口。他们的人口红利在哪里？
中国之所以获得了丰厚的人口红利，关键是开启改革开放进程的同时，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如果只有改革开放，没有全球化的机会，肯定会有人口红利，但恐怕不至于这么丰厚。只有全球化的机会，没有改革开放，这机会并不会因为你有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就能轻易抓住的。全球化并不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开启的，这之前是亚洲四小龙抓住了机会。
一个社会，让人们有机会去追求美好生活，有机会去创造价值，才是真正的红利来源。单纯的人口结构比例，会对社会经济有影响，但一定不是单一的决定性影响。
开掘现有人口潜能
所谓劳动力人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类的寿命在延长，创造价值的岗位不断丰富。传统说的劳动力人口，主要是从体力劳动的角度衡量的。高度工业化，尤其是教育普及化以后，人类的生存状态，不仅有自然年龄的阶段区分，更有人为的幼儿、学习、工作和退休的阶段区分，于是劳动力人口被严格限定在毕业后到退休的年龄段。所谓红利，主要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产生的。这样的划分，是否符合现代人类，乃至未来人类的实际状况和可能状况，是值得研究的。心理学有心理暗示一说，人如果自我认为身体不舒服，不断地这么认为，最后真的会导致身体出毛病。宏观经济方面，有市场预期，当大家都在谈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真的会到来。我们对劳动力人口年龄段的定性，也会扼杀这个年龄段以外人口的价值创造能力。一些关于人口趋势的恐慌性预测，难免不是人在自己给自己挖陷阱。
我们在说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的同时，感叹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现有劳动力人口本身的红利是否被充分发掘？机关在搞干部年轻化，不少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还有退居二线制度。更有不少大型民营企业，只聘用35岁以下的员工。
十多年前，到基层行调研，三十多岁的支行行长在感叹，行里员工老化，平均年龄四十多岁。原因是，当时为了减员增效，上级行控制新员工招聘，许多基层行多年没有补充新鲜血液。我观察了一下，确实有暮气沉沉的感觉。心里想，即使是四十多岁，也不是老人啊，不至于如此没有朝气。再进一步分析，是有退居二线制度。处级干部55岁退居二线，科级干部50岁退居二线。有的地方加码，股级干部45岁退居二线。这意味着，一个干部，如果30岁还没有提拔，就没有晋升的希望了；提拔后，如果没有不断地提拔，做十多年就要退居二线。最大的问题是，退居二线后，基本上就闲置在那里，连一般员工的作用都发挥不了。所以，人们在40岁左右的时候，已经在心理暗示自己，老啦，老啦，事业已到尽头。因为事业已到尽头，就失去了继续学习新知识的动力，这不知不觉中就反映到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上，进而反映到一个单位的精神状态上。
四十年前，提倡干部年轻化，是有当时的现实需要的。因为文革结束后，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看，当时的干部是青黄不接，需要加速干部的年轻化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股浪潮中成长起来的，赶上了年轻化的机会。但，我们始终认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不会是常态化的现象。没想到，当我们退休了，这样的非常态化现象依然在持续。
毫无疑问，一个企业，如果员工年轻化，会更有朝气，更有创造力。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状态，则是在加速人口红利的收缩，或者说是在加速人力资本的折旧。
如果，企业、机关年轻化的非常态化现象今后是趋势，是常态化现象，那么与其研究促进生育的政策，还不如研究如何发掘现有劳动力人口的红利潜能。这不是简单地延长退休年龄，因为延长退休年龄，无非是延长退居二线的时间，并不能让人在延长的工作年度中创造社会价值。因此，这样的改革，比放开二胎艰难得多，但却有效得多。
因为老龄社会的到来，各路英雄开始大谈开发银发市场。这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要开发银发一族的需求市场。这样看来，银发一族至少可以为黑发一族提供就业岗位，可以为黑发一族提供产生人口红利的空间。不过，我们是否考虑过，银发市场的供应端，也可以部分是银色的？人口红利的发掘，是否应该考虑全员人口，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年轻人口中。
老龄化，出生人口下降，不仅是中国的现象，几乎是经济发达与比较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现象。需要反思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前文说到，工业社会和教育的普及，将人的一生划分为截然分明的幼儿、学生、工作、退休阶段。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寿命延长，文化素养提高，物质资料丰富，职业选择多样，家庭小型化，体力已经不再是衡量劳动力的唯一指标，这样切割式的人生阶段的划分，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与这样的生存状态相关联。后工业化时代，或者说数字经济时代，人类需要改变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与老龄社会和谐相处，人生阶段的界限需要设法模糊化、平滑化，甚至交替化。
