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或许不会只是一场短暂的暴雨，而更像是初秋落下的第一片叶子。在未来漫长而又充满不确定的时光里，个体甚至社会该如何锻造一副充满韧性的铠甲？”
为应对疫情，主要经济体推出空前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全球亦弥漫着通胀的阴影。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让新科技革命不仅带来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更使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
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求确定性？如何提升城市的高韧性？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周园携团队完成的《高韧性社会》一书受到关注，构建高韧性社会也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对此，《财经》记者近日采访了BCG公共部门和基础设施专项业务亚太区负责人周园。
如何理解高韧性社会
《财经》：怎么理解高韧性？什么是高韧性社会？
周园：“高韧性”指我们个人、企业、组织、城市、政府和国家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危机的冲击下， 能够积极地去预防，抵御、适应、恢复，并有更好地向下一个阶段进化的能力。高韧性社会就是政府在面对大型传染病、气候灾害、经济危机等重大危机冲击时，能够预防、抵御、适应、恢复以及更好地向前发展和演进的社会和政府。社会的“高韧性”体现于五个阶段的八项能力：一是在“危机识别”阶段能够“提早预警”的能力，需要通过沙盘推演和复盘反思建立一个系统性扫描和预警机制。二是需要在“快速反应”阶段做到敏捷反应、指挥协作和动员沟通，在科学决策和协作配合中发动基层，进行透明沟通。三要建立后备体系在“抗压恢复”阶段做到“分散缓冲”，从而防止系统性崩溃。四是在“变化创新”阶段培养“多元包容“与”融合创新”的能力，探索新技术、新模式。五是具有“平衡致远“的能力，加强前瞻性思维，布局未来。
《财经》：为什么当下要提出“高韧性社会”的概念？
周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十几年，已经有很多企业在关注世界更加不确定的问题，无论是全球性的传染疾病，还是气候灾害，经济下行，地缘政治动荡，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等等，对企业来说都充满不确定性。同时企业也正面临根本性的技术变革，即数字化带来的冲击。以前部分行业100多年都没有太多改变,现在，哪怕传统的行业，就像建筑业都受到了技术的冲击。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断交融，数字化等先进技术与实体资产紧密结合，导致传统的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发生改变，传统企业的护城河几乎一夜间消失。
所以，我们亟待建立高韧性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首先具备预警预防能力，能够对大趋势提前预测，能够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争取宝贵时间，在危机过程中能够很快制订作战计划，快速恢复生产。进一步说，就是能够捕捉 “危后有机”的能力，即在每一次危机之中，一个城市或一家企业都可以向下一个阶段进化升级，这是高韧性的一种体现。
新冠疫情让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只是局限在企业层面，而是扩展到更大的社会、城市和国家范畴，甚至我们微观个体。身处震荡期，我们提出了“高韧性社会”的概念。
《财经》：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并存，各类风险交织，只有构建具有韧性的社会系统才能筑起社会秩序稳定的屏障？
周园：对，划时代的变革在底层快速演进。一方面，全球从以前的经济形态进入到数字经济时期，数字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以前商业互联网或者是消费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整个产业格局；另一个底层驱动力就是中西方经济格局的改变。以前欧美20%的人口大概占全球80%的消费，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从不到20%可能占比50%，这是世界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些国家对格局改变感觉不适应。
疫情周期性循环，以前大约30年发生一次，近时期几乎是每七年到五年发生一次，我相信频度还会加密。加之人类城镇化进程也在加速，以前的城镇化绝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是60%，全球未来二三十年绝大部分城镇化率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一个重大改变，城里人数超过村里人，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交通工具的便利带来传播的加速，疫情周期性往复的频率提速。
《财经》：多重风险的叠加，也使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课题。
周园：以前中国一直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但是疫情之后，从国家到城市到企业和个人，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以前我们一直在春光明媚、夏日繁华的日子里成长，现在我们要学会如何过秋，如何过冬，如何在春夏秋冬循环加速转换中保持稳态。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这么大的市场很多国家舍不得放弃，中国还是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大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打造高韧性社会新范式
