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7月3日早晨，原农业部部长何康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何康早年投身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农业（或农林）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他先后担任农牧渔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1983-1990年），积极推动农村改革，热情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为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何康荣获“世界粮食奖”，世界粮食基金会颁奖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现代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粮食自给，在中国取得这项成就的进程中，何康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为了让读者了解何康先生的事业经历和中国农业发展历程，特刊出多年前《财经》记者对何康先生的专访，谨以此文向这位“一生为农业而奋斗”的前辈致敬。
“农业必须注重科学技术”
《财经》：从1952年开始，您在海南领导橡胶研究20多年，直到1978年才调回北京，最初您在什么部门工作？
何康：在农林部当副部长。1979年2月撤销农林部，恢复农业部、林业部和农垦部，我在农业部，还是副部长，主管农业区划、科技、教育、外事等，以后是常务副部长，慢慢管全面工作了。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农业部、农垦部、国家水产总局合并设立农牧渔业部，林乎加担任部长，离休后我接任他。
1979年，为了加强农业，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任主任，后来是万里，我是五位副主任之一，当时我还兼任农业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委副主任。杜润生主要工作是主管农业改革政策，我主管农业科技、教育和外事等工作。
《财经》：您回北京的时候，正是中国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农业。
何康：一些地方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很有魄力，对农业又熟悉，还有安徽的经验，再加上杜润生本身是一个老干部，经历很丰富，熟悉农业和农村。他们大力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专程到山东荷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总结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我应山东省政府邀请，在山东济南做了一次农业、农村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有几百人。
《财经》：一个是搞生产关系，一个是搞生产力。
何康：粮从哪里来？要靠提高生产力，依靠勤劳，依靠科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积极性，勤劳有了，还要加上科学。科学种田，才能提高产量。1978年7月，我率领由26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美国。这是中美正式建交前第一个访美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重视。历时40天，走遍美国主要农业生产区中西部14个州，参观了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大学农学院、农场牧场、种子公司、农畜产品加工厂以及农场主合作组织、农业展览会等102个单位。我特别考察了美国的园艺场和农业教育，对美国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当代农业的现代化格局有了具体了解，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的差距，对美国现代农业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访美归来，邓小平、叶剑英以及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亲自出席了汇报会，听取了我们的考察报告和结合中国实际所提出的七项建议。
《财经》：哪七项呢？
何康：包括增加农业投资、发展社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健全科教机构、建立种子公司、加强水土保持、实行农林牧三结合，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
我是从事科研出身的，深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我就提出，中国的农业要想发展，必须注重科学技术，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县，都要加强农业教育。解决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一定要重视智力开发，培养一大批既有知识、又掌握技术的人才，才能提高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所以到农业部和国家农委工作后，我立即着手恢复与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农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把被拆散、撤销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学基本条件不能开展工作的科研院校机构，想方设法迁回原址。
当时做了一件复校办学的大难问题，就是把农业大学迁回原址办学。“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农业大学（后改名为中国农业大学）被外迁到陕西省甘泉县的清泉沟和河北涿县，条件恶劣，根本没有办法办学。“文革”结束后，农大强烈要求回到北京。当时回迁的阻力很大，占用校舍的单位拒不退房，有人认为北京农业大学回北京增添了城市生活的压力。我们顶住各种压力，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终于在1978年11月将农大搬回北京马连洼原址办学。与此同时，我还与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多次商议，促成了南京农学院（后改名为南京农业大学）顺利地从扬州迁回了南京。还有福建、甘肃等农业大学。
