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7日，昆明晋宁区附近，象群趴在地上睡觉。图/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张雄
6月20日凌晨3点，一声狗吠划破夜晚的宁静。
四周一片漆黑，一大团黑影在田间蠕动。云南省玉溪市大龙潭乡迭所村村民陈丽华站在公路边，寻找着天空中盘旋的无人机，确认了那团黑影所处的位置正是她家的玉米地。几分钟前，她接到一通电话，大象正在吃她家的玉米。
象群在玉米地里发出“唰唰唰”的声响，让陈丽华想起了小时候三四十人在地里低头割甘蔗的场景。她对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并不意外，就在前一天，大象刚刚吃完了山下的另一块玉米地。
那天晚上，大象距离村庄最近时仅有20多米，陈丽华和无法入睡的村民们在公路边守到了天亮。借着天光，她终于看清楚大象的身影，“像房子一样高”的大象正慢悠悠地走过玉米地、烤烟田，盘旋上山。
出现在这个偏避村落的象群，就是出走一年多的“断鼻家族”。
2020年3月，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出发北上，在途经普洱市时生下一头“象宝宝”，野象群数量增加到17头，之后其中的15头大象一路北上，直逼昆明。因象群中一头幼象鼻子受伤，这个象群被人们命名为“断鼻家族”。
抵达昆明前，象群已经在密林和公路之间行进了一年，它们翻越崇山、跨过河流，穿过橡胶林、踏进咖啡地。人们被这场前所未有的“壮举”震惊，研究大象的专家们无法完全判定象群为何一路往北，甚至多次尝试改变大象的行程，但未奏效。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亚洲现存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陆生脊椎动物，它们目前分布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个州市，数量仅约300头。
居住在云南省南北两端的人们，对于大象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对南边的人们来说，与象群接触不过是最为普遍的日常，村民们放下常备的防象栏，藏起粮食，严阵以待，普洱的一个村庄因为有村民被象踏死，紧急安装了防象灯。而北边的人们则是第一次见识到大象进村的神奇。正因此，“断鼻家族”所到之处，总是伴随浩浩荡荡的人群，一位70多岁的老人自驾微耕机驶了30公里山路，就为了看一眼大象。
以不同的时间维度来看，人类与大象之间，很难明确地分清“谁进谁退”。在科学家的研究里，数千年间大象从中国北方一步步退却至南方；而在过去数十年间，在云南生活的人们也一直在为大象让出农田、家园，甚至生命。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直以来，人类都在人象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闯入
事发两天后，陈丽华踩着大象在田间留下的脚印，第一次进入自己的玉米地。玉米杆成片成片地倒在地上，像被石磙一遍遍地碾压过。“我们在4月提前种了玉米，现在20多亩玉米刚刚成熟，大象就来了。”陈丽华说。
对于大象，陈丽华的心情复杂——“又喜欢又恨”，她说，“农民也要生活，但大象不吃农作物又没有吃的，要吃就给它吃点吧。”陈丽华喜欢大象可爱、通人性。一有空闲，她就会看无人机拍摄的大象视频，看着大象在水塘里洗澡的样子觉得“好可爱”。但是，她听着农户们抱怨庄稼被吃了，又觉得难过。
大象来到迭所村后，村民们栽种的玉米、芭蕉成为大象的“食物”，而农田里的塑料滴灌管则成了它们的“玩具”。
到现在为止，陈丽华还没有统计自己有多少亩地遭受损失。以前在山里种庄稼是“靠天吃饭”，她曾花了2000多元修了一个水窖来浇灌玉米地，改变了缺水的困境。但现在，面对大象，她毫无办法。
通常情况下，大象示人以温顺的形象。在西双版纳的野象谷，人们乐于与被驯化的大象亲密接触，比如花20元购买一盘黄瓜投喂，或者花100元体验骑象。但当野生象走出原始森林、走进人类聚居的村庄时，人们想尽一切方法试图阻挡大象的“入侵”。
