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宏观审慎政策，带动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的弱势复苏。
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介绍2021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据发布会通报，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比一季度回落5.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3%，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二季度增长7.9%，两年平均增长5.5%。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李伟对《财经》记者判断，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基本走出了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前IMF等国际组织预测中国今年的GDP增速会超过8%，现在看来达成这一目标应该问题不大，关键在于明后年的增速情况。
“在经历了去年的疫情冲击后，今年世界各国普遍都出现了一定的经济增速反弹的现象，例如美国2020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为-4.8%，而今年同期大涨至6.4%。但即使考虑到这些现象，中国的增长状况依然是亮眼的。”李伟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赵福昌对《财经》记者分析，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较一季度回落5.6个百分点基本符合预期，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最严重，基数比较低，所以今年一季度能达到18.3%的增速。而去年二季度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基数因素弱化，因此今年二季度增速也会偏低一些。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宏观经济已经开启常态化进程，进入全面复苏的关键期。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决定了趋势性回归力量，在基数效应下呈现出较高的同比增速、表面上“前高后低”、实际上“前低后高”的基本走势。
此前，IMF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从8.1%提高到8.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今年GDP增速为8.4%，较年初预期提升了0.3个百分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尹志超告诉《财经》记者，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较高，二季度延续了高速增长态势，但增速有所下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虽然出口数据较好，但是消费恢复缓慢，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仍然存在。
对于宏观经济未来的政策取向，有观点提出，当前广义财政政策是否已经过紧？
“相比于去年宽松的财政政策，今年的财政政策有所收紧。考虑到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整个广义财政的紧缩比较明显，尤其是今年1月-5月的财政支出同比增速创下了多年来的新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向《财经》记者表示，“虽然现在的宏观经济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是微观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压力比较大。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而财政政策能够量体裁衣，给民营中小企业提供直接的补贴，在这方面要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
因此，张明建议，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可以考虑通过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通过扩张财政来进行结构性的转移支付，为比较脆弱的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提供直接的补贴等支持政策。同时，央行保持流动性充裕和无风险利率处于低位，让政府能够以比较低的利率发债融资，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出口高增长，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复苏偏慢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处在稳中向好的恢复阶段，二季度的GDP增长7.9%，略低于市场预期。两年平均GDP增长5.3%，但是从历史趋势水平看，仍然低于疫情前的潜在增速。
当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呈现出亮点和隐忧并存的态势。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9%，连续16个月高于临界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7.9%。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5.0%、69.8%、48.1%，两年平均增速均超过30%。
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4%，比上年同期上升4.0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9%，比上年同期上升6.8个百分点。“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5%就是一个不错的水平，工业生产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赵福昌表示，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结构性问题仍然需要注意。
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延续弱势修复态势。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9.2%，两年平均增长2.0%，比1月-5月加快1.4个百分点。可见一方面，外需旺盛、出口增长助推制造业投资的改善，而在硬币的另一面，消费复苏放缓、上游成本攀升、环保标准提升等因素，对制造业投资形成了制约。
分产业看，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8402亿元，同比增长7.8%，两年平均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207154亿元，同比增长14.8%，两年平均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296611亿元，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告诉《财经》记者，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快，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韧性。202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6053亿元，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增加值172759亿元，下降1.9%；第三产业增加值257802亿元，下降1.6%。在去年疫情期间，第二产业受损最为严重。
消费方面，自疫情发生以来，经济修复一直存在生产端好于消费的现象。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元，同比增长23.0%，两年平均增速为4.4%。赵福昌认为，尽管消费端在恢复，但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全国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12.1%，两年平均增长7.2%，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两年平均5.2%，低于经济增速，但还在正常区间范围内。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已经完成全年目标63.5％。既然就业与收入数据均有所回暖，为何消费端恢复水平略显滞后？