《财经》：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水平落后的国家，要求县一级都要有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谈何容易。
何康：确实有困难。因为农业技术都在科学院、大学里面，县里的农业局只有很少几个技术干部到处跑，也推广不了农业技术。怎么把技术直接推广到农村？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提出在县一级建立四级科研网，即从县、乡、村，一直到户。不到户那就是空的。如果只到镇上，弄个展览室，大家看着挺好，老百姓没有实惠。中国8亿农民，两亿多农户，怎么培训？最好是听喇叭。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中央农业广播学校，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所有农民进行科学普及和教育，广播频率覆盖全国。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乡的五级办学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职业教育、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最大的基地。我兼任这个广播学校的校长。全国2400多个县，不少县长都是这个学校的学员。在农闲时我们还安排一个月的面授，在这个学校修业及格的学生，可以获得中专毕业文凭。二十多年前，能够有中专毕业文凭就不简单了，所以许多人都积极学习。
《财经》：当时还有一个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
何康：这是农业部直接办的。我们发现，光有劲头不行，还要用马力大的拖拉机来带，谁是马力大的？县委第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他们不抓，底下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副县长力度就小多了。“抓头头，头头抓”，不解决这个问题，“肠梗阻’，到他们那里就堵住了。农业要马力大的人来拖，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由此而生。我们把这个学院设在北京农业大学里，专门培训省长、省委书记，地、市领导，特别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当时还利用省委书记、省长到中央开会的机会，事先沟通联系好，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花个一天两天时间，找最有名教授、校长给他们授课，我自己也去讲。一般第一讲都是由我来，主要是讲宏观形势及政策。全国有什么新的东西，带他们参观一下，他们有了兴趣，把这些东西带回去，推广力度就大得多了。
《财经》：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相当于成人高等学校吧。
何康：对，直属于农业部的成人高等学校，在二十多年前是很被认可的。在当时，学历成了大问题，“升官”要有文凭，而许多地方领导都没有上过大学。农业部就和教育部商量好，许多地方领导有很多实际经验，实际经验比大学教授强多了，就是没有系统受过教育，补上这一课就行了，我们中央农业干部管理学院可以发相关培训证书。这样一来地方领导来学习的积极性高涨了。
《财经》：听说您在部长任内去过上千个县，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
何康：没有那么多县，而是主要的农业县，每个省区倒是都去过了。我就是想推动农业科技在全国的普及。因为中国在用世界上9%的可耕土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解决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就是提高单产，而提高单产就不能靠天吃饭，必须主动出击，有所作为。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工业还拿不出力量支援农业，所以农业工作者应该从自身角度挖掘潜力。我坚信，如果做好这一点，我国的农业可以大进一步。
“农产品的出路在于商品化”
《财经》：1983年，开始在全国建立商品粮基地，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何康：我国人口众多，除了现有人口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所消耗的粮食外，还要解决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饲料等工业的增长需要，这就要求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建立一批能解决粮食产销矛盾的商品粮基地。还有，长期以来，农业投资习惯于撒胡椒面，加上管理不严，收效不大。农村改革以后,全国的粮食供求形势迅速好转,政府也对农业及粮食生产有所忽视,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支出中,农业投资占的份额下降。同时,由于乡村非农产业迅速扩展,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投资也相对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为更加集中地使用有限的资金,调动地方及农户增加投资的积极性，我们就大胆改革，选择具有发展粮食生产优势，能够稳定地提供较多的商品粮，在地区上连片分布的产粮区，以县为单元，建设商品粮基地，一个基地给启动资金几百万，以后每年给几百万，几年验收，最后拿出多少商品粮交给国家。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技推广网络、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小型农田水利、中低产田改造、农机具配套等方面。
另一方面，我逐渐认识到，粮食商品化才是实现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购买力的根本途径。以前，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粮食市场，没有一个开放的市场，都由国营粮食部门统一定价、统一定级、统一购销，因此粮食市场化程度低，都是农民留足自需后，“多余”的卖给国家，超过国家征购任务的部分，国家以较高价格收购，形成一个“准市场”。但是这种“多余”粮食的“准市场”实际上是在农民之外进行循环和交换平衡的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弹性小，稳定性差。当农业丰收，“多余”量大时,很快出现供过于求,农民卖粮难，价格下降，谷贱伤农：当农业歉收，“多余”量少时，马上出现供不应求,严重时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这也与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生产规模小、分工不发达密切相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粮食的商品化。粮食商品率是反映粮食生产发展水平和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世界粮食生产大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的粮食商品率都比较高。可是我国粮食生产仍以自给性为主，粮食商品率普遍较低。为什么要建设“商品粮基地”，为什么叫做“商品粮基地”？其深层含义就在这里。