“和动物园看到的不同，它烈。”迭所村书记方清富跟了大象数天，第一次听到群象叫时觉得“可怕”，但又惊叹于大象的团结。那天，他看着象群正在庄稼地里玩塑料滴灌管，一头象被缠住无法解开，发出“嗷嗷”的叫声，其余的三头大象上前帮忙却越拉越紧，也纷纷发出叫声。
2021年6月21日，象群进入了一个村庄的庄稼地，人们从十里八乡赶来看大象。摄影/《财经》记者 何香奕
但是方清富有时也觉得它们“温顺”。大象进村的那个晚上，他坐在自家三楼的房顶，看着三头大象慢慢走到铁门前，心里发慌，但是大象甩了下鼻子，就转身离去。“可能是因为没有闻到包谷味。”他猜测。
峨山彝族自治县大龙潭乡副乡长施明华也认为，大象很温顺。此前，“断鼻家族”出现在了大龙潭乡和易门县的交界处，他和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开始追“象”之旅。
施明华已经跟了大象十余天，在他的观察里，大象一般不会进村，除非饿急了才会来村里觅食。“它们一般不惹人，排成一排走，很整齐，一般领头是母象，小象在队伍中心。在玩耍和觅食的时候散开，也有两三头在周围警戒，有组织有纪律”。
施明华也和村民一样矛盾，“看着无人机里象群嬉戏打闹的场景很有趣，但见到大象破坏庄稼又生气。”
这个完全依托农业的乡镇，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4%以上，迭所村还曾是省级贫困村。农户们在海拔1400多米的山坡上开垦荒地，种下玉米、芭蕉、荷兰豆、烤烟，庄稼的丰收蕴含着农民一年的希望，如今却变成大象的“食堂”。
玉溪市政府发布了4月16日象群进入玉溪以来的损失。40天的时间里，象群在元江县、石屏县共肇事412起，直接破坏农作物达842亩，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近680万元。
为了避免“人象冲突”，施明华和政府工作人员沿着大象可能前往的村庄，一一疏散群众。“听说大象进家门，是因为院子里晒粮食，就提前让村民去二楼，粮食搬不动就不搬，靠近外面、房子不是很好的村民，就搬去房子好点的人家里住，目前还未统计损失，之后政府会统一赔偿。”
庆幸的是，这群大象进入玉溪市后未造成人员伤亡，反而是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喝酒醉倒、躺平睡觉的各种萌态。人们忽略大象预示着危险的庞大身躯，而是被它们扑扇的耳朵和灵活的鼻子吸引，将其称为“蠢萌”和“可爱”。
自从大象来到迭所村后，四面八方的人听到消息都赶来村里看大象。有人骑摩托车假扮农户潜入村庄，还有一辆昆明车牌的轿车掉下了公路，因为来看大象的车主忘记拉手刹。
比起跟踪大象，方清富更多的工作是劝返围观群众，“人们害怕又好奇，难得见一次（野生）大象，也能理解。”
但是，在迭所村以南400公里外的普洱市南屏镇大开河村，“害怕”更为理所当然。人们知道了当大象闯入人类的道路和房屋时，这种庞大生物造成的后果有时不仅是毁掉一片成熟的玉米地，还可能是一条人命。
2020年7月27日，“断鼻家族”经过与西双版纳接壤的大开河村时，李春祥的父亲在一个夜晚遭到大象袭击致死。但如今，李春祥对父亲的死不愿多说，只表示政府赔了60万元。
李春祥的家位于山腰处，他家附近的防象灯是父亲出事后紧急安装的。大开河村村民罗强告诉《财经》记者，他在这里生活了50年，以前只偶尔见一两头大象经过，村里也没有固定的监测员。
去年“断鼻家族”到来时，是村里第一次出现数量如此多的大象。象群在大开河村待了一个多月，罗强算是幸运，只损失了一株美人蕉，但他隔壁邻居的庄稼地被象群扫荡一空。
大开河村位于普洱市南屏镇最北边，群山相连，漫山遍野都是茶树、咖啡树。大象更爱待在一个叫“沙坝河”的地方。那里地处山谷，附近有河流，人口稀少，又有芭蕉和玉米，适宜大象生活。
象群来到沙坝河后，70多岁的马廷文就搬去了山外的亲戚家暂住。马廷文在走之前准备了酒、玉米面、盐，放在家门前的公路旁。但大象还是挤破了他家的木门，把房间里的枕头、被子，以及晾在门口的衣服，都拖到了公路上，好在他养在猪圈里的十多头猪安然无恙。
大象走后，大开河村最大的变化是安装了防象灯，而马廷文不再买颜色鲜艳的衣服，因为他感觉“大象不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
防象
“断鼻家族”前所未有的迁徙，使得它们经过的地方陷入紧张，为了防止大象进村，甚至进入城市，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象行动。