赵福昌解读，收入总量增速只是影响消费的一个因素，背后还有收入结构问题，但这不是单看一个时点的数据就能解决，还涉及到收入公平分配方面。一方面，低收入群体要有钱消费，这就要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就业和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才能保障他们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扩大高收入群体需求，这就要从供给端提升层次，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局面，通过消费升级扩大消费。目前，服务业消费的疫情影响仍未彻底消除，类似电影的娱乐产业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此外，高房价也是近几年家庭杠杆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可能会对消费带来影响。
渣打银行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李炜在采访中告诉《财经》记者，当前消费偏弱主要与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有关，而制造业投资取决于市场主体对于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判断。目前来看，大中型企业的贷款资金需求不是很强烈，中小微企业则需要进一步的资金支持。近期，央行全面降准，有利于下调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PPI与CPI高位，剪刀差或将拖累中下游企业
据发布会通报，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一季度同比持平。其中，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5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4%。上半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4%。
总体来看，上半年数据依然延续了一季度“CPI微涨而PPI涨幅较大”的趋势。其中，CPI价格中肉菜价格下行幅度较大，非食品价格上行拉升效果有限。从CPI细分项来看，猪肉价格仍是主要拖累。大公国际技术研究部认为，一方面，夏季需求进入淡季，另一方面，产能持续恢复，肥猪集中出栏供应充足。除猪肉价格之外，蔬菜迎来供给旺季，同比涨幅回落也对CPI构成拖累。
而非食品价格方面，受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居住和交通大类价格增速提升，其中交通运输燃料价格涨幅最大，同比上涨23.6%。服务业价格持续改善，受零星疫情散发影响，飞机票、宾馆住宿、旅游和交通工具租赁费价格均有下降。
赵福昌分析称，今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对于产业链上游的企业来说是好的，如果能传到终端由消费者承担，对中下游企业影响也不大。但目前的情况是，CPI涨幅较小，前端产品成本提价未能转嫁到消费价格上，因此，大部分提价成本都分摊在了产业链上，相当一部分企业将面临压力。
怎样看待CPI和PPI接下来的走势？
尹志超预计，猪肉价格在中国的CPI中占比较大，而农业生产的周期长，下半年CPI可能会略微上扬，而PPI可能维持在高位，也可能有所下行。
李炜对《财经》表示，中国目前的CPI同比增速非常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CPI的同比增速很低，但PPI的同比增速有些偏高，6月的数据为8.8%，这种局面意味着我们在生产端面对着不小的价格上升压力，由于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激烈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涨价的压力并未直接传导到下游。假如不能遏制生产端的价格上升压力，那么消费品领域涨价是迟早的事情。
根据长江商学院6月企业经营状况指数调查，消费品价格前瞻指数和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分别为64.3和59.5。指数越高，代表未来价格上升越厉害，50是分水岭，50以上是上升，50以下是下滑，这两个指数目前都很高，这意味着中国潜在的通胀压力还是不小。
杨志勇表示，尽管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好，但中国下半年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不少挑战。首先是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只要某一方面出现问题，经济就会受到影响。但也有积极的方面，一是国内疫情防控有经验，二是我们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很多东西可以自己把控。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在强调高质量新发展模式的前提下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寻找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保就业、保市场活力，都是接下来要应对的挑战。
下半年宏观政策加力，有望助推复苏高预期
上半年的中国出口数据表现突出，带动国内经济复苏。随着新冠疫苗全面铺开，如果下半年国际经济恢复，出口是否会有所降低？
赵福昌预计，如果国外达到群体免疫，对中国进出口会有影响，但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国外可能对中国生产依赖度降低；另一方面，如果国外经济恢复，正常需求也可能增加，不见得是一个绝对的好与坏的概念。而国际环境的外部变化也将提供新的不确定性，例如贸易摩擦。
除去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外，赵福昌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需要注意。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恢复势头较疫情前水平仍较低。投资中，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高，制造业、民间投资低；新经济领域投资高，传统领域投资低。消费方面，还要继续考虑收入分配的问题。
在财政政策领域，对于当前的财政政策是否偏紧，多位受访专家的看法并不一致。
由于今年上半年财政赤字处在盈余状态，尚未达到预算的赤字规模，下半年，财政政策仍有进一步发力空间。李炜认为，应当加大财政支出和政策执行力度，尽快开工执行基建投资项目，通过减税降费给企业更多的优惠，尽快把年初的财政预算执行到位。
尹志超告诉《财经》记者，虽然今年上半年财政政策启动较慢，这可能是由于出口形势较好，政府担忧经济过热所导致。预计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恢复，今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放缓，财政支出有望加大力度。
李伟则认为，关于财政政策偏紧的说法可能不太适合，假如再让财政政策进一步宽松，今年的增速更好看，但这就减少了明后年刺激经济增长的武器。“目前，财政上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债务的总额很高，偿债压力很大，自从之前河南出现债务违约之后，市场已经不太相信地方债，刚性兑付的打破对中国经济长远是件好事，但短期会让地方政府更难发展，发债成本更高。所以现在中央政府要降准，帮助地方政府发债，压低其发行利率。”
多位专家建议，下一步，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还是主要集中在民营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是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应当逐步建立起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财政补助资金直达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现如今，通过现代化的纳税系统等高科技手段，政府已经有能力逐步实现这样的政策效果。
尹志超表示，为什么疫情后美国经济恢复得比较快？这就与美国政府对于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救济密切相关。“根据我们的调研，中国每年有大约40%的家庭一年的收入小于支出，面临着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而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反而是最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建立有效的直达机制，给这些家庭提供财政补助，将有助于中国消费的恢复性增长。”
未来，如何更好地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相配合？李伟表示，现在中国财政上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债务压力太大，这限制了财政政策的发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挥货币政策的能力，去帮助财政政策。但货币政策长期受汇率政策的干扰太大，假如中国可以实行市场化的汇率政策，那么货币政策就可以解放出来。中国完全可以在美联储加息的时候降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操作货币政策。
“要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除了降准这样的全面性政策之外，最关键的就是改革金融体制。最关键的就是消除金融机构的垄断，让金融机构竞争起来，最终让大企业走向债券市场，让银行去服务于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只有这样才能理顺金融体系，才能真正的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李伟说。