《财经》：建立商品粮基地以后，效果明显吗？
何康：很明显，如1983年，我国在黑、吉、皖、豫、苏、赣、湘、鄂8个省，选建了50个商品粮试点县，经一年的建设已形成一定规模新的生产能力，第二年提供的商品粮就占同年全国商品粮总数的八分之一，对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这说明，集中一定的资金，建设一批有粮食优势的生产基地，是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好办法。
所以，我们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从1986年起，国家和地方每年拿出2个亿的投资，又在全国分批分期建设了194个商品粮基地县。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技术大面积推广运用,使这些基地县(市)的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能力明显提高。
《财经》：不仅粮食的出路在于实现粮食的商品化，一切农产品的出路也在于商品化。
何康：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实际上是农民留足自需后“多余”的市场，要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也必须实现农产品商品化。农产品商品化，意味着农民不再自留口粮，产品全部流入市场。用出售产品的收入,在市场上自由选购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必需品。农产品商品化,农民不再以生产口粮为第一生产目的，农业生产不再以自我需要为主导，而是以市场导向，就可以突破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格局，在社会化大分工前提下形成真正的专业化生产。只有实现农产品商品化，通过市场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才有可能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实现规模化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如果农产品大部分作为生产者自身的口粮，多余部分才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就不可能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因此，从1983年开始，我们在全国粮棉重点产区分期分批建设商品粮棉生产基地，为丰富大中城市的副食品供应，1985年召开了大中城市会议，又叫“八字会”，研究提高肉、禽、蛋、奶、鱼、果、菜、花八个字的产量和质量，以后逐步发展为“菜篮子工程”；为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从1986年开始，分期分批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是要突破由国营商业部门独家垄断、独家经营的农产品渠道为多元化渠道。到1993年底，全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达2080个，城乡集贸市场已达8.3万个，其中农副产品专业市场8220个，初步形成了全国大市场、大流通的新格局。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率，活跃了市场，农民也得到了实惠。
《财经》：其中“菜篮子工程”给人们的印象最深。
何康：农业部由我出面于1987年开始部署京、津、沪三大城市建设肉、禽、蛋、奶基地，以解决城市长期以来的畜产品匮乏问题。事实证明，凭籍城市在技术财力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迅速实现畜牧业现代化集约化生产，满足城市居民对畜产品强烈需求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此后农业部在三大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88年又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良种繁育、饲料工业、农畜产品加工、机械化生产等系统工程建设，并率先在全国主要大城市范围内实施，逐步推向农村。
1990年起，中国的肉类和禽蛋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1993年全国城乡居民肉、蛋等主要畜产品基本满足需要。到九十年代中期之前，“菜篮子工程”产品持续、快速增长，质量明显提高，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对畜产、水产、蔬菜等食品不均衡供应和紧缺局面，人民营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钱从乡镇企业里来”
《财经》：在八十年代，农业部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何康：人多地少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在考虑农村经济发展时，不能不考虑这个基本事实。随着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随之也提高，农村中必然出现剩余劳动力。在解决了粮食问题吃饱饭以后，农民面临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中国人均耕地太少，吃饱饭可以，想致富，依靠土地不可能。农民又那么多，就业也是大问题。如果大量转入城市，将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我说，人往乡镇企业去，钱从乡镇企业来。
《财经》：乡镇企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了？
何康：乡镇企业的萌芽很早就有了。50年代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组织了集体的工副业，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农村富余的劳动力，来创办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企业。这可以看作乡镇企业的萌芽。那时叫做社队企业，毛泽东同志说这是“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当时的口号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落脚在农业上。由于发展还是比较慢，收入也比较少。人民公社时期，为了赶超英美和实现两个过渡发展社办工业，但到了60 年代后又决定社队不办企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专门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个大的发展，这以后社队企业发展得很迅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在原有的公社、大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乡镇企业。具体来说，就是在农村设厂从事技术较为简单的轻工、服装、食品等加工业，既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又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