5月29日，云南省成立亚洲象群北迁安全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指挥调度亚洲象北迁沿线安全防范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派出专家赴当地商讨应对象群北迁的办法。
每一天，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都要投入100余辆渣土车、挖掘机、无人机、应急车辆，人们尝试用现代文明的产物阻断大象前进的方向，又用数吨食物试图引导大象向南，但又一次次证明大象是无法控制的。
《财经》记者在迭所村见证了一次“意外”。
6月19日，象群已经持续在迭所村附近的山林间活动了两日，专家们准备第二天一早勘探路线，引导大象南迁。晚上11点，在记者离开指挥部时，无人机的画面上，象群正沿着公路上三三两两地行走，监测人员称“还是在这两天的活动范围里移动”。等到第二天早上，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象又往北走了十几公里。
对于无人机监测小组，这样的“意外”已经司空见惯。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队长杨翔宇从5月27日开始监测大象。由于无人机在云南山区的监测直径只有2公里-3公里，监测分队有时追不上大象，一天甚至要转场三四次。
有时，监测分队也会和大象意外“相逢”。监测分队在玉溪进行转场时，队员们开着车和四五头大象迎头相遇，队员们赶紧熄火、关灯、保持静默，大象却顺着路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象在一个接一个山林里移动，杨翔宇和队员们就沿着山间小路一路跟踪。杨翔宇看着大象一路朝北，又在晋宁止步拐向西边，在他看来，“大象的方向很明确，沿着食物、山脉、河流行走，人们的行为只能在局部影响它们。”
从峨山县一路跟到昆明晋宁区，杨翔宇发现象群尽管有小范围移动，但大方向都朝着正北。
对于大象到达晋宁后转向，杨翔宇听专家说，是由于越往北海拔过高、天气越来越冷，食物也越来越少。6月7日，杨翔宇看到了象群全部趴在地上睡觉的画面，“专家说很少见，可能和天冷有关，抱团取暖”。
第一次见到这15头大象时，杨翔宇还只是觉得“可爱”。之前，他只在动物园和纪录片看过大象，他的手机里还存着自己第一天拍摄大象的视频，“拍着耳朵、摇着尾巴，很可爱，像小猪一样”。
“大象的智商超出了我的想象，它们每次行动时都是选择最优的路径，都会避免与人群接触。”在这一路上，杨翔宇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大象在到达峨山县城前，它们在山头上转了很久，看好地形后选择了两个山头最接近的地方，穿过高速公路后就掉头进山林。
另一次让杨翔宇吃惊是在象群通过玉溪大河时，他看着大象在南岸和西岸之间逗留了很长时间，最后选择了河道最狭窄的地方，走上了渣土机已经铺好的缓坡，“北侧是护洪大坝，经过硬化后对于大象很难走”。
看似笨重的大象，不仅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听觉、嗅觉极为灵敏。它们会高度精准地记住食物、水源和矿物质的位置，而且群体分工明显，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分工合作。
但是，人们对于大象的认知依旧有局限。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沈庆仲在观察“断鼻家族”中也在重新认知大象，“大象的意志很坚定，我们不想它往北，挡不住，它还是想去”。
沈庆仲对于象群爬坡的场景印象很深刻，这对于大象来说并不容易。陈明勇等人所著的《中国亚洲象研究》一书中指出，因亚洲象躯体庞大，腿膝弯曲较小，在坡面上顺坡行走或者直上直下都较困难。
从西双版纳到昆明，象群穿过不同的自然环境、自然气候，也在适应环境变化。“大象在方向的选择、判断上，都超过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沈庆仲感叹。
人类的确也会影响大象。先是体形，象群刚刚进峨山县时皮是“塌着的”，杨翔宇觉得现在大象的肚子很明显鼓起来了，还往外扩张。