《财经》：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计算机技术的量子化、高能化，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数字化。科技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引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常常有“失速感”，怎么看技术进步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
周园：是的。互联网到底对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有多大提高？实际上有待商榷。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贫富分化，把大量的资源聚集到了少量巨头那里。无论购物也好，视频也好，只帮助一部分人消磨了时间，但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说有多大好处？使人民更加有幸福感了吗？
我觉得不要因为新，就一味高看。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应该使人民更幸福，国家更富强，社会更稳定。如果商业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转移，才会对社会生产率有提升。像美国硅谷，一方面造就了很多亿万富翁，但是大街上仍有不少无家可归者，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引以为戒。美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没有保护好中产阶级和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任由少数利益阶层获得更多财富机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
一个真正运转良好的国家或者社会，应该能够提前去重新分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有一定有效的干预。中国的减贫工作，包括发达城市对中西部城市帮扶，企业社会责任，限制演员高薪，等等，导向都正确。
《财经》：但干预应是适度的。
周园：这个肯定要有平衡，干预太多，会对社会创造力、生产力带来损害，要容忍一定的差异。要有一些有效的平衡手段，比如反垄断立法等，垄断最后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只有少数人得利，绝大部分受损。
《财经》：为什么每次遇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人们表现出来的仍是后知后觉？怎么才能提高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
周园：危机周期性来临一般最快七年，有的十几年，有的是20年，往往超过了一个企业，一届领导人的任期，周期不匹配。我们认为管理的周期短于实际危机的周期，所以在每一个周期中其实有不同的要点，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是处在一个周期中，而是多个周期重叠，不能说我等七八年没事了，所以企业或城市一定要有八种能力：预警能力、敏捷响应、指挥协作、动员沟通、分散缓冲、多元包容、融合创新、平衡致远。
另外，每一次危机也是一个很好的短板暴露时机，这个过程要有复盘——怎么样把短板补起来，企业也好，社会也好，城市也好，如果不去复盘，下次还会惊慌失措。
《财经》：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与高韧性社会建设的关系？
周园：高质量发展就是从以前完全追求速度变成速度和质量兼顾，包括公平和效率兼顾，高质量与创新含金量兼顾。我认为高质量发展和高韧性发展密切相关，没有高韧性绝对谈不上高质量，阳光灿烂的时候，高质量；大雨倾盆的时候还能高质量，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在未来保持高质量发展，韧性是一个关键环节。
《财经》：一个高韧性社会的韧性治理，需要中介组织。目前中国的中介组织，包括一些NGO的话语权，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能力，以及政府出资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能力都亟待提升。
周园：这是中国跟西方不同的一点，在西方非营利组织的能量很大，是西方软实力的一部分，而中国非盈利机构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而且我认为不见得一定走西方的套路，一方面，政府知道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另一方面，现在社会的参与度变强了，90后、00后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有许多通道可以直达民意，包括像北京12345渠道等等，互联网已经搭建了很好的桥梁，或许不一定有一个实体化的非营利组织。
科技手段其实给了决策层一个千里眼、顺风耳，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拿到，关键是政府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愿意倾听，为人民服务肯定要知道人民的痛点在什么地方。
现在我看到很多政府项目，制定的一些政策，比较一厢情愿，比如部门会拿出几十条政策，过程中并没有听取企业的意见，政策出台基本上没什么好用的，政府费劲，企业迷惑，企业要把政策搞清楚，还要专门雇一个团队去研究。另外，打通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政府的流程管理做大的改革都很必要。
高韧性城市的特质是什么
《财经》：如何认定一座城市是高韧性的？
