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内需、消费引擎、城市化红利、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新动能、共同富裕等等都被视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词，而大都市圈更是被视为串起并激活这一系列关键词的关键。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大都市圈范畴内，往往更容易得到解决，比如县域经济内的城乡统筹，相较于大都市圈内的城乡统筹，就是事倍功半与事半功倍的区别。
其他如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业升级、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服务一体化等等，在大都市圈的范畴内考量和布局，也能收到更好的规模效应和边际效益。甚至扰攘多年的大城市与小城镇也即城市化与城镇化路线之争，在大都市圈范围内也能求得善局：宜大城市则大城市，宜小城镇则小城镇，因为在大都市圈内部它们可以资源对流互换相得益彰。
事实证明，在大都市圈的规模和集聚效应之下，有来自大城市的资本溢出和消费下沉，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而非沦为又一轮圈钱圈地的游戏。如今共同富裕成为从上到下关注的重点，过往的实践证明，那些大都市圈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共同富裕事业推进的力度与速度也都更加理想。
关于大都市圈重要性的共识，近两年来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如何进一步推进和优化大都市圈及其相关城市群的建设事业，则仍面临诸多现实的桎梏，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行政区划桎梏。行政区划桎梏导致的种种壁垒及其衍生出的种种协调与协同发展的不畅乃至梗阻，可谓历史痼疾了。
凡是历史痼疾，根源除了来自观念束缚，更多便是利益牵绊。在责备地方官员眼光和格局不够宽广、缺乏“成功不必在我”的胸怀之外，也要考虑到官员绩效考核以特定行政区划内GDP为基本考量的现实，而不能过多求全责备。事实上，种种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一直在推进当中，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诸多大都市圈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本身便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其中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生的一体化与分工协作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在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形势大格局下，人们希望在既有的成绩基础上，进一步破除妨碍大都市圈发展的桎梏，以期取得更好的协同发展效应，更好地发挥大都市圈的功能。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不少可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而这些努力本身当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新的动能与实践方向。
阻力比较小的方法当然是直面行政区划束缚，直接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也即通过核心大城市的扩围来打通相关壁垒和梗阻。通过行政层面管理半径和权责层级及范围的明晰，来解决各种统筹发展的问题。行政理顺则一顺百顺，这确实不失为一条捷径，近年来一些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扩围，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过这种扩围都发生在省级区划内部，也多以一个核心城市为强势主导，因此推进相对顺遂。如果涉及其他经济规模和体量都相对强势的“兄弟”城市，则行政整合的难度就比较大，各方也较为踯躅，再说也涉及管理能力半径的问题，即使大都市圈也并非越大越好。
相对而言，与跨省协调相比，一省内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之间的一体化发展比较容易协调。如果涉及跨省协调，碍于当前的行政体制，在诸多方面都几无措手之处。而恰恰在这些区域，如果协调得力，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红利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比如被坊间戏称为“徽京”的南京与周边安徽的马鞍山等诸多城市之间，湖北的武汉与河南的信阳之间，江苏的徐州与周边山东、河南、安徽诸多小县城之间，分别属于晋冀陕蒙的大同、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榆林之间，等等，都有着巨大的一体化发展的红利空间。
这其中有些可以大胆地通过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来加以实现，有些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规划、共同出资和利益共享，税收分享和GDP分成，社保医保的一体化结算等机制的建设来稳步推进。
总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一盘棋奔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方面，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以期取得更大的成绩，为加快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