这或许和人类的热情有关。人们很乐意大象的到来。杨翔宇告诉记者，象群还没到易门县，当地一个农户因为在农田里撒了农药，还特意提前收了庄稼，“害怕大象吃坏肚子”。
另一个可能是方向。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科科长周智韬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人为不加以干预，大象甚至可能会走到成都。
进退
在大众的印象里，亚洲象长期生活在西双版纳。很少有人了解，在与西双版纳接壤的普洱市，不仅有闻名中外的茶叶、咖啡，还活动着181头亚洲象。
《财经》记者从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992年，一头独象重返普洱市后，不断有新象群迁入。目前，已监测到有181头亚洲象活动于普洱市境内，约占中国亚洲象种群数量的61.78%。
周智韬告诉《财经》记者，“去年10月我出去培训两个月，出去之前才155头，回来就181头了”。
周智韬对大象迁移并不惊讶，“这是动物固有的基因，人也是这样，这地方不宜生存就去找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
的确，大象的迁移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学者们的研究中，3000多年前，亚洲象在中国黄河下游一带均有分布，随着气候逐渐变冷，亚洲象不断向温暖的南方迁移。
显然，人类的活动也影响着大象。西双版纳保护区管护局科研所高级工程师郭贤明在论文中提到，人口压力过大、森林资源遭破坏和随意捕杀，也是使得大象一直往南方退缩的原因。
数千年后，大象再度北上，人们对于背后的原因议论纷纷。有专家称是因为太阳的异常活动诱发的地磁暴以某种方式激活了大象的迁徙本能；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兆录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大象的行为视为“悲剧”，“自然界中，没有一个物种想毅然决然地离开故土。”
目前为止，最广为认可的观点是，在亚洲象的家园——西双版纳——此次“断鼻家族”北迁的出发地，大象数量已经超出原有栖息地的承载力，橡胶与茶园的扩张严重挤占大象们栖息地，迫使它们寻找新的家园。
北师大王宏新团队研究指出，1975年-2014年，亚洲象分布区的天然林面积从69.31％减少到57.81％，农田面积从21.13％减少到6.45％；相比之下，橡胶林和茶园面积分别扩大23.4倍和2.5倍。快速扩张的农业导致灌木、竹阔混交林覆盖的平整山谷，以及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脚等亚洲象适宜栖息地急剧减少，当前面积已不足1975年的三分之一。
橡胶树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树种，喜高温、湿润之地，生长适宜温度为23℃-32℃，耐热不耐寒，要求年平均降水量1150毫米-2500毫米。西双版纳是全国少数几个适宜橡胶种植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橡胶垦殖和产业建设活动。
如今，从西双版纳景洪市大渡岗乡香烟箐村望出去，目之所及都是挺拔向上的橡胶树。香烟箐村村民马平告诉《财经》记者，从记事起，村里就在栽种橡胶林。“每年的6月到11月，人们带着刀和碗上山割橡胶树，装满一个又一个大碗，然后就可以卖去加工厂换钱。”
西双版纳香烟箐村村口修筑的防护栏。摄影/《财经》记者 何香奕
以前，村民们也会在山坡上种植玉米、稻谷，但每年出现的大象都会“抢收”。“一年最少100天都看得到大象，”马平说，自家十年前开始就不种玉米了。马平家的3000棵橡胶树，在去年换来了2万多元的收入。
六年前，香烟箐村从自然保护区的边缘搬到了山脚下，距离野象谷5公里。现在的村落是中国首个亚洲象防护栏试点村寨，碗口粗的钢管焊接成2.2米高的防象栏，800米的绿色“围墙”阻挡了亚洲象的“入侵”。
香烟箐村的村民和大象相处数十年后，从某种程度来说，达成了“和解”。如今，许多村民在野象谷工作，做厨师、监测员等等，村里还修建了农家乐，接待参观野象谷的游客。