《财经》：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据说，当时就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至今也有人对此持批评意见。
何康：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有人反对乡镇企业的分散布局，认为村村建厂，处处冒烟，环境遭破坏；还有人主张农民进城，推进城市化才是出路。批评都有道理，但是没有看到当时的具体情况。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是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和缺乏流转性的土地制度造成的，他进不了城，只能就地，设备又是国家计划分配，不卖给农民，完全出于无奈的选择，在当时根本不可能突破这些限制。1986年的“一号文件” 松了一点口子，“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至于破坏环境，问题，也不像一些人想象得那么严重。
《财经》：为什么叫乡镇企业，而不是叫做乡村企业？
何康：很多人说是不是叫“乡村企业”，当然有村办的，但主要的在乡镇。我们再三考虑，企业不能分散，有水电的问题，有产品结合的问题，往哪儿集中呢？往镇集中。镇里交通比较方便。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建立了乡镇政府。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当时农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的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１９８７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 乡镇企业创造了许多辉煌，成为了我国城乡经济市场化改革和以工哺农的先导力量。乡镇企业是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五业并举”，在产权上是乡办、村办、个人、私营“四轮驱动”，为市场化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具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当时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异军突起。我曾经陪同德国农业部长埃特一起去参观一些乡镇企业。他说，你们的乡镇企业上可以给国家增加税收，下可以增加农业投入，中间可以把农民富裕起来，我看你们盖了许多小洋房，很好。这样的经验，我们回去要传播。一位国家元首说，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武器”。
当时社会上指责乡镇企业同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1990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到苏南考察，有几个部长陪着，我也去了，重点看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什么都能搞，又搞钮扣，又搞纺织。钱从哪儿来的？我说钱从乡镇企业里来。我们到市场去看，市场热闹极了，很多国营厂子都跑到这儿来买半成品，回去一加工就成了。苏南农民的耕地非常少，一人仅有几分。这么多人往哪儿走，让他们搞半加工不行吗？既富裕农民、活跃了市场，也解决了就业问题。李鹏总理到南京后发表了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讲话，说“看来乡镇企业有一个好的机制”。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有两次超常规的发展，第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第二次就是九十年代。1990年1月，在农业部的发起下，成立了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我兼任会长，而且连续担任了两届会长。
《财经》：当时有两个副会长，一个是浙江万向节总厂的鲁冠球，一个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鲁冠球现在还是非常活跃的企业家，但是禹作敏已经病死狱中了。
何康：我早就认识禹作敏，也劝过他要谦虚谨慎，但是他不听。1992年他就出事被抓起来，还被判了刑。当时禹作敏是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被抓起来的消息引起了一些人的顾虑，认为乡镇企业有问题了，其实不是，这只是说明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
从1990年开始，乡镇企业又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到1992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已经达到4485多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为3350亿元，这两个数字分别占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二。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农业多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我是代表中国八亿农民领奖的”
《财经》：1993年您获得世界粮食奖。
何康：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世界食物奖”，粮食是主要的食物，但是粮食并不等于全部食物。诺贝尔奖着重在基础科学，农业始终没有这样权威的大奖。国际上有识之士认为，农业应该设立奖项，奖励在解决人类食物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美国的诺曼·波劳格先生因为在农业上推动“绿色革命”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他倡议下设立了“世界食物奖”。