全球人口均衡大变局
人类人口的起伏变动，历史上多有，原因不外乎战争、饥荒、瘟疫、气候变化等。但如果往深里分析，战争、饥荒、瘟疫、气候变化等现象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有时还是人口变化。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口变化的原因是人口变化，是一个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承受不了增加了的人口。表面上看，战争等是人为因素，是英雄们、野心家们在创造历史，实际上英雄们、野心家们是被“无形之手”无奈地推上历史的。也许他们因为知道是无奈，所以只能说是“天意”，是“上帝的选择”。历史上，因为战争、瘟疫、饥荒等原因，造成人类人口的暴力式减少，减少的往往正是有人口红利的劳动力人口，杜甫的《三吏》《三别》中有很好的反映。我们可以说，是“看得见的手”造成的，或者是“看不见的手”造成的。但无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看得见的手”，背后似乎都有无形之手在推动，或许就是“上帝之手”。因为每次事件之后，人类社会似乎都迎来了新的均衡，人口和经济在崩溃后重新开始增长。
然而，今天，人类或许是第一次面临在和平状态下，经济高度发展，物质生活资料异常丰富条件下，人口增长失速，并且伴随着老龄化。更关键的是，这不是单纯一个国家的现象，无关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过，这“和平”状态会是常态吗？那上帝的无形之手会将我们人类推向如何境地？这可能是比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失速，人口红利消失更让人担心的。今天，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失速虽然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但也不是完全普遍的现象，还是有着明显的贫富差异。如果仔细分析，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早就进入老龄化、人口增长失速的时期了，只是因为移民政策在维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假如我们真的认为人口红利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这些国家是依靠输入性人口红利在支撑经济的发展，同时把战争、饥荒、动乱等留在了那些有丰富的劳动力人口却不产生人口红利的国家。这样的均衡方式，现在看来不能持续下去了，输入性人口红利对这些国家自身的人口结构和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不均衡，于是产生了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象，不仅仅是美国现象。这样的现象，会将世界带向何方，这是百年大变局的一个未知数。
当是时也，我们需要从全球变局的视野来看待人口变化，不能就人口论人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开药方。放开生育政策是应该的，但鼓励生育的政策之类，还是省省为妙，解不了近忧，还会留下远患。人类的生育欲望，不是直线逻辑的产物。和平时期人口稳步增长，不一定是生育欲望增强，更主要的是因为存活率提高和寿命的延长。人类往往是在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冥冥之中生育欲望更加强烈，在未来生老病死有保障的情况下，反而没有生育的欲望。现代发达经济体率先进入老龄社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注脚。我很怀疑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中的真正作用。因为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家庭少子化的过程。我们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速度由前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快于这些国家一点都不奇怪，更何况我国没有输入人口红利。所以，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也会在这个时期进入老龄社会，人口增长失速。计划生育政策如此，何况奖励生育政策？新加坡搞了多年奖励生育政策，效果乏善可陈。
在老龄化的同时，我们还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也就是说，当我们惊恐于人口萎缩的时候，“地球能负担多少人类？”依然是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人类人口，我国人口不会线性无限萎缩，无需过分担心。但一定也不是越多越好。当下，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人口红利是如何产生的，肯定不是单一的劳动力低成本。实际上是要通过不断改革，建设一个让人人有机会去追求美好生活，有机会去创造价值的社会。其次，我们更要关注我国由于人口流动造成的地区间人口结构差异会对我们国家经济、政治产生的可能影响。强行平衡各地人口结构是不可能的，但如何通过政策有效引导有利因素，防止风险的产生，却是亟待研究的。第三，国际上部分国家老龄化导致的国际人口结构不平衡，可能对国际政治经济带来的风险，以及这些风险对我国可能的影响，我国的应对之策，也是亟待研究的。
（作者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