马平的父亲仍然难以和大象“和解”。香烟菁村搬迁前，他饱受“大象之害”。“以前好不容易在坡上种点玉米，每年都颗粒无收，当时赔偿又少。”
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大象走进村庄、走上马路，不仅仅是因为农田里香甜可口的玉米，还有香烟箐村周围的山林中，他们种下的漫山遍野的橡胶林。
共处
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种下一切可以换来温饱和脱离贫困的作物，橡胶树代替其他的树种在原始森林里野蛮生长，大象一步步走出保护区，走进人类的农地和家园。
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中写道，气候变冷只是数千年前大象南迁的部分原因，“最明显的解释是，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可以说，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反过来即是人类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这表明，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
数千年后，在大象常年出没的普洱市六顺镇南邦河村，人们一直在寻找和大象共处的方法。
只是这一次，象进人退，人类看似“败下阵来”。不少南邦河村勐主寨小组的村民很早就希望可以搬出去，甚至没有了修缮房屋的意愿。
村民们每日提防着大象，今天在这里出没，明天又从另一个地方出现。忧心忡忡的人们设置了防象栏、铁丝网，但大象依旧在村旁的公路上出没，频繁闯入村民家偷吃。在这里，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不是用“狼来了”，而是“大象来了”。
南邦河村勐主寨小组的大象监测员杨忠平告诉《财经》记者，20年前，第一次有大象出现在了这里。大概从2006年起，每年都会有大象来，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2020年是杨忠平监测到大象最多的年份，多达51头。“大象大都从和南邦河村接壤的西双版纳景纳乡过来，走过来又走回去。”杨忠平总结规律，这几年大象每年几乎都是7月来，群象大概次年3月走，独象一般4月走。
2016年开始，大象频繁进入村寨。起初，村子监测大象的到来常常靠狗。一旦听到狗叫，村里的喇叭就会喊着“大象来了”，整村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一起。“每家每户拿个手电筒，看看大象走到哪，等大象离村子远了再回家。”
杨忠平在2018年当上大象监测员。起因是2018年的一天早上，一头独象进入了他所在的南邦河村勐主寨小组的村民家里，从房间里拖出了两包玉米面。当时房间里还有两位90多岁的老人。事发后，杨忠平在村民的推荐下成为了大象监测员。
南邦河村勐主寨小组位于普洱市六顺镇的大山深处，村里仅有20多户人家。村民主要收入来源靠烤烟、咖啡，有的家庭仅靠采山上野菜和菌子换取收入。
南邦河村勐主寨的村民们几乎每家都有20多亩地。“（庄稼）每年都被吃光。大象一来，什么都没了，庄稼、房子都没了。”杨忠平家如今只剩下了10亩地，除了咖啡、茶叶什么都不种了。
深受其害的不只是活着的人，还有村民们葬在山头的先人坟墓。杨忠平告诉记者，南邦河村有三座坟墓每年都会被大象踩踏，过后，人们再花钱重新修坟，再立上石碑。
人们想尽办法守护家园。村子里设置了防象灯、红外相机，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安装了防象栏、铁丝网，修建了中国首座亚洲象监测塔。
“大象是挡不住的，”这是杨忠平得出的结论，“防象栏、铁丝网的作用就是制造动静，给人逃跑的时间。”
杨忠平见到好几次这样的场景。尽管防象栏上挂着缠满刀片的铁丝网，但大象总会找到空隙精准地踏过去。
大象也渐渐不再畏惧灯光、声响，人们最终还是选择让出了土地。2018年，当地林草部门规划了4000余亩大象食物源基地，租用村民们的土地建设了“大象食堂”，根据季节种植亚洲象喜欢吃的食物。
“现在村民大多都给食物园打工，种芭蕉、玉米，每天110元。”杨忠平告诉记者，现在村民没有以前那么讨厌大象，村里有两头常来的大象，大家还给它们取了名字，一头叫“断牙”，一头因为皮黑叫“小黑皮”。“只要不伤人，很多人还是喜欢大象的。”