《财经》：这个奖项主要是奖励在世界粮食生产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各国人士，相当于粮食或者农业上的诺贝尔奖。
何康：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财经》：我注意到，在你之前有七位获奖者，但是这七人都是学者，只有你一个人是政府官员。世界粮食基金会在颁奖辞里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现代历史上首次实现了粮食自给，在中国取得这项成就的进程中，何康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你是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农业官员，这是肯定你对农业的贡献。
何康：不是肯定我，而是肯定中国，肯定中国农民，中国农业工作者。我是代表中国八亿农民领奖的，真正得奖的应该是勤劳的中国农民。建国前，美国发表的艾奇逊白皮书说，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人。可是最后证明，中国用世界最少的耕地，养活了最多的人口，这是了不起的事，是中国农业工作者和农民的重大贡献。中国解决粮食问题对人类是一个重大贡献，足够多的粮食和农产品使得中国人获得了免于饥寒的自由。
1993年我到美国领取“世界食物奖”，克林顿总统还在白宫会见了我。“世界食物奖”奖金二十万美金，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下面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科研基金”，用于奖励高等农业院校品学兼优的学生，激励更多的学子奋发向上。同时用一部分基金支持农业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从1997年至2008年已评选11次，共奖励和资助了1300多名学生。
《财经》：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学者莱斯特·布朗撰写了一部书，书名是《谁来养活中国》。布朗的观点是，到2030年，拥有16亿人口的中国将不得不为吃饭问题而发愁。意思是说，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人。布朗的这一中国粮食危机论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学界的热烈讨论。
何康：中国人能够养活中国人，这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得清醒，受耕地少，人均只有一亩多和自然条件限制，中国的粮食永远是捉襟见肘，而不是游刃有余的问题。
《财经》：也就是说，中国粮食基本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但不会是游刃有余。
何康：对，不能像美国有那么大的富余空间。中国一旦出现大饥荒，世界上难道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喂饱中国13亿人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警钟长鸣，不要吃两天饱饭，就觉得问题解决了，不能轻言中国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现在只能说基本解决，还要继续努力，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要加倍努力。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是低水平的自给，捉襟见肘，而不是游刃有余。
我认为，不能由于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减少，就影响了农业作为经济基础的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不能忘记这一战略思想。我们要保持警觉状态，各级领导有危机感才行。不能认为，现在主要问题是工业问题，好像农业没事了。实际中国最大问题还是农村问题、农业问题。
《财经》：您是1990年退休的，其实1988年您就年满65岁了。
何康：正部长都是65岁退休。原来说由国务委员陈俊生兼任农业部长，可是他身体不好，我又多干两年。1990年退休，又到全国人大去了。直到1998年才完全退下来。
退休后，有一件事让我十分感动。我在广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马保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农学家，1961年受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职近三十年。1991年他回到国内，到北京参加两岸农业发展研讨会，我热情接待了他。他热爱家乡，多次回国。马先生充满童心和爱心，他晚年的一个愿望，是努力创造以最长的年纪站在大学讲台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表示，愿意到广西大学做教书的义工。我和他约定，有一天两人一起上讲堂，为学生授课。1999年10月，马保之先生和我一起如约来到广西大学教书，他讲授《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及功能》，我讲《农业资源》。
《财经》：那一年马先生已经92岁高龄了，而您也已经76岁了，一对师生、两位白发老人同时走课堂，这真是教育界的佳话啊。
何康：马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认真、最优秀的教师之一。他一直坚持站着讲课，所以每次上课前他不仅要详细备课，而且要将讲课大纲背下来，然后脱稿讲授。我们一起教学两年，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文有删节）
采访时间 ：2009年6月9日—10日
采访地点：北京 东城区 和平里
何康简介
何康，福建福州人，1923年出生，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曾任重庆南渝中学（即现在的重庆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先后在广西、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林业部、农业部司长，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学院院长，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委副主任兼农业部副部长，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农牧渔业部部长，中国科协第三、四届副主席，农业部部长，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986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荣誉科学博士，1993年获第七届世界食物奖。著有《八十年代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