周园：一座高韧性城市应该做到预防、吸收、适应、恢复以及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冲击，并且能够有效地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高韧性的城市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环境承载力就是环境的一种韧性。一个城市应该是多中心的，经济有不同产业搭配支撑。我们看到很多单一经济的城市，很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冲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底特律。城市主要依赖于汽车产业，最后成为产业的“锈带”。所以我们一般给城市做产业规划的时候，主张最少有三个主导产业，三个主导产业还不能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不同的产业周期不一样，受冲击也不一样，当一个产业受到冲击，另外一个产业是不是补得上，就像你是三脚猫，哪怕断了一只，还有两个脚可以站起来。否则，危机以来，整个城市就沉没了，进入负面循环很难捞出来了。
《财经》：您认为中国最有韧性的城市是哪几个？
周园：我没有系统地去打分，但是这次疫情中，中国的很多城市表现不错。武汉初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后来在社会动员，民众参与，火神山雷神山建设速度，包括像武钢等企业一直没有停产，经济恢复非常快等方面都不错。另外，北京在疫情之前就布局了数字化城市，已经把大数据的底层拉通了，所以疫情后很快推出健康宝，有效地做了预防。几次疫情小爆发，化解得非常快。这就是城市的韧性。再比如深圳，用大数据方式把各个药店联系起来，一个民众买什么药，立马就能跟踪风险，这种大数据的分析采集能力，也是一个亮点。
《财经》：您怎么看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对高韧性社会的作用。
周园：一个现实问题是，以前是手工制造业，当工人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怎么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进行制造模块组装，这是制造业的一个趋势，我相信中国的产业互联网在未来的三五年将有很大提升，产业互联网肯定会大大提升生产效率，这跟商业消费互联网不一样。我们在全球做了很多智慧城市的案例，发现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技术就像锤子，拿着锤子不能看什么都像钉子。在斯德哥尔摩，我们调研发现，数字化解决方案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最新技术只占整体的10%，大约20%属于底层技术，还有70%是城市的管理流程。
我们发现，以前效率低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多个部门交叉管理，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这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通病。智慧城市的威力一定要在数据打通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但行政部门之间的数据有很多壁垒，如果不去打通这些数据壁垒，技术无法发挥应有的效果。
《财经》：如何建立跨区域的城市联动机制，统筹协调区域内资源配置，增强城市群协同抗击风险的空间韧性？
周园：其实一个特别大的趋势，就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很多产业竞争基本上都是在一些大城市发生，但是城市本身的空间有限，一个城市一旦过度发展，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城市病”，而城市圈就是把一个城市的战略纵深拉长。
首先，在一个城市圈里面可以进行分工合作。一个好的城市圈分工有差异，城市圈之间城市交通和连接非常便利，产业定位有所分工，机制之间也顺畅，比如，美国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圈、加州城市圈，日本几大城市圈的产业链分工做的相当不错，国内的长三角一体化做的也不错。
其次，城市群之间连接最大的一点是体制机制，在协同方面各个城市之间有动力让出自己的部分，投资基础设施并不难，难就难在政治机制体制改革这一块。
《财经》：其实一个高韧性社会，必须有一个文化基础，比如说佛教文化，儒教文化，其实对社会减震和韧性社会的提升很有帮助。
周圆：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环境是一个西方崇拜的环境，像我们这代人到美国之后会梦醒，以前出于反思，对自己的文化批判的很厉害，所以把好的坏的都拒绝了。
但实际上，这次疫情爆发显示中国儒教文化的底力，中国的民族性在这次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在全球各地演讲，介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说学不了，认为要求大家呆在家里，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这是限制人的自由，但是中国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牺牲自己的自由，是为了团体的自由”，集体利益高于个人，这是文化的必然性。同时，中国的传统是把政府放在一个比较权威的位置，当然反过来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值也很高，所以中国政府是无限责任，中国人觉得任何事发生都需要政府兜着，我给了你无限的信任，你也有无限的责任。这一点不能说绝对的好与坏，它确实是独特的民族性。
儒教和佛教已经塑造了民族的个性和记忆，几千年下来，形成了一种适合自身的一条道路，无论是儒教和佛教，中国的文化、宗教都比较包容，它强调的是文化融合。我希望这种包容性文化可以让整个世界更美好，这种文化应该有所提炼和总结，使它成为世界性的，造福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