南邦河村的常客，左边是“断牙”，右边是“小黑皮”。图/ 杨忠平
另一方面，普洱当地不断提高的补偿标准也在缓解“人象矛盾”。根据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数据，自2011年起，普洱市在思茅区、澜沧县开展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试点，2012年将全市10县（区）纳入保险范围。2011年-2020年，共计投入保费1.3亿元，理赔补偿1.31亿元，受益农户9.47万户次，其中，亚洲象肇事损失补偿9446.49万元，约占总损失补偿的75.47%。
周智韬告诉《财经》记者，普洱市野生动物肇事赔付标准在全省位居前列，保费也是在逐年增加。“我们2011年才买了198万元保险，2012年就买了550万凶，2020年全市理赔2715万元，其中亚洲象肇事1604.6万元。”
“普洱是农业大市，还是多民族居住，农作物种类丰富，种的玉米、芭蕉、甘蔗都是大象喜欢吃的。”周智韬还发现，大象的繁衍速度也加快，“可能因为吃的都是精细化粮食”。
根据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提供的数据，象群迁入普洱至今，分布区域已涉及7个县区、31个乡镇、138个自然村，这些区域内生活着13.49万户，共计47.32万人。
为了缓解“人象矛盾”，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聘请护林员，村民做监测员、观察员；在学校、村寨开展亚洲象保护与安防宣教活动；扩宽乡村道路中弯急、路窄、林密处路段；建立安全防护围栏和围墙，搭建防象高塔、防象亭，种植防象林、挖设防象沟等等。
“现在，大象长期活动的村寨已经形成了模式。粮食一般都放在二楼，大象来了就不干活，村民也不在房前屋后种玉米。”在周智韬看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监测预警和保险赔偿。
但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没钱”。普洱市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是找人免费帮忙做的，5000元一个的防象灯无法普遍使用，就用树干、树枝、钢管架起节能灯代替。
“2000多万元的保费，省里出1400万元，市里出440万元，县上出300万元，都是凑出来的。”周智韬之前本打算在象群常活动的区域安装18个探头，“当时只交了一年费用，后来没有申请到钱就维持不了，只能用有限的钱解决关键的问题。”
周智韬三四年前发现了大象出现北移趋势。在他看来，目前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修建亚洲象国家公园，让大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从2016年开始，他产生了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的想法。
“大象食物园基地其实是前期工程。目前已经做了总体性的概念规划，实施方案也在做，应该今年底开始建设。”周智韬说。
在周智韬告诉记者的规划里，亚洲象国家公园将建在普洱市六顺镇，占地20万亩左右，有山水、农田、草地，会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地点产出不同的食物，满足大象的需求，凤凰树、木棉树等形成的生物隔离带将替换钢管水泥隔离带，用密密麻麻的树木将人和大象隔离。村民们也可以成为护象员，“以后让人们在野外看到真正的大象”。
在西双版纳的路边，随处可见大象的雕塑，有时是威严肃穆的白象，有时是穿着民族服装憨态可掬的小象。
人们一直以来赋予了大象太多想象，包括这群北迁的象群。有人说，它们代表着“温和的力量”。昆明一位司机说“假如大象会唱歌，那它们一定唱‘最后的莫西干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丽华、罗强、马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